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一套由中共党内文件编辑而成的700万字资料，揭示了中国一个偏远省区在文革中出现的杀人吃人风潮。这些有名有姓或无名无姓的杀人食人者，确信必须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痴迷于“吃肝壮胆”之类的愚昧风俗，演出了20世纪人类返祖、兽性大发的一幕。可是在中共最高层担心伤及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提出处理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下，从该地区最高领导到具体犯罪实施者大多未得到法律制裁。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六月出版 这些可怕史实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报告汇编起来的大量机密文件中透露出来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宋永毅及其团队挖掘出了这些文件，取名《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下称《资料》），将由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于6月以电子书形式出版。 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这套机密档案资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省（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的‘活化石’”。他说，揭露广西文革中人吃人的首功当属作家郑义。他于1986和1988年两次到广西调查，并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在被当局通缉而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红色纪念碑》书稿，带出中国出版，并引起轰动。 但宋永毅说，郑义的个人调查只涉及了8个县，而在这套由广西全区各市、县党委上报的报告编辑而成共36卷、700万字的《资料》中，这一吃人风潮所及 “有名有姓有统计数字的就有24个县市”，没有具体细节的还有两个县，加上当年参加调查的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处级干部晏乐斌2012年在《炎黄春秋》撰文提及的3个县，以及其它途径的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吃人风潮共波及了全区31个县市，占文革中广西全区75个县市的将近一半。 通过与中国近代史上和文革中的横向纵向比较，宋永毅说，广西文革中吃人的数量规模史无前例。据《资料》记载，“有名有姓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就有291人”。此外，广西文革人相食还有“明显的群体作案的鲜明特点”。 广西杀人比希特勒野蛮 该《资料》责任编辑、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表示，在编辑过程中，看这些材料看得他后背冷汗刷刷地下来。宋永毅说，他的一个感觉是，“你看完广西怎么样杀人、吃人，你觉得德国纳粹党卫军煤气室和机关枪是何等的文明和温情脉脉。” 中共武宣县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武宣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记载： 〔正文〕（1968年）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拿汤展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龙基用步枪将汤打伤。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肉割完后， 有一个老妈子割要生殖器，县副食品加工厂会计黄恩范砍下一条腿骨，拿回单位给工人钟桂华等剔肉煨炖吃。当时在残杀现场的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当时正在召开四级干部会，参加县四级干部会议的个别代表也参加吃人肉，造成极坏的影响。 国家机器的行为 宋永毅说，广西文革中的人吃人现象是一种国家机器行为，因为当时“身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在文革中始终不倒，象征着他所代表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 (在文革中被军管)、民兵——在造反运动中从没有被摧毁。” 在700万字的《资料》中被点到名的200多名杀人者或指使杀人者，其中60%是武装部长、民兵指挥员、民兵或干部。在武宣县，《资料》显示，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文革中广西全自治区有近5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956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17970人。” 《资料》中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编的《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了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时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的公开杀人情况： 这次杀了干部和群众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有的县、社领导干部也参与了。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第二天，王又布置杀了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个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广西文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晏乐斌的文章说，广西文革死亡总数大约为14万，其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97万”，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而据当年韦国清和他的朋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岚凯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 毛周支持韦国清镇压造反派 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和主持党政日常事务的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知道广西吃人的真相？宋永毅说，这是铁板钉钉的，“武宣县老干部王组鉴等人在1968年人吃人高潮时通过北京的七、八位老干部的‘内线’，把他关于广西武宣人吃人事件的调查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的手里。但是没人来调查，因为中央那时候是希望广西稳定啊，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啊。他怎么会去批判那些人呢？” 而根据《资料》，广西杀人食人的高潮就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以及中央发出打击造反派的7.3通告之后。宋永毅说，“成立之前是向革命委员会献礼，成立之后是为新的红色政权树威。” 中共横县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横县“文革”大事记》写道： 自贯彻“7.3”布告后7、8、9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全县共被杀害干部、职工、群众543人，被杀害的人中，手段残忍，有用枪杀、棍打、石砸、绳索勒、刀桶、水溺等。杀后有的被开胸取肝。 大开杀戒始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都表示支持韦国清镇压造反派。宋永毅表示，“因为毛泽东要收拾局面，反过来整造反派了。” 1968年中共中央颁布7.3布告，宋永毅说：“他们已经完全偏信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省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汇报，批准了动用军队对群众组织“4.22”（造反派）进行武力镇压的种种屠杀。” 晏乐斌的文章指出，“桂林发生的‘8.20事件’以及事件之后，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 （晏乐斌原文）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8.20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 宋永毅说，虽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没有提倡吃人，但毛刻意扩大阶级斗争、批判人道主义的一系列“最高指示”，如“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等，都在广西的吃人风潮里被凶手们广泛引用，成为他们吃人的理论武器。 1986年6月5日，当作家郑义采访广西钟山县一名杀人食人凶手时，这位老民兵就为自己辩护：“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他们杀了我们，就是我们来杀了他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而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宋永毅认为，发现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现象还有很高的随意性： 〔《武宣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5月14日晚，通挽乡韦昌孟与韦昌干、韦炳瑁等11人，恶意通谋，结伙搭伴，把路过花马村的贵县石龙区凤凰乡禄放村的农民陈国勇拿到通挽乡进步村山上“天吊窿”，韦昌孟首先用大刀把陈砍死后，韦昌干接着剖腹取心肝，拿回村上煮宵夜吃，分两桌有20多人参加吃。 杀人食人者多数未受法律惩处 广西文革中的杀人食人者，文革后受到法律处置的极少。宋永毅说，这是因为当时中央处理文革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广西最后总共才枪毙了10个人。那10个都是血债累累的，有一个人杀了70几个人。有一个也是民兵，把人家全家给杀了，然后武装民兵把一个17岁的人的女儿给9个人轮奸了15次，最后那个人还下流地把那个女的心和肝，还有她的乳房、生殖器割下来，都给吃了，那个人也就判了个10年。” 宋永毅说，军队里面的杀人食人者几乎全未受法律处罚，“这个宾阳县的王建勋是广州军区一个师的副师长，担任革委会主任，他在宾阳县，在他手下杀掉过3770多人，他还告诉旁边县的革委会主任，‘我们杀得差不多了，你不动手，要不要我来帮你？’。文革后“处遗”时，宾阳县不停地打报告，说这个人必须逮捕法办，结果这个人成了个离休干部，一点没事。” 韦国清仍被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不倒翁”韦国清1976年被调出广西，1989年去世时，中共中央给他的盖棺定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在中共新闻网上，介绍韦国清的栏目下对他的评价是：“在主政广西的20年中，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团结领导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加速广西的各项建设。”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是宋永毅及其团队，继《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出版）、《反右机密档案》（明镜集团出版）后，又一次大型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项目。 700多万字的机密档案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呢？宋永毅透露，其实它们都零零星星地散布在美国的图书馆特藏部里，“像哈佛、斯坦福大学，还有国会图书馆，早就有了”。 “是共产党帮了我的忙” 宋永毅说，是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们“抓了我一次，使我名声大噪，”因此，美国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特藏部都乐意开放给我看，给我拍照。” 宋永毅为编纂《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中的“文革数据库”于1999年回国搜集红卫兵小报时被中国当局先以“非法盗取国家机密”罪抓捕，后以“向海外提供情报信息”罪正式逮捕。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他在被关押半年后在于2000年获释回美国。 宋永毅说，他们花了7、8年时间准备这套资料，决定在文革50周年时推出，主要原因是“好多都是照片，必须重新打字输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是一套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情況的檔案資料，最初由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於1980年代編寫，2016年由國史出版社在美國出版發行、共36卷，而該檔案的10卷續編也於2017年出版發行[1][2][3][4][5]。該檔案資料共約900萬字，由文革史學家宋永毅等人對原始檔案資料進行整理匯編而成[5][6][7]。 目次
背景[編輯]參見：廣西文革屠殺和撥亂反正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結束後，北京中央接待站接待了大批來自廣西的上訪者，反映廣西文革中發生的大屠殺、大規模人吃人等事件，但是文革期間成立的廣西自治區黨委一概予以否認[5][8]。 1981年起，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習仲勛等先後派出三個工作組前往廣西調查當地文革情況，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等的領導負責或直接掛帥[1][5][6][8][9]。中央調查組直接對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負責，領導人曾多次接見調查組，聽取匯報並給予指示[5]。此外，改組後的廣西省委也組織了超過10萬名幹部，在全區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歷時近5年[1][6][8][9]。 1987－1988年前後，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將全區各地、市、縣審定上報的文革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一同編印成《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共18冊、每冊600-800 頁，成為記錄當地文革十年最完整、最詳實的史料[1][8][10]。該檔案詳細記錄了廣西文革屠殺的情況，以及當地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1][5][7][8][9]。 簡介[編輯]部分中國共產黨幹部及他們的子女，包括參與過官方調查組的幹部，曾將官方編寫的廣西文革調查檔案帶出中國大陸，分散於歐美及香港各地的圖書館，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6][7][10]。文革史學家宋永毅及其團隊對原始檔案進行了整理匯編，並在美國圖書館界同行的協助下，於201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之際，在美國出版發行《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續編於2017年出版）[5][7][8][9]。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共36卷（18冊）、700多萬字，加上10卷續編共約900萬字[5][6][11]。《檔案》收錄了《中共中央對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關於進一步處理好廣西「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覆》、《中共中央書記處對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會議紀要》等大量官方文件[1]。此外，續編第1卷為兩次中央調查組（1981年、1983年[12]）的調查報告，包括《廣西文革期間大批死人問題的情況報告》、《廣西文革期間判處反革命案件存在的一些問題》等等[5]。 參見[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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