媒體 識 讀 範例

【2011年4月7日發表】這學年起，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新增「媒體識讀」單元。我受邀為三民書局版教科書撰寫課文。這是很特別的寫作經驗，既要符合教育部審定的課程綱要，也希望闡述自己的觀點，短短一萬多字，從撰寫初稿、出版社審查到教育部審查，來來回回修改近半年才定稿；過程雖然辛苦，但三民編輯和審查委員指出我許多盲點，讓我學到很多。

我將定稿前最後一版的內文貼在這裡，這個版本和最後出版的內容稍有不同。一來，部分文字和案例未依審查意見修改，仍維持我原稿寫法；二來，這是陽春的文字版，沒有三民編輯協助編製的精美圖表、照片，以及「小百科」、「有此一說」、「腦力激盪」等輔助學習方塊。

以下是我草擬的「媒體識讀」課文：

課前引言

二○○七年，有家報紙報導街友（流浪街頭的貧窮朋友）靠舉廣告牌維生，日薪只有三百元，街友看了非常氣憤，因為實際是八百元，他們擔心廣告商看了報導會趁機壓低薪資。為了糾正錯誤、維護權益，街友在社工協助下成立《漂泊新聞網》部落格，自己採訪、拍攝、播報影音新聞「街友舉牌實錄」來說明真相，結果廣受矚目，網友爭相點閱，連公共電視都轉播這則新聞，街友的心聲終於被社會大眾聽見。

街友的故事，帶給你甚麼啟示？你常接觸哪些媒體？你覺得媒體講出真相了嗎？你知道媒體資訊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嗎？你想不想動手打造自己的媒體？

壹、媒體、資訊與閱聽人

一、傳播權利與媒體自由

（一）傳播權利

媒體，又稱傳播媒體，是人們用來傳送資訊給其他人的工具。媒體的形態多樣，包括：印刷媒體（如報紙、雜誌、書籍、傳單）、電子媒體（如電視、廣播、電影）、網路媒體（如部落格、電子報、BBS）；藝術形式（如劇場、唱片、影片）等等。媒體傳送的資訊，則包括事實的陳述（如新聞報導）、意見的表達（如報紙社論）、藝術的創作（如戲劇）等等。

使用媒體來傳播資訊，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早在一九四八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就指出「人人有權享受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也明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換言之，公民不僅是有權接收資訊的閱聽人，同時也是有權生產和發送訊息的傳播者。人們擁有的傳播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採訪自由（尋求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知的權利（接受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創辦媒體、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這不僅是媒體擁有者的權利，更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二）媒體自由

然而，採訪、生產和傳送資訊需要時間和專業技能，創辦媒體，尤其是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更需要鉅額資金，很少人有足夠的時間、技能、財力來做；公眾只好委託大眾媒體，賦予它們充分的言論、採訪和出版自由，期許它們提供正確、豐富、有用的資訊來滿足人們知的權利。

媒體自由是民主價值的表現，大眾媒體必須不受政府干預地採訪消息、報導新聞、評論時事，而且不會因為揭露弊端、臧否人物、批判政策而受懲罰，才能暢所欲言，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的獨立地、可信地、準確地、多元地、切合需求地資訊 ，幫助人們對公共政策、對政治人物做出最明智的評判和選擇。

（三）第四權

自由的媒體能夠成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以獨立超然的非官方身份，揭露真相、評論時事，幫助公眾了解時政，進而引導輿論、監督政府，防止行政、立法、司法的濫權和偏誤。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在競選連任時，企圖竊聽對手機密，《華盛頓郵報》記者挺身揭露，經過兩年多的奮戰，終於迫使尼克森辭職，就是「第四權」的高度展現。

二、媒體的公共角色

大眾媒體要滿足公民知的權利、發揮「第四權」功能，就要積極扮演好報導事實、評論曲直、設定議題、促進討論、凝聚共識和形成輿論的角色。

（一）報導事實

大眾媒體針對具有新聞價值、攸關國計民生的事件，如經濟是否衰退、官員是否貪腐，要深入採訪、嚴謹查證、詳實報導，既不能掩蓋真相、也不能道聽塗說、更不能虛偽作假。要做到這些，需要專業，也需要勇氣，因為揭露真相常常會得罪有權有勢者，因而遭到報復甚至殺害，國際新聞自由協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調查發現，二○○八年全球有六十六個記者為了報導事實而殉職，台灣也曾有記者為了揭發弊案而遭黑道出身的政治人物恐嚇、毆打。

（二）評論曲直

大眾媒體不僅要報導事件的來龍去脈，更要剖析利弊得失、論斷是非曲直。例如：兩岸大三通對台灣有何好處、有何風險？執政黨的政策、在野黨的主張誰是誰非？不同的媒體對同一件事可能做出不同的評論，這是多元社會的自然現象，但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扭曲原意、顛倒是非。

（三）設定議題

大眾媒體拋出的議題，很容易成為社會大眾關注、討論的焦點，例如二○○八年九月，台中縣后豐大橋在豪雨中斷裂，媒體大幅報導，引發公眾對橋樑安全的注意；又如，電影「練習曲」描述年輕人騎單車遊台灣一週的故事，帶動單車環島熱潮。大眾媒體應當謹慎設定議題，避免引發負面效應，例如，大幅報導名人自殺新聞，可能誘導部份遭遇困難的人跟進尋短。

（四）促進討論

真理越辯越明。大眾媒體對於爭議性議題，如蓋不蓋核能電廠、承不承認中國學歷、准不准同性戀者結婚，應該詳實呈現各方觀點、深入剖析各種方案，並且邀請各方代表人物對話、論辯，讓公眾在充足資訊的基礎上評估利弊得失、相互討論琢磨。

（五）凝聚共識

不同黨派、地區、族群、性別、信仰、社會階層的人，對同一個公共政策，如前述的核電廠、中國學歷、同志婚姻，會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和主張，大眾媒體在報導新聞和舉辦論壇時，不僅要指出差異，更要尋求交集，讓不同主張的人藉由理性對話，找出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且能兼顧少數人及弱勢族群權益的方案，從兩極對立走向共存共榮。

（六）形成輿論

大眾媒體若能促進討論、凝聚共識，就能產生輿論的力量，促使當政者正視民意、尊重民意，在施政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三、媒體如何影響認知

（一）人透過媒體看世界

人，親身接觸範圍有限，對世界的認識，主要透過大眾媒體來進行。人們透過媒體偵測危險和機會，如颱風會不會登陸、股價會不會上漲；也透過媒體學習經驗和智慧，如端午節划龍舟等傳統習俗、火星有沒有生命等科學新知；更透過媒體尋求生活和投票的指引，如哪一部電影值得看、哪一位候選人值得支持；還透過媒體取得休閒和聊天的話題，如綜藝節目短劇的笑料、「阿根廷拾荒女選秀封后變名模」等人情趣味故事。

因此，大眾媒體報導的訊息是否正確、散播的觀念是否合宜、做出的建議是否明智、提供的娛樂是否健康，都可能影響公民對人、對事情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稍有偏差，就可能誤導公眾的價值觀和抉擇。

（二）媒體未能反映真實

令人遺憾的，今天的大眾媒體享有自由，卻未能善盡社會責任，它們的內容多錯、觀念偏差，而且充斥置入性行銷和低級趣味，嚴重誤導公眾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1. 內容多錯：媒體守望環境，應該核實資訊，實際卻常出錯。媒體出錯包括客觀錯誤，如寫錯人名、地名、時間；以及主觀錯誤，如遺漏要點、以偏概全、誇大渲染等。出錯原因可能是疏於查證、輕信傳言，也可能是過度求快、亂中出岔，在SNG直播和網路即時新聞氾濫的今天，出錯情況越來越嚴重。更嚴重的是，有些媒體還會造假，例如二○○四年總統大選開票之夜，中央選舉委員會才開出五萬多票時，商業電視台自行公佈的票數竟然高達五百萬票，最後當選人得到六百四十七萬多票，許多電視台卻早已將票數虛報到六百五十多萬票。

2.觀念偏差：媒體傳遞知識，理應文以載道，實際卻多偏差。例如：誇讚名模纖細的身材，卻不討論過瘦有害健康；報導黑道大哥出殯時有多少名人致祭，卻不檢討他生前傷害多少無辜民眾；宣傳哪些餐廳的情人節套餐多浪漫，卻不談真正的愛是心靈契合而非花錢消費；正面報導明星未婚懷孕消息，卻不討論涉及的倫理爭議。

3.置入行銷：媒體幫助公眾做抉擇，應當理性超然，實際卻常營私牟利。一來，媒體經常接受廠商贊助，製播有利於廠商宣傳的新聞內容，也就是業務配合新聞（俗稱「業配」）；二來，媒體經常接受政府委託，製播宣傳政績的新聞、或報導官方主導的座談會，也就是置入性行銷。業配、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新聞變成廣告，民眾看不到獨立的、可信的資訊，難以對人、對事情、對政策、對商品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4.低級趣味：媒體提供娛樂，應該寓教於樂，卻充斥低級趣味。例如：綜藝節目裡，主持人常常拿女藝人的身材做文章，戲劇節目裡，也常將原住民、外籍女傭塑造成口音怪異的開心果，這固然引人發笑，卻在潛移默化中物化女性、歧視弱勢族群。

這樣的媒體，不僅不能幫助人們覺察危險與機會、學習經驗與智慧、尋求生活和投票的指引、得到娛樂和談天的話題，反倒將社會推向「總白痴化」的險境。

（三）「總白痴化」危機

早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電視剛剛流行的時候，日本評論家就擔心，電視充斥聲光絢麗、內容膚淺的節目，長期下來將會造成觀眾失去思考力與判斷力，最終導致國民「總白痴化」；一九九二年，曾經揭發竊聽醜聞而迫使尼克森下台的美國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也批判媒體，把瑣碎、庸俗、偷窺的消息看得比真正的新聞還重要，結果造就了白痴文化。

不幸的是，白痴化危機在台灣更為嚴重。台灣媒體在新聞上不斷炒作殺人、自殺、緋聞、政爭、怪力亂神，在戲劇上不斷渲染豪門恩怨、婆媳摩擦、幫派仇殺。導致越來越多人對媒體失望，將媒體視為社會亂源。天下雜誌二○○三年國情調查發現，人民認為台灣最大的危機是政黨惡鬥，其次就是「媒體煽動、炒作新聞、誇大負面訊息」；二○○八年，中研院院士會議通過提案，批評電視政論節目屢見吵鬧謾罵，已達羞辱人的地步， 建議政府和各界正視台灣社會充滿語言暴力的現象，建立富而好禮的公民社會。

媒體的白痴化，讓人看不到社會的真實面貌，許多誤解由此而生。李遠哲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曾經說過一個小故事：有位海外學人回中研院服務，才一個星期就有意打包回美國，因為覺得台灣太亂了；這位學人的同事建議他，一個星期不要看電視和報紙，並且到街上走走，然後再做決定，學人照做，結果發現台灣其實不亂，而是一個充滿好人好事的溫馨社會，從此打消去意，留在台灣打拚。媒體渲染醜聞、緋聞，忽略好人好事，誤導歸國學人對台灣的認識，差點嚇跑優秀人才。

貳、媒體資訊的生產

一、資訊生產與營利事業

大眾媒體為何辜負公眾的付託？為何不能滿足人民知之權利、促進民主發展？這與媒體的體質有關。

（一）多重利益

早期的媒體是小而美的言論機構，創辦人通常是有話要說的文人，例如一八九六年創辦《時務報》的梁啟超、一九二○年合辦《台灣青年》的林獻堂、吳三連等人，幾個同志就能成軍，靠個人資產或募款就能營運，他們辦報幾乎無利可圖，但求傳播理念，不求熱賣致富；後來，媒體規模擴大，大眾媒體崛起，成員動輒數百數千人、創辦經費動輒數億數十億元，能夠創辦的大多是財團或政治勢力，理想色彩漸淡，主要目的是獲得商業利益、政治影響力。

財團老闆和政治人物願意耗費鉅資創辦大眾媒體，主因是經營媒體可以取得多重收益：首先，媒體把資訊產品（如報紙）賣給閱聽人，賺取發行收入；其次，媒體在閱聽人觀看的內容中穿插廣告，賺取廣告收入，閱聽人越多，廠商越願意登廣告，媒體儼然是用內容吸引閱聽人，再把吸引來的閱聽人「賣」給廣告客戶；第三，媒體用新聞和言論影響閱聽人對時政的看法，藉此取得政治影響力。

（二）迷信數字

媒體吸引到的閱聽人越多，可能獲取的廣告、發行收益和政治影響力越大。因此，媒體無不重視收視率、閱讀率和發行量，為了炒高這些數字，不惜譁眾取寵，以短暫的聲色刺激，取代長期的知性涵化，終至淪為社會亂源。

其實，收視率、閱讀率可能因為抽樣或統計誤差而失準，發行量也可能因為稽核方法疏漏而失真，即使數字正確，也只能反映閱聽人的數量，不能測出他們的背景（如學歷、收入），更不能反映媒體的社會貢獻，例如服務聽障者的節目收視率不高，但社會貢獻很大。

不幸的是，媒體老闆和廣告客戶大多迷信數字，為了數字而炒作新聞、激怒公眾，結果不一定賺得到錢，卻篤定失去公信力和影響力。

（三）依附權貴

此外，能夠拿出巨資創辦媒體的人，財大勢大，難免有錯綜的政商人脈、複雜的利害關係，為了維護利益、獲取特權或避免打壓，往往會配合當權者的要求。例如，跨國網路公司為進入中國市場，配合中共封鎖異議資訊，網友在大陸使用網路搜尋引擎檢索「法輪功」、「六四」、「西藏獨立」等關鍵字時，只能看到官方說法，甚至根本連不上線。

其實，大眾媒體不全是唯利是圖的商業媒體，還有專業至上的公共媒體。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向全民收取電視執照費，每年預算高達兩千七百億，日本放送協會（NHK）也有一千九百億，他們規模大、資源豐沛，而且不受政治和商業力量干擾，能夠充分實踐社會責任；但在台灣，公共電視每年只靠政府九億元捐贈和民間捐款維持營運，即使接受政府委託製播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台灣宏觀衛星電視節目，合計預算仍然不足廿億元，資源太少、規模太小，難以像BBC、NHK一樣抗衡商業媒體、導正傳播亂象。

二、新聞資訊的幕後

新聞資訊的生產，是媒介組織成員根據編輯政策，在現實世界尋找線索，進行採訪和編輯，然後發送給大眾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編輯政策、採訪佈建、守門把關、訊息編製等環節，各個環節環環相扣，共同影響最終產出的資訊面貌。

（一）編輯政策

英國學者史巴克（Colin Sparks）將報刊從煽情到嚴肅分為五個層級，一是超市小報，渲染謠言或情色資訊，如美國的國家詢問報；二是新聞小報，炒作醜聞、體育、娛樂，如英國太陽報和美國紐約郵報；三是雅俗報紙，重視視覺設計，強調醜聞、體育、娛樂，但也處理嚴肅的政治、經濟、社會議題，如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四是半嚴肅報紙，注重嚴肅議題，逐漸增加通俗議題，並且日漸重視圖像表現，如英國泰晤士報；五是嚴肅報紙，聚焦政經議題、社會結構變遷，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即使發生九一一事件，也不登世貿大樓被飛機撞毀的震撼照片，只用文字進行理性報導。

這樣的分類不僅適用於報紙，也適用於其他新聞媒體。媒體將自己定位在哪個層級，就決定了它的編輯政策，也就是選材方向和報導手法。許多媒體經營者以為必須煽情，才能吸引更多閱聽人，其實不然；以美國為例，最嚴肅的華爾街日報發行量，僅次於雅俗共賞的今日美國報，遠超過新聞小報層級的紐約郵報。台灣的報紙和商業電視，似乎定位在新聞小報層級，今後無論為了善盡社會責任、還是爭取更多人青睞，都有必要向雅俗報紙、甚至嚴肅報紙的層級提昇。

（二）採訪佈建

大眾媒體宛如工廠，每天必須生產大量新聞。為了快速取得豐沛稿源，媒體會將記者派到最可能發生新聞的地方（如行政院、立法院、縣政府、縣議會，每一個政策、每一次爭吵都是新聞）、最多新聞資訊流通的地方（如警察局，匯集所有民眾報案、警員辦案的資訊）、最會主動發佈新聞的地方（如經紀公司為影歌星作宣傳、企業公關部門為新產品作行銷），進而將這些地方串成一條條採訪路線，每個記者負責採訪一至數條路線。

來自固定採訪路線的新聞，幾乎填滿報紙版面、電視時段，看似熱鬧，卻頗多偏失。首先，題材高度重複，例如：某家報紙社會版接連出現以下標題：「三重驚見女焦屍」、「河床驚見被火紋身男屍」、「水圳驚見無名男屍」、「公墓驚見全裸焦屍」、「承德橋下驚見男焦屍」；其次，偏愛特定採訪對象，研究發現，報紙和電視較常採訪台北市人、男性、官員民代；第三，採訪路線以外的地方，如原住民部落、社區營造組織、社會服務團體，常被忽略，以致弱勢者、草根的、公益的訊息和觀點難以被社會聽見。

（三）守門把關

媒體招募員工，會儘量選擇理念相近，能夠執行編輯政策的人才。新人進入媒體後，為求升遷，除了聽從老闆或主管的直接指示外，也會從老闆或主管的談話、行為（如開除某位職員或封殺某條新聞）間去揣摩、領會組織政策，進而把組織政策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這種社會化是在潛移默化中持續進行的，員工自己未必察覺得到。

不僅如此，大眾媒體是個分工細密、層級分明的組織，資訊生產需要經過各層守門人層層把關。以報社為例，一則新聞要見報，從記者寫完稿後，還得經過召集人、組長、主任、總編輯的審核，最後再由編輯編排送印；而編輯為重大新聞所做的標題，也得逐級送請編輯主任、總編輯、甚至社長核可。在這層層關卡中，任何違背政策的資訊和意見，即使過了這一關，也可能在下一關被刪改，唯一能夠貫穿全局的，只有組織的政策、老闆的意志。

（四）訊息編製

組織政策、老闆意志，最終反映在新聞材料取捨、稿件分類、標題角度、用字遣詞上。

1. 材料取捨：媒體不報導甚麼，比它報導甚麼更值得玩味。例如：一九九六年十月，台港澳保釣人士登陸釣魚台，同時插上青天白日旗和五星旗，一場護土行動頓時捲入兩岸主權爭議。自由時報、台灣日報的頭版都刊出兩岸國旗同「台」飄揚的照片，並在文中質疑究竟是保誰的釣魚台；中國時報、中央日報的頭版則刪去五星旗畫面，只登我國國旗飄揚的照片，中央日報更為照片下了一個「青天白日、釣島護土」的愛國標題，完全忽略中共國旗的存在。

2. 稿件分類：新聞的意義，不僅取決於單一新聞的內容，也取決於單一新聞與其他新聞的相互關係，一則新聞被放在什麼性質的版面、與什麼新聞搭配，都可能暗藏媒體的立場。例如：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中國神舟五號太空船載人發射成功，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用頭版報導，而自由時報則用國際版處理，由此可見，後者將兩岸視為兩個國家的立場。

3. 標題角度：一個事件通常具有多個面向，從不同面向切入、凸顯不同片段事實，可能建構出不一樣的意義。例如：二○○○年總統大選投票前四天，王永慶召開記者會，盛讚《連戰的主張》一書，認為未來無論誰當選總統，都應該推行書中的主張，記者問他如此稱讚連戰是否等於鼓勵選民投票給連戰，王永慶表示「不是這個意思」，一切尊重選民抉擇；第二天，自由時報報導此事，標題說：「王永慶力薦『連戰主張』」，聯合報的標題則是：「鼓勵投連嗎？王永慶：不是這個意思」。

4. 用字遣詞：文字用語經常夾帶立場和褒貶。例如：媒體在報導國際新聞時，對於各國反政府武裝力量，有的稱為「反抗軍」、有的稱為「叛軍」，顯示媒體同情前者而厭惡後者；又如：報導黑人示威遭警方擊斃事件時，用「警察開槍擊斃黑人」來敘述，還是稱之為「黑人流血暴動」，給人的感覺迥然不同：前者將黑人視為受害者，後者將黑人視為麻煩製造者。

參、 媒體監督與「近用權」

大眾媒體只享自由不負責任，甚至濫用自由擾亂社會；面對這樣的亂象，公民固然不必因噎廢食、收回賦予媒體的自由，但有必要回到〈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的傳播權利基礎上，重新思考如何有效實踐全民獲悉真相、傳佈消息、發表意見、使用媒體的完整權利。許多有識之士因此推動媒體專業自律、倡導接近使用媒體權、甚至創辦自己的媒體，希望分進合擊，健全傳播體系。

一、 新聞專業倫理與自律

（一）專業倫理

大眾媒體作為一個接受全民付託的大型企業，既應承擔企業的責任倫理，也要恪遵新聞的專業倫理。企業倫理講究的是「先義後利，以義致利」。大眾媒體的義就是新聞專業倫理。

新聞專業倫理至少包括五個面向：

1. 獨立自主：應抗拒政府、老闆或其他勢力的威脅和利誘。

2. 揭露真相：應該嚴謹地查證和報導事實，不可扭曲或掩蓋真相，也不得以片段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手法進行報導或評論。

3. 尊重多元：不可散播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性取向及身心障礙等弱勢者的歧視。

4. 尊重隱私：除非涉及公認的公共利益，否則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不可侵擾。

5. 利益迴避：不可假借工作之便謀取私利，不得擔任政治職務，不得帶職參選或助選。

（二）媒體自律

大眾媒體要落實專業倫理，贏回社會信賴，最好的作法就是自律。自律的方法有幾種：

1. 設立公評人（ombudsman），受理閱聽人申訴，並對媒體內容是否正確、平衡、合宜進行獨立調查，定期向媒體負責人提出改進建議。

2. 訂定內部規範，讓記者編輯遵行，避免犯錯，如公共電視自訂「節目製播準則」。

3. 成立跨媒體的專業組織，相互砥礪，如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動訂定「新聞倫理公約」，並且發行《目擊者》雜誌交流經驗、切磋作法。

4. 設立新聞評議會，接受閱聽人的陳訴案或檢舉案，由評議會加以審判，並公佈審判結果，如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

不過，在台灣，公評人制度尚未建立，訂定內部規範並確實執行的媒體也寥寥無幾，新聞記者協會和新聞評議會又缺乏制裁權，以致新聞自律難以貫徹實施。

二、 接近使用媒體權

（一）權利意涵

一九九四年，大法官會議第三六四號憲法解釋文明確宣示，人民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接近使用權是指報紙、電視、廣播等媒體開放版面篇幅或節目時段，讓有需要發聲的社會大眾，如公益團體、社區成員、弱勢族群，來撰寫內容或製作節目，藉以訴說心聲、澄清誤解、表達對各項公共議題的看法與立場，由媒體協助出版與播送，讓他們的聲音能被社會聽見。

接近使用權包括接近權和使用權。接近權是指民眾以被動、有限度方式，在大眾媒體上表達言論，包括更正權（訂正不實報導）、答辯權（回應不公平說法）兩種；使用權是自行製作節目，用自己的原聲原音在大眾媒體上發言，不被大眾媒體剪裁、壓縮、扣押。

（二）實施法規

我國法律對接近權和使用權的實踐，有具體規範。

在接近權方面，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公共電視法都有更正和答辯的規定。以有線電視法為例，第六十一條明定：「對於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起，十五日內要求更正，系統經營者應於接到要求後十五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如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 」；第六十二條也規定：「有線廣播電視之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

在使用權方面，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廿五條明定，系統業者必須「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任何個人或組織都可以自製節目，要求有線電視系統台播放，如果同一時段要求播放的節目太多，則採取「先登記先使用」原則。

（三）突破之道

公眾接近使用媒體，可以改善資訊偏頗或錯誤的現象，共創多元順暢的大眾傳播空間。然而，相關法律規定缺乏有效罰則，許多業者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執行成效不彰。公民要充分近用媒體，還需督促媒體開放更多篇幅和時段，同時也要提昇自己的傳播能力，將自己的想法有系統地表達出來。

三、公民行動與媒體監督

除了要求媒體做好專業自律、開放公眾近用外，公民也可以成立專門組織來督促媒體改革，如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更重要的，公民還可以打造自己的媒體，補充大眾媒體的不足，糾正大眾媒體的偏失。

一九四○年代，玻利維亞礦工用電台傳遞大眾媒體封鎖的訊息，相互溝通聯繫、共同爭取權益；一九六○年代，美國學運青年創辦地下報刊，批判當權者和大眾媒體，探討貧窮、生態等議題；一九八○年代，巴西民眾發展「工人電視」，用影帶記錄工作實況，表達工人的文化觀點。在台灣，從一九五○年代起，政論雜誌前仆後繼，在戒嚴體制下討論民主、人權議題，揭露大眾媒體掩蓋的新聞；一九八○年代，民眾以錄影帶記錄政治抗爭和社會運動；一九九○年代，異議電台風起雲湧，批判時政外，也探討媒體忽略的原住民、勞工等議題。

這些公民媒體，規模不大、經營辛苦，全靠創辦者的犧牲奉獻才能維持營運。到了網路時代，公民創辦媒體的難度大幅降低，越來越多人開設BBS專版、發行電子報、架設部落格來發聲；特別是部落格，易學易用，任何人，即使窮如街友，只要能夠使用電腦、可以連上網路，就能創辦媒體，可以自己產製新聞，向全世界發聲。

向來被動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自此轉型成為可以一面收訊一面傳訊、一面閱讀一面書寫的讀寫者。讀寫者的崛起，開啟了集體參與、相互分享、共同受惠的傳播新紀元。在大眾媒體和閱聽人時代，人們能夠做的事情主要是接收和閱讀，到了網路媒體和讀寫者時代，能做的事情擴及上傳和分享：上傳自己寫的文章到部落格、上傳自己拍的照片到網路相簿、上傳自己拍的影片到影音平台，與全世界的人分享。

讀寫者的上傳和分享豐富了網路內容，使得網路迅速成長，成為驅動現代世界前進的一大力量，美國TIME雜誌因此將二○○六年的年度風雲人物頒給「YOU」 — — 也就是每個上傳和分享的讀寫者。

在這個新時代，公民可以利用簡單而強大的網路媒體來分享經驗、傳播訊息、監督媒體、推展行動。

（一）分享經驗

不同年齡、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政治立場、社經地位的人，都能架站傳播自己的訊息和觀點。例如：二○○三年，年僅十三歲的雲林流動攤販之女沈芯菱，看到在田裡汗流浹背工作的農夫，既不捨又感動，拿起數位相機按下快門，此後五年，她揹著相機，走遍中南部各角落，拍攝含淚收割的老農、生計不穩的流動攤販、手足胼胝的勞工、佝僂身影的拾荒者，拍下二十多萬張、兩千多組草根人物臉譜。二○○八年，她成立《草根台灣臉譜》部落格，展示攝影作品，希望讓民眾了解：「眼前所踏的這片土地，是草根人民披荊斬棘而來，今日所喝的每一口水，更是他們手上的厚繭所挖掘而來」。

（二）傳播訊息

部落客的相互連結，也可以匯聚成綿密的傳播網絡，傳送大眾媒體忽略或漠視的新聞。例如：二○○八年八月國片《海角七號》上映，前幾天票房平平，與歷來國片差異不大，但藉由觀眾口耳相傳、尤其是部落格寫手們的口碑行銷，促使每週票房以大約六十%至九十％的速度急速攀升，與傳統電影票房逐週下降的趨勢恰成反比，到了第四週，《海角七號》的熱潮從網路延燒到報紙、電視，又藉著報紙、電視的報導再創高峰，終於突破四億票房，成為歷來最賣座的國片。

（三）監督媒體

散居各地的民眾，藉由網路串連，不再是分散的個體，而是分進合擊的整體，能夠以集體力量糾正大眾媒體的不當報導。例如：二○○五年十月，某家報社體育記者在特稿中捏造美國職棒球評的談話，網友寫電子郵件向美國球評查證，確認記者造假後，群情激憤、串連抗議，終於迫使這家報社道歉；二○○六年二月，某個新聞網站出現醜化精神病患的標題，網友群起批判，精神病友團體和媒體改革組織也集會抗議，迫使這個網站所屬媒體集團公開承諾不再醜化精神病患。

（四）推展行動

網友的群體力量，更能推展社會議題，與實體世界的社會運動相互呼應。例如：政府為了興建捷運新莊線，決定拆遷樂生療養院，原址改建捷運機廠。在樂生院住了數十年的漢生病（舊稱痲瘋病）病友不願搬遷，許多民眾挺身聲援病友，主張保留九十％的院區，讓病友續住；他們在網路上交流訊息、討論對策、集資在報紙登廣告要求保留九十％、動員網友參與聲援樂生院民的遊行，並且舉辦樂生紀錄片影展、樂生講堂、樂生文學午後講座等等活動，以網路串連輔助實體行動，進行長期抗爭。

網路公民媒體的崛起，讓人們能夠以更少的人力、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傳播公義訊息、推展改革行動。公民若能善用網路媒體，以群體智慧、集體力量壯大公眾傳播的力量，就能和大眾媒體相互監督、補充、競爭、合作，讓台灣的傳播生態更趨健全，也讓公民傳播權利充分實踐，真正做到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尋求、接受、傳遞消息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