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踏上瘴癘之島-日治初期傳染病防治范燕秋1 1.1. 臺灣熱帶風土與瘴癘之地 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自古以來素以「瘴癘之地」著稱。清代臺灣地方志書或文人筆記多言,臺灣水土多「瘴氣」,行旅人民容易染患疾病。明清時代,軍旅駐防也記載臺灣是「瘴癘」盛行之地。1874年,清國因
牡丹社事件 ,沈葆禎率兵來臺主持防務,然所率領「南北路諸軍、多感染瘴癘,死者數千人」。其實,在同一事件中,發動軍隊的日本這方,日軍佔領臺灣南部期間也遭遇熱病侵襲,結果日軍戰死者僅12人,但病死者高達561人,病況極為慘重。當時日軍並不瞭解這種熱病,姑且稱它為「臺灣熱」,實足以傳達臺灣熱帶風土所造成的威脅。 1.2. 乙未戰役與日本軍隊爆發的傳染病十九世紀中葉,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建立近代國家之後,仿效西方國家向外侵、擴張,從1874年首次侵占臺灣,至1894年甲午戰爭戰勝清國,成為亞洲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1895年 5月,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和約,割讓臺灣,臺灣紳民成立「臺灣民主國」,反抗日本佔領,為臺灣近代史的「乙未戰役」。 國寶:臺灣民主國國旗。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Holding Institution: National Taiwan Museum(TM_04_01_0004) 1895年3月,日本首先派軍隊進佔澎湖,日軍於短時間佔領澎湖,戰場傷亡輕微,總計死亡3人,受傷27人。不過,澎湖的日軍部隊隨即爆發傳染病流行,以霍亂最為嚴重,當時日軍動員總數為6194人,霍亂患者1945人及病死者多達1247人。這些日軍病死者合葬的墓地,就稱為「千人塚」,為日治時期澎湖地方史蹟,見證當年戰役日軍病死之慘烈。 同年5月,日本派遣由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率領的近衛師團來臺灣接收,稱為「征臺戰役」。不過,日軍征臺戰役遭遇最大的阻力,並非抗日武裝勢力,而是感染傳染病死傷。至1895年11月為止,日軍征臺戰役的傷亡總計是:戰死164人、負傷515人、病死4,624人,以及患病者26,094人,後兩項總數超過日軍動員總數的二分之一,以及病死者是戰死的28倍之多。就疾病分類統計,顯示日軍患死者以傳染性疾病為主,患者以熱病瘧疾佔多數,病死者則以霍亂為最多。事實上,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也感染瘧疾,而病死於臺南,是死於臺灣的第一位日本皇族,日本為此興建臺灣神社,以他為主祀神衹。 日本人繪製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路線1.3. 日軍部隊防疫的困難與影響1895年乙未戰役期間,為何日軍部隊遭遇如此嚴重的傳染病流行?依據當時擔任隨軍軍醫 堀內次雄 的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對於臺灣的風土疾病所知有限,由於尚未調查臺灣的地方病及傳染病,無法著手防治疾病。二是臺灣缺乏衛生保健設施,面對霍亂流行,因缺乏飲水設施,也未有海港檢疫設施,難以控制它。三是預防醫學研究的侷限,當時 細菌學 還很粗淺,預防法與治療醫藥也不完備。 軍醫:堀內次雄軍醫:堀內次雄 臺北城內陸軍野戰病院在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確立以西方近代醫學取代傳統漢方醫學, 堀內次雄 是以西方醫學的立場,指出當時西方醫學對於傳染病研究,雖歷經 細菌學 革命,但仍在起步階段。同樣基於西方醫學觀點,他提出傳染病防治的基本方法,包括疾病的科學調查,了解傳染病傳播媒介,以及必要的衛生設施等。同時,他以親身經歷指出:由於日軍「征臺之役」受創於傳染疾病,日本認知臺灣統治最迫切、也最困難的問題是衛生工作。也因此,臺灣總督府於治臺之初,就重視衛生改善工作。 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1.4. 阻擋傳染病入侵的衛生設施-海港檢疫依據日軍在乙未戰役遭遇的傳染病問題,以霍亂造成最多病死者,其中背景因素是十九世紀發生五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形成東亞地區霍亂流行系統。因此,乙未戰役日軍爆發的霍亂流行,是軍隊從外部帶入臺澎地區,包括從日本帶來,以及日清戰爭戰場帶入。 1.5. 傳統瘴氣論與上下水道設施十九世紀,因世界性霍亂大流行的衝擊,西方醫學在發現霍亂病原菌之前,受傳統瘴氣論的影響,重視兩方面的衛生設施,一是鋪設下水道,排除污水;二是建設上水道,提供乾淨飲水。日本明治維新後,為防治霍亂,也建設同樣的衛生設施。日本治臺之初,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自始重視衛生設施。1896年,後藤氏推薦巴爾頓 (William K. Burton、1856-1899) 來臺,擔任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技師,負責城市衛生工程調查與規劃。 巴爾頓 Burton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專長衛生工程,1887年受聘前往日本擔任內務省衛生局衛生工程技師,兼 (東京) 帝國大學工學部僱用教師,實際是日本最早的衛生工程講座教授。Burton為協助防治霍亂,前往日本各主要城市進行環境衛生調查,提出上水道及衛生改善計畫書,尤其重要在完成首都東京市上下水道規劃。 1.6. 細菌學時代與傳染病防治之展開1883年,德國醫學者 柯霍 (Robert Koch,1843-1910) 發現霍亂弧菌 (vibrio cholera) ,標誌著西方醫學進入 細菌學 時代,也主導防疫工作方向。因此,傳染病防治重要措施是對於感染或疑似感染者 (帶菌者) ,進行隔離管控或醫療,以避免傳染病的擴散。以及由國家公告、指定特定傳染病,也就是法定傳染病概念,以防範或預防其傳染、擴散。1896年10月,總督府以律令發布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指定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等八種法定傳染病,明定防疫措施包括設置檢疫單位、患者隔離、交通遮斷、患死者處理及其醫師報告患者的義務,為總督府施行傳染病的依據。如圖一日治時期臺灣法定傳染病統計,反映總督府對於主要傳染病的防治成效。不過,要了解傳染病防治如何催生公共衛生,則唯有考察個別傳染病防治的過程。 日治時期台灣法定傳染病統計2. 後藤新平與日治初期公共衛生的建立
+ - 2.1. 面對熱帶殖民的挑戰-後藤新平的提案臺灣是日本近代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也是熱帶殖民地。在1895年乙未戰役期間,日軍部隊遭受各種傳染病侵襲,病亡者眾多,耗損嚴重,證實臺灣統治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是熱帶風土疫病問題。在日治初期,臺灣統治處於極不穩定狀態,原因除了臺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之外,駐臺日軍部隊和日本官員飽受風土疾病傳染的威脅,死亡率偏高。1898年,後藤新平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之職,提出「治臺新方案」,檢討臺灣統治的各種困難,列舉要項之一就是「惡疫瘴癘未除」,顯示克服傳染病問題成為施政的目標。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臺灣全島圖2.2. 生物學原則的統治與公共衛生的運用 後藤新平 (1857-1929)
,是醫師出身的衛生行政官,也是創建日本近代公共衛生基礎者之一。1896年,在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任職上,關注臺灣統治如何處理臺灣人的鴉片吸食問題,並提出臺灣鴉片漸禁政策,為日本中央所採納,因此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負責規畫臺灣鴉片制度與衛生制度。1898年4月,因新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選任,轉任總督府民政局長,主掌殖民地行政事務。他面對臺灣統治的各種難題,採取生物學原則的統治,也就是科學殖民政策。 2.3. 鴉片漸禁政策與總督府財政獨立日本治臺之初,針對臺灣人所擬定的第一項衛生政策,是後藤新平提出的鴉片漸禁政策,也符合他的生物學統治策略。當時日本官方對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多數主張應該嚴禁,但最終是他的建議勝出,原因是基於鴉片專賣的財政收入,以及嚴禁論造成臺人的反抗心理。後藤氏規畫的鴉片政策有三項特點,一是鴉片由總督府專賣,由官方在各地指定專門藥店販售鴉片,二是醫師診斷為煙癮者,才發給鴉片吸食牌照
(阿片吸食特許鑑札) ,方可購買到鴉片煙;三是對鴉片課以高稅,總督府坐收巨額的專賣獲利,也使得臺灣經營從原本的負債,至1905年達成財政獨立,不必再仰賴日本中央財源。 臺灣人吸食鴉片的慣習 這項政策施行之後,臺灣鴉片吸食者從1900年統計的16萬餘人,至1928年減少為2萬餘人,鴉片吸食者人數逐漸減少。不過,這並不是漸禁政策的成效,而是有幾項背景因素,一是鴉片煙癮者的自然死亡;二是在殖民地近代教育傳授鴉片危害相關知識;三是1920年代臺灣人主體意識覺醒,反殖民政治運動興起,以及國際衛生運動影響,臺灣人開始反對鴉片特許制。1930年,由臺灣民眾黨領銜的反鴉片新特許運動,迫使總督府修正鴉片政策,並設立「 臺北更生院 」,委由醫學博士 杜聰明 負責鴉片煙癮矯治工作,鴉片問題才真正進入漸禁的階段。 2.4. 近代衛生制度與傳染病防治1896年,後藤新平最初對於近代衛生制度的規劃,除衛生法規之外,也選派日本優秀的專業人才來臺任事,包括發布傳染病預防規則,設立醫院及公醫制度,推薦東京大學工學部講師巴爾頓 (William K. Burton) 來臺規劃衛生工事,以及推派
山口秀高 擔任臺北病院院長。1898年初,他擔任總督府民政局長之後,重新整備近代衛生制度,目標在落實傳染病防治。 同時,為執行臺灣的風土疫病調查,1899年設立「
臺灣傳染病及地方病調查委員會 」。1906年,設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為醫學研究機構。另一方面,為順應臺灣人傳統醫療習慣,1901年公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實施漢醫檢定考試,但僅舉辦這一次,以限制漢醫發展。也就是一方面擴充近代醫學系統,但同壓制漢醫發展,以確立近代醫學體系。 2.5. 公共衛生的建立與鞏固臺灣統治1901年,日本衛生技師 高木友枝 受聘來臺,擔任總督府衛生課長,主持臺灣衛生行政,展開以鼠疫為首的防疫工作。至1910年代,臺灣的重大傳染病如霍亂、鼠疫逐漸被控制,城市環境衛生大為改善。1905年之後,在臺日人死亡率不僅低於臺人,也比日本本國人死亡率低,顯示日本人在殖民地獲得良好的健康照顧。此一結果,不僅在鞏固殖民地統治,有利於殖民政治和經濟發展;同時,也奠定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有助於現代社會的建立。 公共衛生建設:市街改正前後日本人市街公共衛生建設:市街改正前後臺灣人市街臺灣總督府衛生課長:高木友枝警察醫檢驗出發。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899-1925年臺灣人口死亡率統計3. 日治前期臺灣的鼠疫防治
+ - 3.1. 日本治臺初期的黑死病鼠疫是存在老鼠與跳蚤之間,人畜共通的傳染病,常藉著跳蚤傳染給老鼠與人類。臺灣話稱它為「猫鼠症」 (鳥鼠仔症) ,日文稱為「百斯篤」 (ペスト) ,是仿照英文的Pest發音而來。鼠疫因感染的症狀不同,可區分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敗血性鼠疫三種類型。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多次鼠疫大流行,十四世紀歐洲所發生的鼠疫肆虐,造成上千萬人口死亡,以致使當地人口銳減;由於患者皮膚出現血斑,臉部腫脹,最後全身長滿黑斑而死亡,因此稱為黑死病。其實,這是敗血性鼠疫的典型症狀。1910年代,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大流行,是經由呼吸道傳染的肺鼠疫。1896年,就在日本治臺之初入侵臺灣的鼠疫,則是呈現淋巴腺腫大的腺鼠疫。 臺灣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容易帶菌的鼠類3.2. 細菌學新發現與鼠疫伴隨日本殖民入侵臺灣十九世紀末,中國南方發生鼠疫流行,1894年傳到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引發國際間科學家的關注。 細菌學 家法國 耶爾辛 (A. Yersin) 和日本 北里柴三郎 先後前往香港,調查鼠疫發生的原因。結果,兩人分別從患者身上發現致病的病原體鼠疫桿菌。在近代醫學史上,這件事是鼠疫 細菌學 的重大發現,也象徵 實驗室醫學 時代的來臨。 北里柴三郎鼠疫桿菌1894年香港鼠疫發生不久,由於閩南地區頻繁的船舶往來,鼠疫也入侵臺灣。1896年,總督府先在臺北市街發現鼠疫病例,隨後證實臺南市街早已淪為疫區;1897年,鼠疫再入侵中部地區。就此,形成臺灣北中南三個鼠疫流行系統,迅速蔓延西部各主要市街。殖民當局為防止鼠疫擴散,依據傳染病防治規則,進行病患調查與隔離措施,但引起臺灣人的恐慌,當成新政府的暴政,以各種方式逃避和抗拒。臺灣成為鼠疫疫區,不僅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也威脅殖民統治的穩定。殖民當局將黑死病與武裝抗日的「土匪」相比,可知鼠疫流行所造成的嚴重威脅。 1905年在臺灣各地日本陸軍部隊鼠疫患者分布圖3.3. 高木友枝主持防治大計與人鼠大戰十九世紀末,醫學家雖然發現鼠疫病因,但鼠疫流行的途徑仍然不明。1896年12月,殖民政府為解明鼠疫如何傳播,聘請東京帝國大學兩位學者 緒方正規 和 山極勝三郎 來臺調查,證實鼠類身上帶有病菌的跳蚤才是傳播媒介。這項調查成果,解答鼠疫流行機制,確立有效的防疫方法。 東京帝國大學細菌學家:緒方正規感染鼠疫的跳蚤1901年,全臺鼠疫流行嚴重,鼠疫病死者超過三千人,總督府決定展開鼠疫防治工作。1902年,日本防疫專家 高木友枝 受聘來臺主持防治工作,並確立以撲滅老鼠為防疫大計,展開防疫措施,包括教導民眾捕鼠方法,如運用捕鼠器及毒鼠藥;動員社會大規模捕鼠,以柔性的利益引誘,懸賞獎金收購鼠隻,或者以強制的保甲規約,規定各家戶義務捕鼠,否則處以罰金。同時,施行市街重新規劃,或者拆除鼠疫傳染家屋,以及厲行環境清潔和消毒。由於近代 免疫學 發展,在鼠疫流行區也施行預防注射,圖增強民眾免疫力,但也引起民眾的恐慌。 日本防疫專家:高木友枝基隆防鼠壁同時,為防堵鼠疫入侵,也加強海港檢疫。1899年,總督府發布「臺灣海港檢疫規則」,配合傳染病防治法規,在各港口對船舶施行傳染病檢查事宜。另為防堵境外鼠疫入侵,基隆、淡水、高雄各港口設置防鼠壁、灌瓦斯,以及燻蒸等除鼠設施。 臺北細菌檢查所基隆檢疫所3.4. 鼠疫防治深入臺灣社會:家戶大清潔與日常生活衛生日治初期臺灣發現鼠疫流行之後,總督府通令地方官廳施行消毒清潔或臨時大清潔。由於鼠疫年年發生,各地方大清潔成為例行事務。1905年,總督府公布「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規定地方廳長每年春秋兩季公布大清潔施行日期、地點及施行重點,並由警吏、庄長、保甲幹部到各家戶徹底檢查,以收實效。在清潔法施行的過程,保正帶領巡查、警吏,挨家挨戶檢查,貼上清潔和不清潔的分類標籤,不清潔者須打掃,到查驗合格為止。這種每年定期舉行的大清潔,逐漸成為保甲幹部自發的行動,也轉化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嘉義地區感染鼠疫的傳統家屋1919年臺北廳實施家戶大清潔1914年鼠疫流行地嘉義樸仔腳捕鼠情況警察撲滅鼠疫的宣傳海報3.5. 臺灣社會沉默的抵抗與適應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醫學對於鼠疫尚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防疫重點在控制傳播媒介鼠類,以避免鼠疫傳播和擴散而已。不過,鼠疫流行的衝擊造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於臺灣人而言,無論鼠疫流行本身,或者殖民官廳厲行防疫措施,都造成日常生活的衝擊。 當時臺灣人面對鼠疫流行,最初普遍反應是仰賴傳統信仰,祈求神靈護祐。其後,地方士紳也商議延請漢醫救治人民,可見仕紳崇尚社會救濟的傳統,轉化為推動公共衛生的行動。同時,漢醫積極參與防疫工作,也緩和臺人對於防疫措施的排斥,使防疫工作呈現新舊文化混合的性質。 3.6. 鼠疫催生臺灣的公共衛生日治前期,臺灣的鼠疫流行長達二十餘年,至1918年全臺鼠疫終於平息。就在防疫工作推展過程,也孕育臺灣公共衛生的形成。臺灣這場大規模地鼠疫流行之所以平息,不僅是官廳防疫措施奏效,也是地方商紳和漢醫合作參與,以及地方保甲壯丁團勞動、協力的結果。顯然的,日至前期臺灣鼠疫流行的終結,是政治社會多元力量匯聚,以及新舊文化共同協力的成果。 鼠疫病死者與患者統計對照表4. 臺灣瘧疾防治與熱帶衛生
+ - 4.1. 熱帶風土病─瘧疾 (Malaria)瘧疾,由瘧原蟲所引起的傳染病,常見於溫帶與熱帶地區,臺灣因位處亞熱帶,早期也是瘧疾盛行之地。瘧疾最主要的症狀,為間歇性或週期性的畏寒及顫抖、發燒及出汗等,因此臺灣人稱為「打寒熱」,中文俗稱﹕打擺仔、寒熱鬼、寒熱症。瘧疾的英文「malaria」,日文音譯為「麻剌利亞」,字源是義大利文「mala aria」,意為「瘴氣」,或是Miasma、壞空氣,也有文獻稱為marsh fever沼澤熱),因瘧疾常發生於沼澤地區。在明清時代的地方志書,臺灣被認定為「瘴癘之地」,是「瘧疾」這種傳染病盛行的結果。1895年日軍在乙未戰役中,感染瘧疾而失去戰力者最多;但並不瞭解瘧疾發生的原因,仍稱它為「臺灣熱」,僅運用奎寧治療,而無預防對策。 瘧疾導致脾腫大4.2. 二十世紀初瘧疾研究的突破與熱帶醫學 在十九世紀之前,東西方社會都認為瘴氣是導致瘧疾的原因。1880年,法國軍醫 萊伏蘭 (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 發現瘧疾感染者的紅血球有寄生蟲,證實瘧疾的致病原因是「瘧原蟲」 (Plasmodium) 。1897年,英國駐印度軍醫
羅斯 (Ronald Ross) 提出「蚊媒說」,進一步證實瘧蚊 (Anopheles) 為瘧疾的傳播媒介,開啟瘧疾預防醫學的契機,也反映西方 熱帶醫學 研究的突破。 4.3. 瘧疾防治與日本駐臺軍隊防蚊試驗在乙未戰役重創日軍軍力的熱病瘧疾,日治之後仍是在臺日人最嚴重的熱帶衛生問題。依據日治初期駐臺日軍的衛生統計,至1900為止日軍每年軍力耗損高達50% 以上,前兩年更高達90%至100%,瘧疾為首要禍害。由於軍力為鞏固殖民統治的後盾,維護日軍健康成為殖民當局的迫切工作。也因此,日本在臺灣的防瘧工作,是以駐臺陸軍部隊為開端。1901年至1902年,駐臺日軍部隊營區施行防瘧試驗,主要以蚊帳、防蚊網及面罩等防蚊工具,避免被瘧蚊叮咬,獲致良好成效。從當時留存的照片史料,可見軍人頭戴防蚊面罩站哨,模樣滑稽。由於夏用蚊帳帽是特許品,並非人人都能入手,報紙廣告宣傳這產品可防毒蟲,是旅行良品,更是贈送軍人的最佳禮物。 蚊帳士兵瘧疾分佈圖4.4. 瘧疾防治的推展︰運用「對人法」與「對蚊法」 1900年代,由於總督府展開各種開發事業,造成瘧疾流行升高,使瘧疾防治成為迫切的工作。1909年,總督府首先在北投試行防瘧,對瘧疾感染者投以奎寧治療,這是德國 柯霍
倡導的「對人法」。同時,提倡使用蚊帳、排水、除草等「對蚊法」,以減少瘧蚊棲息空間,試驗結果成效良好。1910年,總督府制定雙管齊下的「瘧疾撲滅計畫」,其一是一般計畫,在一般地區以修築下水道、整理溝渠、竹林、雜草等防蚊法;另一是特別計畫,是指定特別防治區,除施行一般計畫,強制地區居民接受採血檢驗,以及感染瘧原蟲者必須服藥治療。1911年,總督府指定12個特別防治區,展開瘧疾防治工作。 4.5. 臺灣人對於瘧疾防治的感受與回應1910年代,伴隨總督府防瘧工作推展,臺灣社會大眾逐漸被納入這場公共衛生的變革。臺灣人民的感受與回應,是另一值得觀察的問題。日治時期曾擔任保正的臺灣文學家 蔡秋桐 ,1931年發表小說〈奪錦標〉,以諷刺的手法,描寫警察大人下令保正動員村民,執行「刈刺竹」、「填窟仔」等防蚊工作,凡未確實執行,則被處以罰金,或連帶處罰。最後,這村庄獲得一等獎,成為「瘧疾防遏作業模範村落」,警察大人也因領導撲瘧有功而升官。不過,當警察大人高升而離去,村內防瘧工作也逐漸停頓、荒廢。這篇作品具體呈現官方以保甲制度監控人民生活,強制配合防瘧工作的不合理,徒增人民生活負擔,因此成效不彰。警察大人離去後,村落的防瘧工作並未持續,也反映官方和民間防疫觀念的落差。相較而言,「對人法」比較容易取得民眾的配合,原因是奎寧的藥效,讓民眾見到患者減輕痛苦的成效,以及不收醫藥費用,不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 蚊子與瘧疾的關係臺灣文學家:蔡秋桐4.6. 日治瘧疾防治的特點與影響日治時期,殖民當局長期推動瘧疾防治,持續至殖民時代結束,從公共衛生而言,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與影響。1911年,總督府展開瘧疾防治工作, 1912年指定18個防治區,1924年防治區超過一百個,至1944年則達到197個防治區。伴隨防瘧工作的逐步推展,其成效反映在瘧疾流行及死亡率降低。不過,由於防瘧經費預算的考量,防治區並未在全臺普遍設置,指定防治區的住民血液檢查最多也佔60-70%。 新化瘧疾防治所從當時瘧疾防治區的選定,並非以瘧疾流行嚴重、瘧疾死亡率高為優先考量,顯示殖民當局瘧疾防治的特殊考量。依據臺灣地形空間分析,顯示1910年代的防治區多集中在丘陵地區,1920年代以後增加臺中、新竹丘陵地帶、花東縱谷區及嘉南平原,1930年代後則以花東防治區最密集,高山地區增加防治區。這些防治區變動的意義,在日本人聚集的市街和花東一帶的日本移民村,以及樟腦、鐵道、水庫等官營產業開發政策有關的區域。換言之,瘧疾防治是依據殖民政治、經濟的需要而推展。 顧雅文1910-1931年瘧疾防遏區與死亡率分佈圖.不過,日本為推展臺灣的瘧疾防治,對於臺灣瘧疾研究累積豐富的業績,奠定臺灣 熱帶醫學 研究的基礎。日治時期瘧疾防治的實務經驗,藉由全臺灣各地防遏所的工作人員,也成為本土公共衛生的經驗傳承。戰後初期臺灣公共衛生的重大成就,1965年世界衛生組織登錄臺灣為瘧疾根除地區,實奠基於戰前瘧疾研究與防治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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