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 作 者《万科》周刊 书籍简介 回望联想、海尔、万科等优秀企业20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轨迹：这批新兴企业以对市场机会超常规的敏锐和把握，遵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回报原则，通过规范企业运作、提高管理水平，获得了持续、稳健的增长。在背后，是它们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理想所必须具备的大视野和决断力。有理想，未必能够做成优秀的企业，但是没有理想的企业，一定不会基业常青。探索一种不依赖外在资源的文化和机制，这将是中国企业在下一个十年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序 时光是公平的，它淘洗一切，包括企业和企业家身上披挂的彩带佩饰，只留下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如果我个人冀望于万科在将来的某一天仍然被人说起，那一定不会仅仅是因为万科跨了很多地域，盖了很多房子。而更多地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发展历程上，在中国新兴企业的探索道路上，万科始终能够坚持着思考、执着于创新，并留下一串对后人富有建设意义的脚樱 时光是公平的，它淘洗一切 《万科》周刊 王石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市场化进程以来，今天的中国发生了令世界惊叹不已的变化。快捷且颇具冲击力的经济改革让人们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令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机会选择物质丰裕、享有个人尊严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中国企业家如同一个战略群体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借助体制转型向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靠拢时，我们的企业家们也正逐步成长为影响这个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 世纪4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正式诞生，这是知识结构深化和社会分工下一种先进的企业形式。以对产权的制度保障和对一切可能创新的鼓励为标志，欧美企业依靠这一制度逐渐发展出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的大型跨国公司。现代企业成为社会公共机构已是不争的现实，公司以及公司的管理者对物价、工薪和工作时间、产量所做出的决定，引导并构筑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 幸运的是，20世纪末期的中国赶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车。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企业将来必须“按国际惯例办事情”，从而大大减少了来自制度缺失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博弈规则的透明度，大大扩展了人与人之间自由合作的秩序与机会——与这幅光明的图景相对立的，是原有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状态以及为维持原有体制而必须转嫁给企业的种种低效率负担。我愿意有些主观地断言：投入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将要失去的，只是枷锁。 当然，被世界主流的经济运作体系所吸纳，更多的是由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20多年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实现自身经济体制转型的努力和中国企业的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不懈追求。众多企业能够聚首一处坐而论道，缘于它们对卓越的渴望和对战略的探询。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起飞所带来的活力与生机，正是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涌现的千千万万个新兴企业所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们的价值信念正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曾反复论述的基于基督教精神的企业伦理：公平、诚信以及在阳光照亮的体制下、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发展自己。 回望联想、海尔、万科等优秀企业20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轨迹：这批新兴企业以对市场机会超常规的敏锐和把握，遵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回报原则，通过规范企业运作、提高管理水平，获得了持续、稳健的增长。在此背后的，是它们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理想所必须具备的大视野和决断力。有理想，未必能够做成优秀的企业，但是没有理想的企业，一定不会基业常青。探索一种不依赖外在资源的文化和机制，这将是中国企业在下一个十年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时光是公平的，它淘洗一切，包括企业和企业家身上披挂的彩带佩饰，只留下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如果我个人冀望于万科在将来的某一天仍然被人说起，那一定不会仅仅是因为万科跨了很多地域，盖了很多房子。而更多地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发展历程上，在中国新兴企业的探索道路上，万科始终能够坚持着思考、执着于创新，并留下一串对后人富有建设意义的脚印。 第1节 下一个十年，万科的光荣与梦想 《万科》周刊 郁亮 感谢各位出席万科20周年的生日庆典，更感谢你们多年的关爱。同样感谢今天未能与我们共聚一堂，但曾经和正在支持万科的每一位朋友；感谢在18个城市选择了万科住宅的四万户家庭。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万科的现在，更不会有万科的未来。万科人对你们心存感激，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与各位一起回顾万科过去20年的足迹，并共同展望万科未来10年的图景。 年对一个人正是青春年华，20年对一个公司来说，未来也才刚刚开始。在那些久经沧桑的百年老店面前，万科还是显得稚嫩。向优秀公司学习，探索持续增长的奥秘，仍将是万科未来十年的主题。 树立标杆：向世界优秀企业学习 过去20年万科能取得一点成绩，那也正是向优秀企业学习的结果。在早期的业务往来中，万科学习日本索尼，培养了自己的营销能力；受到索尼售后服务的启发，从物业管理入手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发展地产业务的过程中，万科学习香港新鸿基地产，提高了产品品质，加深了对客户关系的理解。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满足于在一个刚刚起步的市场中小有成绩。只有把视角放到未来，放到与世界级优秀企业的对比上，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公司持续增长的内在逻辑。 目前，万科正以美国四大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的普尔特住宅公司为标杆，学习它优秀的经验： 比如，普尔特为何专注于住宅业务，又何以能持续53年保持赢利？在业务横跨美国27个州、44个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它的跨区域经营？ 比如，为什么在美国那样一个成熟的市场，它的净资产回报率能达到18%，近十年来增长率达到行业的两倍？ 比如，为什么在普尔特新推出的项目中，老客户重复购买或推荐购买的比例达到47%？它何以能实现客户的终身锁定？ 我们相信，从国际化的全新视角出发，以优秀的企业为标杆，审视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能够使万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有超越今天的成功，才能拥有未来的辉煌。 走向理性时代：一个繁荣健康的房地产行业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未来的前景是广阔的。在中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大背景下，历史赋予了中国地产行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相信，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十年，将是更加繁荣健康的十年。 为什么我们对市场的未来如此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欣慰地看到，房地产开发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业正在从启蒙时代走向理性时代。 走向理性时代的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首先，行业秩序将越来越理性：土地供应和房地产金融正在一步步规范，政策与法规建设也正在走向健全。其次，消费者将越来越理性：他们的需求将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变为全面追求美满生活；他们的权益诉求将由单一的产品质量，变为对居住体验的整体要求。最后，市场将越来越理性：企业经营将由粗放走向精细；企业竞争将从主要依赖土地资源，走向依靠综合竞争能力。 我们认为，房地产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保障和长期稳定的基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目标，应当是让每一个家庭都有适宜居住的住宅。 这一目标意味着，我们发展商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环保、适于居住和交流的优质住宅。这一目标要求我们做到“三个统一”：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开发商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统一。 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行业目标，是一个产业健康发展的标志。而一个繁荣健康的房地产行业，无疑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精细化：万科的第二次专业化 时代正在变迁，环境正在改善，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去做。 万科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在中国经济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历史过程中，自觉地完成了从多元化到专业化的战略调整。 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业务的调整过程，它同时也是万科对职业化、对如何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追求过程，这一过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只有遵循和符合经济规律，才是经得起检验的公司成长之道。 在未来十年，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坚持从粗放化到集约化的道路。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集约化道路还只在起步阶段。持续增长而不是粗放增长甚至破坏性增长，仍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主线，继续走专业化道路、继续专注于住宅业务，仍将是万科未来十年惟一的选择。 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万科完成了从业务多元化到业务专业化的调整，这是万科的第一次专业化。在未来十年，万科将自己定位于精细化——所谓精细化，就是在我们专注的住宅领域做到更专业，更优秀，更卓越，这是万科的第二次专业化。 有质量增长：万科中长期发展规划 走在专业化道路上的万科，一直有这样的愿望：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领跑者。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万科集团全体员工十年的努力，到2014年，销售额从2003年的63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占全国住宅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1％增长到3％。 在未来十年，万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是：有质量增长。在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同时，我们更加追求增长的质量。有质量增长对我们意味着，要提高资本与人力资源回报率，提升客户忠诚度，加强产品与服务创新。 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三大策略： 第一是客户细分策略。 万科将完成运营机制的重大变革，从目前以项目为核心的运营方式，转向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运营方式。在一个竞争与开放的市场中，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价值。没有对客户价值的精确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客户细分策略下，万科将不局限于以职业、收入、年龄等“物理”方式去把握客户，而将从客户的内在价值出发，按客户的不同生命周期，建立梯度产品体系，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客户的终身锁定。 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从粗放走向精细，走到市场前面去把握客户价值，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这是万科第二次专业化的关键。 第二是城市圈聚焦策略。 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圈正在形成，这些城市圈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这三大城市圈的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4.1％，但GDP却占到了40％，居民储蓄余额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平均的2倍。 万科在未来十年，将把业务聚焦在城市经济圈，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三大城市圈。万科将集中资源，在这些地区实现集约型的扩张，在这三大区域成为市场领导者。 第三是产品创新策略。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环保、适于居住和交流的优质住宅，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万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 我们将在细分客户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住宅产品体系，建立万科住宅标准；通过工厂化生产，提高住宅的品质和性价比；以和谐、自然、生态的标准进行未来可能住宅的研发，为住宅产业贡献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恪守职业化的底线 年来我们经历了市场的风云变幻，但20岁的万科对未来充满信心。未来也许万科的一切都会改变，但惟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职业化底线的坚守。 万科20年，走过许多弯路，付过许多代价。从这些弯路与代价中，我们认识到对经济规律的遵从，对人文精神的弘扬，是万科持续发展的根本；我们认识到在市场中应该做简单而不是复杂，做透明而不是封闭，做规范而不是权谋，做责任而不是暴利。 回顾启蒙时代，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建立和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面前，一直坚持着职业化的底线。我们的底线包括：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对人永远尊重，就是用心去尊重人。尊重客户、尊重股东、尊重员工、尊重社会。我们坚信，市场的奥秘就是双赢，而只有尊重才能带来和谐，只有和谐才能创造双赢。 追求公平回报，就是以法律规范和道德良知为尺度，使公司在市场中获得公平回报，使股东从投资中获得公平回报，使员工通过劳动获得公平回报，使供应商在与万科的合作中获得公平的回报。 开放透明的体制，这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我们相信，只有做到开放与透明，企业才能永葆健康与活力，才能做到基业常青。 年对一个人来说正是青春年华，20年对一个公司来说，未来也才刚刚开始。未来十年，我们将致力于把万科建设成为基业常青的优秀公司，将致力于与中国所有的优秀企业一起，共同参与中国经济的腾飞。 我们希望所有万科的朋友，今天在座的、或者不在座的，都能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个追寻理想的过程。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再一次向你们表达敬意和感恩。我们的这份感情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好在我们还能继之以行动。在未来的十年中，能够不辜负你们的陪伴和鼓励，是全体万科人的光荣与梦想。 （本文源自集团董事总经理郁亮于“万科集团20周年晚宴”上的致辞） 第2节 万科的第二次革命 《万科》周刊 丁长峰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格局与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何其相似。在房地产广阔的空间中，涌现出一批批前赴后继的企业。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有着这么多实现梦想的机会。 去年12月，我就上海万科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前景向员工做了演讲，题目是《白银时代》。大意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个阶段，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为黄金时代的真正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处于“二次革命”的关口。 万科未来要实现远大的目标，同样避不开“革命”这一字眼。 过去20年来，万科扮演着先锋者、同样也是革命者的角色。万科以前瞻性的眼光，采取了颠覆固有思维的发展策略，比如说，率先在城郊大规模开发住宅；比如说，在业内最早提出“超过25％利润的项目不做”。坦率讲，当初一旦失败，万科就从先驱变成先烈了，当年万科所具备领风气先的勇气，今天亦不可或缺。 战略先行 中国企业经过数十年发展走到今天，战略问题必然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从万科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早期形成的贸易、工业、房地产和文化传播四大业务的经营架构，演变为“综合商社”发展模式，到后来调整为以城市大众住宅开发为主导，每一时期的主动应变都体现了万科战略先行的思路。当年与万科同期上市的一些企业，也曾提出“以房地产为中心，以金融为纽带，以工业为后盾，主业突出，两翼齐飞”的发展策略，后来发展都不太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 从2000年始，很多国内企业开始谋划海外上市，我们往往看到，面对海外投资者的询问，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始终缺乏对自身战略清晰而完整的表述。 面对WTO后的全球化，渴望继续成长的每个中国企业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万科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明确告诉投资者、客户以及员工：万科今天的战略是什么？ 居安思危 三年来，万科不但解决了实现当年利润的问题，也解决了明年甚至是后年的问题。各一线公司完成年度利润指标的能力逐渐增强。万科确实每年保持着旺盛的上升势头，在欣喜于每一个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得时时提醒自己：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究竟能持续多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对未来市场潜在的风险和机遇，我们必须看得更远，更久。居安思危是我们讨论战略问题时应该具备的心态。 要明确万科的战略定位，制定万科未来5至10年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从分析万科的现状着手，也许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正如此，我们必须思考与万科战略发展规划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 其一，如何采取有价值的合作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合作必须基于两家公司领导者的信任，万科需要培养合作文化。合作中融资、资金流的处理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尝试和研究。 其二，如何根据目前土地招投标制度的相关规定改组业务流程。以华东地区的一项目为例，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必须半年之内动工，而且首次开发量是30万平方米。我们现有的业务流程与已经加快的项目开发周期并不合拍，整个系统必须重新调整；如果不能实现流程优化的话，万科在现有土地招投标制度下赢取市场机会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其三，如何与政府和房地产主管部门建立全面、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发展商。以万科在中国房地产界的地位而言，我们必须主动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房地产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对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若以量化指标来确定，营业收入达到上千亿显然是不可能的。世界级企业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复合增长只有在少数行业中的个别企业中才成为可能。房地产行业从未有过先例，也不可能有后来者。为了避免那些不着边际的宏大构想迷惑我们的视线，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契合现实的目标。 在我看来，万科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必然涵括两个内容，即FIRST&BEST。 ，“成为第一”是万科的定位。未来十年，无论是以开发规模还是利润来衡量，万科有能力且必须成为国内第一的房地产公司。同时，万科也应成为客户买房的首选对象，成为国内承建商、供应商首选的合作伙伴。 意味着万科要拥有最好的规划设计、最新的建造技术、最好的产品品质。同时，万科也应该拥有最高的客户满意度，也应当成为最受投资者、员工和客户尊敬的房地产公司。 如果以马拉松作比喻，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夺取冠军，那么十年的领跑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安排。万科必将确定终极的战略目标，一个远大的战略目标对一个组织是非常关键的，只有有了远大清晰的战略目标，才能动员一切的力量去赢得未来。 面向未来 为了看得更久、更远，万科必须重塑面向未来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实现未来5至10年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过去数年间，我们处于卸下历史包袱和实现当年利润的双重压力下，谈得最多的，是过去和现在。对于未来，我们甚至没有静下来仔细想过。 处于低谷，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立于高处，更重要的是心存长远。以万科的行业身份和地位来说，对行业未来的走向，对前行道路的选择，以及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形成明确的概念和判断。 年，万科第一次开始研究未来五年的战略计划。当时的基本判断是，未来五年内，万科必然进入以规模开发、模式复制为特征的快速增长期，我们如何从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团队建设以及盈利模式等层面做出相应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们同样要回答这一问题。 从1994年的调整以来，万科成功解决了诸多遗留问题，同时获得了稳健的增长。从现在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索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路该如何走。 值得骄傲的是，过去20年，万科保持了一个共同的企业理想，形成了非常出色的控制能力，推行了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建立了一支梦幻组合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在不久的将来，万科一定会从一个中等规模公司成长为大型公司，我们的组织结构、盈利模式甚至业务流程都必然会根据终极的战略目标做出相应的变革。 第3节 万科需要什么样的视野？ 《万科》周刊 周刊编辑部 王石有过这样一句话：“万科要把自己放在高峰，这样才能有做大事的胸怀；同时也要把自己放在低谷，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 年来，曾经有两位“老师”对万科影响深远：刚刚跨入房地产行业，正在摸索房地产管理经验时，万科从索尼的营销及售后服务中获得了启发，塑造了万科物业管理这一知名品牌，同时以营销优势打开一个又一个市场；近十年来，万科又从香港新鸿基地产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中求师，引入了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例如“新地会”就启发了万科成立“万客会”。同时，新鸿基产品的优秀品质也成为了万科潜心向学的对象，王石于1996年就提出的“质量是万科的生命线”正是对自身不倦努力的概括。 二十年“成就生活梦想”，万科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正在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从企业生命周期来看，中型企业处境往往最具风险，面临着诸多的危机和挑战，正是需要进一步拓展视野，作出更长远规划的时期。 岁的万科，需要什么样的视野？万科相信，最大的市场往往能诞生出最优秀的企业。形势的发展促使万科向更广阔的空间寻找思路。通过深入研究，Pulte Homes公司等优秀企业进入了万科的视野，Pulte Homes公司作为美国房地产行业位于前列的发展商，与万科一样进行着跨地域发展，从事专业住宅开发。数据显示，Pulte Homes公司与万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又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这体现的既是差距，也是万科努力前进的方向。 公司有着连续53年的盈利记录，2003年营业收入是万科的近12倍，利润是万科的近9.5倍，而其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则达到了3.4%，是全美惟一一家在所有细分市场中均提供主流产品的开发商。2004年初，万科管理层明确提出：万科要以Pulte Homes等国际优秀企业为标杆，向国际顶尖的房地产企业学习，这为全集团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明确的榜样，同时也证明：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万科保持了一贯的持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Pulte Homes公司在良好业绩增长与股东稳定回报之间取得了平衡，这让万科更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必须更多地从股东角度考虑成长问题，而这恰恰是确保公司跨地域经营得到源源不断支持的关键所在。因此，万科提出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四个基本做法：第一，保持持续良好的增长性；第二，给投资者长期稳定的回报；第三，在资本市场运作及公司融资策略制定时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第四，重视投资者关系。目前和今后，这些将是万科遵循的原则。 客户忠诚度是企业未来的利润来源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空间。Pulte Homes等优秀的企业均对市场进行了深刻明确的研究，同时，通过精细化生产提高为客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保证客户价值在产品中体现，从而有效提高客户忠诚度，并赢得市场。2002年，Pulte Homes重复购买同推荐购买客户之比达到40％以上。而万科在2003年底进行的集团全方位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则显示，万科客户的重复购买意向达到63％。这也清楚地显示出忠诚客户的重要性，万科改进客户忠诚度的紧迫性以及深入研究客户忠诚度的必要性。 “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万科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更重要的是保持学习的心态，并且善于寻找合适的学习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万科有着不同的学习标杆，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不仅仅反映了视角与眼光的拓宽、拓深、拓远的问题，而且反映了万科在经营管理、扩张发展中一直持有的认真、细致、虚心的态度。 再看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以万科为超越的目标，从管理制度到企业文化，从产品创新到市场营销，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学习、模仿甚至超越。这些值得我们尊重的竞争者在向国内优秀同行取经的同时，也和我们一样，把学习的眼光转向国外，开始从国际市场获取宝贵的方法和经验。 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持续增长，万科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了一些企业快速扩张后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对万科而言，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单一的规模化并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而以精细化为特征，全面提升经营管理质量，仍是万科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各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吸收，使万科能一直保持前进的劲头。领跑者必须有良好的领跑心态，才能久做行业先锋。万科有内省、外望的优良传统，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需要我们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竞争对手的进步和努力，更需要我们有更为前瞻的未来视野。 第4节 财富、原罪和社会转型 《万科》周刊 朱志砺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赢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别的房地产公司是（利润）低于４０％不做，万科却是高于25％的利润不做，可以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过超过25％利润的项目。” 王石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企业家。尊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做人原则，以及他领导的万科有非常正气的企业风格。 王石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具体化的、量化了的价值尺度。 真正的企业家，对行业利润率总会有一个精确的判断。产品销售价格减去总成本，附加值或毛利率大致在哪个区间就可以基本估算个大概。 如果利润远远高出正常水平，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猫腻蕴藏其中。 周正毅案的败露，我把它看作是“关系生产力”和暴利动机引爆的一场富翁自焚戏。 在中国，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支配权，因此，一个人财富的多寡，总是与他跟权力的远近成正比。离权力越近，敛财机会就越多。正因为如此，在财富圈内，就有“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现实“经济学”论断。这个“关系”，当然是指与权力的关系，与资源支配者的关系。 但是，“关系”并不是作为“生产力”来创造财富的，“关系”只是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我多即你少的零和博弈。 周正毅靠关系拿到了寸土寸金的市区旺地，表面上不要花一分钱，但实际上成本巨大，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成本就是拆迁户的预期。按照一般设想，靠关系拿到地，凭项目靠关系贷到巨款，再背靠行政权力，把拆迁户安置到远郊，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杨斌、仰融、周正毅等富豪的从暴富到垮台，背后实际上就是官与商、权与钱之间的苟合与离弃过程。 前段时间，媒体上炒作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接着就有一批人来帮富豪洗白。我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在我看来，中国富豪大部分从法律、道德和良知角度说，是有瑕疵的。如果有个上帝，那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需要跪在十字架前忏悔的。但是，他们的“良心罪”却不是“原罪”。甚至也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的每个毛孔都是肮脏和血腥的问题。他们的“良心罪”在于他们收买、租用权力，使自己参与到了社会机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去，从而使自己暴富起来。是权力和资本勾结抢钱的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的“勤劳致富”故事早已终结。在行政权力垄断了大部分商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作为一个群体，历经了多次洗牌，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是权力的近亲或关系户。而且，这个群体正在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俱乐部，草根阶层几乎无望登堂入室。 孙大午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民间资本，拒绝缴租、收买权力的民营企业家，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有多艰难。周正毅轻轻松松就能搞到几十亿的巨额贷款，而孙大午创业10年，总共才贷到过几百万。 在内地，有不少企业家徘徊在与权力走得太近要死，拒绝与权力交易也要死的两难境地。 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机会的控制太多。张二江之类的父母官有心态、也有这个充分权力，做到“让你富，你就富；不让你富，马上可以把你变成阶下囚”。 在我们声援支持孙大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孙大午的集资，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是有罪的。但与孙大午有类似做法的企业家大把，为什么偏偏是孙大午遭殃呢？ 我在一家高科技创业企业担任独立董事。该企业在注册时，花了2万元代理费，请中介公司办营业执照。按照法律和政策，他们那个行业要注册有限公司，必须要有100万注册资本。但创业之初，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呢？不过不要紧，有变通办法。你只要花2万元，有人会帮你办好银行的验资报告和一切合法手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中国富豪有没有“原罪”，能不能洗白，在我看来，都不是根本问题。企业家有各自的价值观、人格特征和行为准则，有好人，自然也有坏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寻租和缴租、索贿和行贿的关系问题。不要把这两个关系问题搞得像古老的哲学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复杂，争论几千年没个准确答案。 赖昌星、刘涌等富豪出事的同时，是大批地方官员落马。 行政权力过大，管制越多，掌握的资源和机会越多，权钱交易的机会就越多。单纯的经济改革，最终将造就一个官员、富豪两方面都不干净的局面。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怎么走时，曾经说过：没有好的体制，好人也会变坏；有好的体制，坏人也使不了坏。 近年来，国内富豪纷纷落马。胡润版中国富豪榜成了富豪落马排行榜，以至于有富豪宁愿出钱求胡润不要让自己上榜。为什么中国富豪的出事频率如此高，我们不应该从企业家人品上去找原因，而应该从企业家所处的经营环境去分析，从如何才能获得财富的途径去反思。从而改变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社会转型，去建立一个“好的体制”——一个好人可以干干净净赚钱、赚干净钱的体制。 我把富豪落马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环境因素使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没有道义良知方面的责任。正像本文开头引用的例子，在任何一个行业里，超出行业平均利润的暴利，背后一定有黑幕。当利润超过40％时，企业家就应该警醒：我是不是进入了一场危险的游戏？ 第5节 均好中加速 《万科》周刊 周刊编辑部 从学习万科好榜样谈起 年12月28日出版的第6期《万通·生活家》2003新年献辞，是万通董事长冯仑所写的一篇文章——《学习万科好榜样》。冯仑的文章从万科的核心价值观、经营战略定位、对细分市场的把握、公司治理结构及阳光照亮的体制、稳健而持续的业绩增长等方面对万科的优点进行了全方位描述，并向万通集团全体发出了“学习万科好榜样”的号召。 冯仑先生相当准确地总结了万科从1993年到2002年十年间专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王石董事长当时曾专门与冯仑约谈了一次，觉得此篇主要是写万科值得学习的地方，因此没有谈到万科的缺点，希望冯仑能将此作为上篇，再写一个下篇来谈谈万科的不足在什么地方。 个月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话题。也许公司的优点总是璀璨而夺目，容易被外界认知；而公司的不足之处，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总结。 万科的均好优势 自1993年以做减法为号角的十余年地产专业化建设中，我们在产业选择及产品线选择方面理清思路，坚定不移地从产业多元化调整到房地产行业作为主营业务，从什么产品都做调整到以大众住宅项目为主。专业化战略贯彻实施、发行B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华润、1999年新一轮战略性地域扩张、总部专业化建设、海盗行动、“3 x”战略布局，这一系列的行动，见证了公司在经营管理各方面打造均优势好所付出的努力。 在我们选择的这条专业化道路上，过去12年间我们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公司的业绩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25.4%，净利润复合增长28.7%；公司逐步建设了业界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持良好的投资者关系并取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公司打造了业界第一的地产及物业品牌并得到广泛认同，培育了高度忠诚的客户群；公司致力于建设阳光照亮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公司拥有一支永怀理想与激情的优秀职业团队，员工整体满意度逐年提升。 我们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Pultehomes、Centex、lennar、horton 2003年度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平均为1.30;而万科2003年的资产周转率为0.57，也就是说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2元钱大概可以做2.5元生意，而万科2元钱大概只能做1元生意。我们在运用资本做生意，多盖房子多销售的能力上存在明显差距。 万科近三年销售额复合增长24.1%，同期总资产复合增长27.5%，我们的规模扩张建立在消耗更多资源的基础上，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模式，而导致这种粗放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集团近几年的项目开发速度在下降。对比7、8年前，深圳景田城市花园的速度是四个当年：当年买地、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竣工。而现在我们的项目开发速度有意无意慢了下来，这正是我们当前的不足之处。 为什么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当年万科生存压力非常大，资源又极为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快马加鞭。而这几年公司越来越大，资源充裕了，牌子响了，人才多了，公司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繁杂了，我们就做慢了。可怕的是：市场大势向好，我们做慢了反倒还带来不错的效果，晚开盘几个月还可以多赚千儿八百。于是我们慢得悠然自得，舒服得有点像温水里的青蛙。 这样慢下去可以吗？ 答案非常明确：不可以。因为整个社会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而投资者永远追逐更高的回报，为了获得投资者的支持，我们需要提高盈利水平。房地产行业的资源收紧、竞争加剧，为了在行业保持领跑，我们需要提升运营能力。未来十年，万科的业绩增长目标是利润年复合增长不低于30%，这要求我们必需提高运作效率。 加速会带来什么收益？根据测算，加速后全集团在同等资金峰值条件下，平均开发规模可提高20%；集团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25%。以上测算对于某一个单独公司而言同比成立。也就是说，加速将从现金流、利润、经营规模、投资回报等角度对集团及各一线公司的经营管理质量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是我们持续高速成长的强力保障。加速还意味着我们项目协同操作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我们承受政策及市场风险能力的提升。 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道路。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巨大潜力，将保持较高速的成长，我们需要与大市赛跑；竞争对手与我们的距离在缩短，万科需要加速前行。面向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实施战略性变革。我们的战略主题是：均好中加速。 均好性是万科区别于其它竞争对手的极为重要的竞争优势，均好性使我们具备了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厚重基础，保持均好是战略性加速的前提要求。而通过加速，我们将大力提高自身的资产运营能力。 我们该如何加速？根据集团目前所做的调研分析，主要将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通过前置并行和调整优化业务流程：在项目前期将市场与产品定位、概念设计、项目规划等工作前置和并行，以解决集团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深度不够，效率低下的问题；以效率优先原则对整个项目工序评估后进行优化。 通过简化节点和授权提高决策效率：在保持评估与监控的前提下通过简化节点和授权提高决策效率，以解决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多头决策、决策点繁多、决策系于一身等低效现象。 “均好中加速”是提高集团经营管理质量的重大举措，是集团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战略主题。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团管理层、集团各专业部门、集团各一线公司的通力协作。总部在已经研究的相关方案基础上，将与各一线公司具体研讨后共同深化及实施。 “均好中加速”战略的实施，是一场变革。将涉及组织架构及决策流程的调整，将对我们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均好中加速”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团全体员工对战略意图的理解和贯彻，需要集团全体员工的积极思考，积极行动。 吹响战斗的号角 竞争加剧的市场下，快鱼吃掉慢鱼。快不一定成功，但不快一定不能成功。我们当前的战略聚焦于“均好中加速”，而战略的成败在于执行，均好中加速将考验我们的变革与协作精神，均好中加速将考验我们的决策与组织能力，均好中加速需要集团全体将士用命，众志成城。 在万科新的十年来临之际，我们吹响战斗的号角。 第6节 万科的新标杆 《万科》周刊 谭洪安 年，万科踏入前行的第20个年头。 最初的10年里，万科解决了生存问题，并尝试多元化发展，第二个10年，万科实现了由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并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取得公认的领跑地位。不久前发布的万科2003年年报显示，万科全年营业额达到人民币63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约1％，资产总值105亿元，其中净资产为47亿元。 与资产动辄数百亿的国内其他行业领袖相比，万科正从一家中型企业逐渐向大型企业迈进，从企业生命周期来看，中型企业处境往往最具风险，面临着诸多的危机和挑战。 年来，日本索尼和香港新鸿基地产都曾是万科成长过程中很好的老师，但时至今日，当“未来5至10年万科将往何处去？”这一严峻的话题摆在全体万科人面前时，当如何突破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如何在项目获取渠道、开发节奏和运作方式上进行变革，如何更好地了解市场和客户、根据细分客户特征提供产品，如何调整产品生产方式，实现更快、更好地建造并且大规模复制产品等等问题必须加以研究解决时，确定一个更具全球视野的全新参照系、树立一个更切合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及长远战略目标的榜样的需要，突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去年12月一次内部会议上，万科董事总经理郁亮代表管理层首次提出，万科有意以美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Pulte Homes公司作为新的标杆企业，理由是地域同样辽阔、市场同样高度分散（前五位房地产开发商只占全国房屋销售总额的13％）的美国，与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样的半岛或海岛型经济体相比，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内地市场特点更为贴近，而Pulte Homes公司在跨地域经营、土地储备方式、持续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客户细分及关系维护等诸多方面都有良好表现，堪称万科今后发展的楷模。 新标杆精神之一：关注投资者利益对全体股东负责 就万科而言，Pulte Homes公司这一新标杆的核心精神在哪里呢？ “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公司对投资者、股东利益的关注。”曾负责万科财务融资工作十余年的郁亮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Pulte Homes公司业务遍及全美27个州的48个城市，同时开发约70个项目，它保持着连续53年的盈利记录，过去10年里结算量增长了360％，到2003年全年售房接近3.3万套，营业收入复合年平均增长20％，持续经营活动收入复合年均增长24％——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股票投资回报是10年前的2.18倍，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相应数据为102％，道琼斯工业指数相应数据为153％。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是万科的12倍，利润接近万科的10倍，净资产收益率则约为万科的1.6倍。 从永续经营角度考虑，万科当然要立足于企业的中长期前景；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万科相当一部分股东是短期投资者，衡量万科不断成长的具体标准，是公司的持续发展，还是股东实际回报的提升？如何兼顾两者的利益呢？ 郁亮认为，Pulte Homes公司显然在良好业绩增长与股东稳定回报之间取得了平衡，这让万科更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必须更多地从股东角度考虑成长问题，而这恰恰是万科巩固和进一步拓宽强大的融资平台，确保公司跨地域经营的良好势头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的关键所在。 去年11月，万科与华能国际及中国电信一起获得英国《投资者关系》（IR）杂志主办的亚洲区最佳投资者关系奖，这个奖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业界权威对万科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认可。 热闹过后，万科再次返身而视：尽管自1997年以来，万科累计分红派现金额是国内所有上市房企中最高，2002年每股收益也在同行中位居前列，但与当年汽车、银行、钢铁、石化和电力等五个最活跃板块中最优秀的企业，如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均超过50％的上海汽车和民生银行等等相比，万科的公司成长性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公司的盈利水平亦不够突出——2003年底净资产收益率虽比2002年有所增长，也只是达到了11.5％。 据此，万科提出投资者关系管理四个基本做法：第一，保持持续良好的增长性；第二，给投资者长期稳定的回报；第三，在资本市场运作及公司融资策略制定时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第四，重视投资者关系。 今年下半年，万科将发行19.9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敲定有关发行方案时，万科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原方案中的发行规模、转股溢价幅度、向下修正条款、回售条款和提前购回条款都进行了重新修改，使董事会最后通过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市场上最有利于中小股东的发行方案”。 毫无疑问，关注投资者利益，对全体股东负责，已经成了万科向Pulte Homes公司看齐的一项主要指标。 新标杆精神之二：提高客户忠诚度深入客户细分市场 年来，强烈的客户意识一直贯穿于万科的发展历程中。 成立之初，万科是日本著名电气品牌索尼的产品代理商，索尼在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做得非常出色，万科亦深受影响。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后，万科便迅速以营销优势打开局面，物业管理也获得了相应的口碑。 在第二个10年里（1992年底到2001年），万科从香港新鸿基地产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中获得了不少启示，比如1998年成立的“万客会”，便是仿照前者的客户组织“新地会”成立的。而1997年和2002年分别被万科定为公司的“客户年”和“客户微笑年”，可见万科一直以来对客户的尊重和关注。 根据独立第三方所作调查，目前万科客户的重复购买意向为63％，30％左右的业主由老客户推荐，70％以上则靠市场口碑吸引。从调查数据上看，万科客户满意度还是不错的。不过，Pulte Homes公司达到40％以上的客户实际重复购买率，仍让万科看到了进一步培养客户忠诚度的充分空间。 显然，对都在进行大规模跨地域经营的Pulte Homes公司与万科来说，同样面临着每一个局部地区内强势企业品牌对全国性企业品牌的有力挑战，客户的品牌忠诚度如何，往往是开发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万科要继续发展和提高，借鉴标杆企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理所当然的。 万科已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为1％，而Pulte Homes公司全美市场占有率高达4％，能做到这一点，体现了Pulte Homes公司对各个细分客户市场全面把握和积极渗透的能力。 与国内目前仅把楼盘粗略地分为高、中、低档房不同，美国房地产产品市场发育很成熟，已细分为首次置业、首次换房、二次换房和活跃长者置业四大块，Pulte Homes公司是全美惟一一家在上述所有细分市场中均提供主流产品的开发商，2001年更通过并购Del Webb公司，获得了SunCity品牌，最终使公司成为55岁以上活跃长者置业市场的领导者，而这一市场在美国是增长最快的。 万科已经注意到，中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10%，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这为房地产企业带来了一部分类似美国情况的活跃长者置业的新市场，这个市场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当万科决定研究开发针对此类市场的产品，有Pulte Homes公司在这方面的成功开发经验，可谓恰逢其时。 郁亮坦言，经历过去若干年的持续增长，万科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了一些企业快速扩张后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对万科而言，单一的规模化并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而以精细化为特征，全面提升经营管理质量，才是万科迫切需要做的。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确立Pulte Homes公司这一新标杆，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理解和学习，将为迈进第三个10年的万科提供一个有助于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规模增长的更为理想的参照系。” 第7节 战略万科 重装上阵 《万科》周刊 彭涛 更多的淘汰仍在继续。不管我们沉睡还是清醒，一部浓缩的企业进化史在每个角落被即时书写着。这一时代变革的推力给每个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生存，还是毁灭？ 万科同样无法回避。 作为一家有16年房地产开发经验、年营业收入超过60亿人民币、业绩持续增长的房地产企业，万科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计划你的未来，”彼得德鲁克在1956年说。面对种种的未知，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必须“沿着能提供备选目标的道路前进”。 万科必须再次审视当下，为自己寻找新的战略定位。 以变为先 在万科发展史上，2003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头。 这一年，万科实现了项目开发、资金储备、业务专业化三大领域的深度推进。作为上市公司，万科以营业额收入63.8亿、净利润5.42亿、每股盈利0.39元的业绩，再次巩固了地产蓝筹股的地位。 难得的是，这一切，是在市场变化、SARS危机和政策变动带来的剧烈动荡中实现的。 “可以感觉到，去年以来，变化加快了，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和物业管理。”总领企划事务的万科集团副总刘爱明深有体会，“经营策略、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如何应对，这些都必须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 “我们必须做全面性思索，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从战略高度确立自身的持续竞争优势。” 每一次的时代变革，往往会产生企业与新规则抗衡，结果一败涂地的悲剧。在这个潜流暗涌的行业，只有以大为小、灵活应变，凭着敏锐的嗅觉才能找到与新规则相符的生存策略。因此，“新规则、新玩法”这一战略基调的提出，正是万科为确保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而主动思考的结果。 总部的“为”与“不为” 刘爱明目前考虑最多的，恐怕还是集团如何牵头推进战略规划的问题。 去年10月，万科与德国HI银行洽谈合作事宜，对方提出的条件是，万科提供具体的年度开发计划和预算方案，并购买保险。 “资本很现实，总是关注什么时候赚到钱，赚多少，有多大风险……” 但颇感意外的是，在此之前，“集团却没有相应的机构来管理整体的开发计划”，这让刘爱明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 “总部的功能如何发挥，不能用强势和弱势来界定。最重要的是，总部知道哪些是必须要做的，哪些是不必做的。” 上任一年多以来，刘爱明对企划部的组织架构和职能定位做了很大调整，强化了战略研究的功能。特别是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研究，“全局性的课题，总部应该也有能力挑起来。” “这次做中长期战略规划，其中战略执行系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总部与一线公司的定位问题。” 薄弱环节 万科向来不缺战略。从多元化经营过渡到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业务，再到后来实现向城市大众住宅专业开发商的成功转型，每一次的突围或突破，清晰地贯穿着战略思变的主线。 早在1999年，万科曾启动过代号为“一五计划”的战略规划项目，万科首此对未来五年的资产规模、资产回报率、市场份额等指标进行了详细界定。但次年华润收购万科的举措，让企业的精力更多地投向了股权置换当中，而“一五计划”也因缺乏足够的细化和描述，最终未能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去。 “目前看来，中长期战略规划仍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刘爱明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万科的开发进度，是按照每年的利润要求来确定的。“总被利润牵着走，的确有问题。” 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无论是专业化程度还是管理能力，万科都得到了业内的普遍认可，但万科的赢利能力往往要低于竞争对手。广州某实力发展商明确提出，项目利润率低于15％不予考虑。而我们制订的纯利指标只有10％，有部分新项目甚至还达不到。 在未来可以预计的一段时期内，万科要以年均30％的增幅持续成长。环境、资源、机会都已具备，如何实现？ “不可能还是拍着脑袋拼命干，到年底再看看有没有30％。”刘很肯定地回答。 这一次，万科真正处在了战略转折点上。 选择参照系 尽管距20周年的正式庆典尚有一段时日，但对以往20年的总结和对未来的规划早已不动声色地进行着。 月28日，集团务虚会暨战略规划研讨会，万科大大小小的头脑们再次聚首云海山庄，勾画未来5至10年的战略蓝图，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畅想万科30岁”。 万科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首先要明确地描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在和将来。 “比如1993年宏观经济一调整，大家都觉得很难熬，但要熬多长时间，谁都不清楚。复苏后‘房地产周期’成了热门话题，早些年房地产界一些名士还说只有4、5年搞头，现在看来也不止。” “就像建设社会主义，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定要回答：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否则大家没有动力了。”刘爱明打了个生动的比喻，“很难想像，假如8848不是确定的第一高度的话，王石能不能这么快‘跨越巅峰’？” 当还是小打小闹的年代，磕磕碰碰甚至头破血流被视为正常的代价；但开发量过百万、销售额近70亿的规模，还对长远的发展说不出个明确的一二三来，这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万科中长期战略规划迈出的第一步，将是参照系的建立。 如果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做全面的观察与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作为世界上城市化指标最为典型的国家之一，美国房地产业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竞争态势，现今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更具参照性—— 为什么市场份额总和达到行业10％左右的美国五大地产公司突然在近十年加快了成长？ 为什么Pulte Homes等公司在近十年加快了成长步伐，并且在最近五年获得了加速发展？ 为什么Pulte Homes等行业领头者对未来拥有非常乐观的估计？ …… 通过对标杆企业的研究，结合市场未来发展的趋势，明确万科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再结合区域开发、土地储备、资源整合等层面的策略研究，一个新的战略规划将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有明确的标高：一是行业高度，一是全球化视角。”作为战略规划小组的负责人，刘爱明喜欢以“创造性颠覆”一词来形象描述将逐渐发生的变化。 一个很合口味的伙伴 不知从何时开始，引入咨询机构，特别是世界级的智囊团出谋划策成为企业界的一个潮流。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世界500强大约有70％的公司都有过战略咨询的经历。 “坦率讲，万科可以独立来做战略规划。我们的优势在于对行业比较了解，有一定的专业积累，但最缺的是企业做强做大的道理。” 借助外脑，成为一个必然的现实选择。 万科寻求合作伙伴的入围条件是：不求在房地产上很专业，但对企业基业常青的机理一定有透彻的了解。 “这个过程很讲缘分，”刘爱明将之形容为一场恋爱，“你觉得她是你的心仪对象，但是不能急，要慢慢来，不然会坏事。” 年上半年，锡恩等一批咨询机构进入了万科的视线，“我们不谈业务，大家先进行充分的对话。”从锡恩总裁姜汝祥主持的战略培训开始，万科与这家国内咨询业的新锐持续了大半年的交流。 “价值取向的高度一致是我们最终选择锡恩的理由，他们与管理层有着非常良好的沟通。”对合作方，刘的评价是，“一个很合口味的伙伴”。 年3月，锡恩公司的咨询顾问进驻万科战略规划发展小组。“项目推进期间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略，加快战略制定后的执行。”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一个方向正确的战略体系能否成功，最终落在执行上。”GE的经验表明，强大的业务运营系统，能够保证战略体系在一个财政年度取得成效。 企业做大了，更应该强调这种执行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强调一种应变能力。由于惯性，我们往往要冲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能掉头，“希望通过这次战略规划，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兵无常法，水无常形。在一般的概念中，与其他管理工具相比，战略似乎是个凌空蹈虚的玩意儿。但当企业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感觉到了压力，内部的诸多细节需要突破、改进时，靠什么来全面触发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的裂变与革新？ 惟有战略 “万科需要一场革命性的突破。”2月28日的集团务虚会上，总经理郁亮以雄心勃勃的开场白宣告了万科中长期战略规划项目的启动。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第8节 推动精细化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 《万科》周刊 周刊编辑部 年的万科，如一个力求精进飞翔的青年。万科未来10年的前行之路，业已随着集团系列经营管理层面的变革愈发清晰。当万科把美国Pulte Homes等优秀公司纳入自己的学习视野之时，也意味着“精细化管理”已经进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精细化管理”是与“粗放化管理”相对应的概念，最早在大规模工业制造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中被提出和运用，它是指企业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其生产流程、管理流程，实现“零缺陷”、“准时化生产”、“零库存”等管理目标。 对于万科而言，精细化则意味着在经营管理中保证经营效率前提下的精益求精，对细节的追求完美。这是万科针对当前还处于相对粗放经营阶段提出的战略视点，也是万科从规模型发展进步到规模效益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战略和目标分解切实细化和落实，从而使企业战略规划有效贯彻到每个环节，提升企业整体执行能力的过程。 为什么万科目前还处于相对粗放经营的阶段？ 要看到，同美国房地产行业中的优秀企业相比，万科在经营效益水平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美国Pulte Homes公司有连续53年的盈利记录，2003年营业收入是万科的近12倍，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则达到了3.4％，是全美惟一一家在所有细分市场中提供主流产品的开发商。而同属于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的Centex，其净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周转率均是万科的3.3倍；而总资产周转率则近于万科的2倍。 其次，万科目前的增长，尚主要来自于资源的增长。近三年来，万科的净利润复合增长为20.4%，同期净资产复合增长20.3%，总资产复合增长27.5%，同期，集团资产负债水平基本保持稳定，销售净利率稳步提高，总资产周转率在逐年下降，也说明万科的业绩增长仍建立在消耗更多资源的基础上，仍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模式。 再次，目前房地产行业尚不成熟，尽管万科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辉煌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企业整体操作能力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中稳居一流，但同国外的优秀公司相比，万科在管理的细节上仍有大量需要提高的地方。如万科某融资项目操作流程中，境外监理公司要求万科提供项目环境评审报告，以证明项目对周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今后不会发生停工或处罚风险。尽管，对方的做法是依托国外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法律配套而存在，但对于万科而言，仍需要通过提升自身的项目管理水平，而相应缩短同合作者之间的差距。而在经营管理的其他方面看，在土地选取、市场定位、规划设计、房屋施工、产品营销、客户服务和物业管理的整个流程，万科还没有达到内耗少、流程零缺陷、准时化生产、零库存等精细化要求，仍旧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为什么粗放式经营无法持续？ 粗放式经营，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普遍现象，许多公司依赖占有稀缺资源，轻轻松松就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往往将目光和精力集中于“跑马圈地”。结果，企业的正常发展速度却无法同融资速度、拿地速度相互匹配，企业自身也缺乏自我推动、自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在当前长期向好的市场大势中，房地产行业粗放经营、低效开发的问题或可以被市场相对旺盛的购买力掩盖，但这种仅仅通过加大资源投入，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得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最终将使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 同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将在洗牌中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涌入房地产行业——尤其是随着中国一步步兑现WTO承诺，实力雄厚的海外资本和专业人士也纷纷加入战团，使得竞争日趋白热化。在激烈的行业竞争态势前，粗放化经营显然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和增长。面向未来，公司需要提升对细节的充分关注，以及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升。 席卷而来的变革浪潮已经到来。不做出改变，就无以适应万科未来的发展要求，更无法巩固公司的领跑者地位。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推动精细化管理，将是未来万科经营管理中的重中之重。 第9节 新春致词 《万科》周刊 王石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转瞬我们已经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在旅程中回望来路，万科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 回望2003年，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产业地位进一步确立，行业前景更加明朗，发展更加稳定和成熟，资金密集型特征进一步突显，行业集中化程度提高，消费者也日趋成熟。这一年，万科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区域中心，并将继续巩固和扩大京津地区、东北区域以及武汉和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地位。 至此，万科已经在15个城市开发住宅项目。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万科依然保持着行业领跑者的地位，并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十年来，人本主义和对人的尊重构成了万科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坚守人文主义的理想，坚持对人的尊重。这是万科20年来值得骄傲的成绩，也是万科成功前行的关键。 尊重人，使得万科形成了和谐而富有激情的工作氛围，汇聚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这支优秀的专业团队怀着远大的理想，引领万科不断进步。 尊重人，意味着平等、理解、信任、宽容。在万科，我们强调每一位员工在人格上平等，公司尊重而且必须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公司对每位员工都有严格的要求，为每位员工提供公平的回报，并为公司职员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 尊重人，意味着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坚守阳光照亮的体制，以及对健康丰盛人生的执著追求。万科坚信，一个健康的公司，是同规范化和透明度，是同每位有着美好的生活理想和坚定的职业道德的员工密不可分的。 尊重人，还意味着善于聆听客户的声音，关注每一个细节，“客户无小事”，追求客户的最大价值，“建筑无限生活，从懂你的生活开始”，我们力求从客户出发，持续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引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尊重人，是决不可动摇的核心理念。这三个字中包含着巨大的深意，做好其中每一点要求，都是对万科的巨大挑战。过去二十年来，我们通过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追求有质量、有效率的持续增长，这是万科实现行业领跑、创造丰盛人生的惟一途径。在期望更大成功的时刻，我们所要做的，是更加用心坚守人本主义和对人的尊重，创造健康丰盛人生。万科希望能够持续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优质产品服务，让客户骄傲；持续提供超越投资者期望的利润回报，让投资者满意；持续提供超越员工期望的发展空间和报酬，让员工自豪。 尊重人，是诞生创新精神的土壤。在公司内部，万科相信，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都有智慧的闪耀星点，强迫思想的同一，只能泯灭个性，抹煞创造性和活力。允许不同的声音兼容并蓄，正是一种文化得以不断进步的保证和创新活力的源头。而今，房地产行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规则已经发生变化，而万科也步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万科要实现新的突破，同样需要锐意进取，力求创新。 一年来，在公司内部和各种论坛之中，我曾经就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公民意识及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和大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与同行、专家和朋友们进行了许多探讨，其间不乏启示。去年岁末，万通企业董事长冯仑先生曾撰写了题为《学习万科好榜样》的文章，给了万科许多赞誉。但我要坦率地说，万科面前，依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目标和榜样。万科将在保持持续稳健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进新的发展布局的形成。在新春来临之际，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和大家一样，对万科的事业充满信心。 岁，意味着一个光彩的年纪，很多同万科同时起步的企业已经走过了这一青春时代，而对于万科而言，这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刻。来路上，我们历经风雨，永怀理想和激情，持续超越自己。前路上，我们还将继续披荆斩棘，以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精神，建筑美好的无限生活。 第10节 客户会与企业的心态 《万科》周刊 谢一威 如果多少年后，有人来研究万科在中国房地产史上留下的痕迹，他一定不会忽略“万客会”。虽然并非万科原创，但相比于万科的产品、品牌、管理等等，客户会似乎更容易被学习和模仿，因此在各类“万科制造”中，它可算是流传最快、最广的一个，如今，已成为众多房地产企业的必修科目。 关注万客会，我们常被这样的报道吸引：“万客会全国的会员共有N万人”；“万科各项目中，万客会会员重复购买或推荐购买的比例已占到半数以上”等等。看到这些，很多开发商都会瞪大眼睛。于是大家努力从“关系营销”、“服务营销”或者“体验营销”中去寻找答案。有了营销理论，有了会员制度、积分奖励、网络建设、客户通讯、增值服务等等这些并不复杂的构件，无数个客户会被克隆出来了。 但一个较为多见的现象是，客户会被仓促地建立，又被仓促地搁置。尤其是在项目销售完后，一些企业便将客户会转移至品牌管理部门或者物业公司。在这些企业看来，客户会仅仅是一个营销工具，衡量其价值大小，就以多少会员最终做出购买行为为指标，房子卖完了，客户会的使命也宣告终止。由于销售成为客户会的惟一目的，反而导致销售成为最大的尴尬，投入和产出不能形成正比。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不只是将客户会看作一个“营销利器”，或许更能领悟做客户、做企业的“大道”。带着这样的视角去看万客会，一个企业的心态逐渐浮现于数字表象之上。 建设和维护万客会，万科首先有一个品牌的态度。“房地产品牌的核心就是客户品牌”，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观点。自从2001年万科启动全国品牌整合推广的工作之后，万客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开媒体的宣传，更多的是建立起万科品牌的对外知名度；而对客户进行的宣传则直接作用于品牌的美誉度，这个工作，主要便是依靠《万客会》通讯、各种客户活动以及网络平台开展的。 也因为有了一个系统的品牌框架，万客会自身的品牌树立和万科企业品牌、项目品牌起到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如参加展销会时，万科并不着意于项目的销售信息宣传，常以形象展示为主，并一般将万客会置于显要位置。 但品牌不只限于渠道、手段或者统一形象这些层面。面对那20%的忠诚客户，真正的关键是发掘他们的内心潜在需求，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达成性格与精神上的彼此认同。在万科品牌的核心内涵中，这一点被清晰地表达为“展现自己的理想生活”。 万客会还是一个分享型的组织。一个企业，能够真正与客户分享利益、分享话语权，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耐心。 年万科推出“欢笑积分分享计划”，目前已结束了二期活动，近700人领取了收获。在活动的条款里，共有8条积分方式，其中5条与房产购买无关。 但在笔者接触的其他一些客户会中，类似的积分奖励计划都作了改变，购房积分的条款增加了，分值也增加了，但奖品则做了减法；活动临近兑奖时，也常不了了之。表面看，是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短期的销售利益与客户工作所要求的长期心态发生了矛盾。最终受损的，则是客户对一个企业的信心。 而在万客会，“分享无限生活”不只是一句口号。因为分享，所以平等；因为分享，所以不功利。当企业与客户分享了每一次活动、每一篇文章，分享了每一分欢笑和每一个困难，就能够分享生活、分享信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万科的业主会积极地给《万客会》投稿；为什么万科的客户愿意积极地参与和主持各类活动；为什么《万客会》上多是生活情趣的文章，却很少商业信息的灌输，很少在发生矛盾时替企业辩护；为什么在网站论坛上，万客会可以坦诚地回答每一个会员的问题……对很多企业来说，这些依然是难题。 冯仑在《学习万科好榜样》一文里，首先提到的便是“万科有一套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学习万客会，所谓的营销理论、模式和手段都不复杂，但其背后所隐藏的人本精神，所反映的企业心态，一直少有能够尽仿者。若将一个企业的健康分成“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那么在融资渠道、市场规模、产品品质这些“生理健康”指标被重点关注的今天，客户会向我们揭示了企业“心理健康”的一面。大约正是因为这一点，万科才能够倡导出“健康丰盛的人生”。 新年到，中国人习惯的问候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将这句话给予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亦算2004年的诚挚祝愿。 第11节 风雨同路万客会 《万科》周刊 朱雪芬 “万客会1998年8月成立于深圳，在短短4个月之内，吸引了2000名会员。时至今日，万客会已在16个城市扎根，会员总数达80000名……” 年弹指一挥间，深圳万客会的李敏仍清晰地记得当年决定设立万客会的初衷：报纸广告费用越来越高，并且同类作品太多，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也严重影响了广告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万科考虑开辟自己独有的宣传路径，自办信息发布网络，万客会由此产生。虽然现在万客会并没有代替报纸广告，但是它却拥有了更多报纸广告所无法比拟的功能，成为万科和对万科感兴趣的人之间的沟通平台。 全面的持续增长 深圳万客会是16个分会中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完善的，目前拥有11000多名会员。2002年5月工作人员对会员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筛选掉5000多个无效帐户，仅剩约6000名会员，但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人数又激增回原来的水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当一个组织的人数和基础到达某个程度时，是呈几何级别增长的。”期间深圳万客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刻意地进行任何招募会员的宣传，既未做广告也未发放过礼品，这样的自然增长全是受潜移默化的服务质素影响。 这种无形的影响既反映在人数的增长上，也反映在会员结构上——万客会的会员并不仅仅是万科业主，这与别的发展商组织的会员俱乐部不一样——万科业主仅占50%~60%，其余都是对万科感兴趣的人士或单位/组织。许多同行都成为了万客会的会员，万客会并不忌讳同行来取经，相反地，当年万客会首创的多项举措已被同行借鉴实施了。 会员加入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从会刊、售楼处、物业管理处等获得表格，也可以通过网络申请，目前这种方式的使用率约为50%。网络资源的频繁使用以及会员人数的增长带来了会员管理系统的系列改革。 年成立之时，深圳万客会还没有独立的网络系统，只是简单地与深圳万科地产公司销售部的系统结合使用。直至2001年才拥有独立的专门的会员管理系统，而现在急速增长的会员数目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万客会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并于今年着手与集团总部IT中心共同研制新的管理软件，目前已进入数据转移阶段，预计可于2004年1月投入使用。新软件功能更完备，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群发为客户发送信息，可以更有效地联动管理客户资料等。 每个分公司对万客会的定位都不太一致，有些可能将它当作一个销售的辅助工具，商业性更强一些，有些将它当作品牌窗口，公益性更强一些。但无论是哪个分会，其初衷都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为会员提供优质服务，与会员平等分享居住在万科社区的美好感受。而且所有的分会都经历了服务理念的逐步深化： “培植信赖的服务”是最初的方向，而后是“双向沟通，服务客户”，去年转换成“分享无限生活”。从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到万客会的工作重心与角色变化过程：开始是从服务者的角度出发，单向性非常明显；后来已不仅仅注重服务功能，还强调双向的沟通互动；而分享的包容性则更强、更广。 富创造性的组织 万客会是个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组织， 自创立以来，会员乐于参加的大大小小的活动不计其数，而万客会创造的许多举措更成为同行竞相模仿的典范，并且大多至今沿用。 当然，就是万客会本身也是国内首家房地产开发商自发成立的会员俱乐部组织。其后，各家房地产会员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些内地会员组织甚至在积分规则设定、手册设计上也完全拷贝万客会。 最早，本着为会员谋取更多利益的原则，万客会曾向会员赠送过管理费，引起其它会员组织相继效仿。在抛弃这种做法之后，又推出了比较规范的长期的积分优惠计划，这又成为众多会员组织的样板之作。 年7月18日，“欢笑积分计划”的实施成为万客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在计划推出之前，万客会对计划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与财务部、销售部、成本部等各个相关部门共同商讨，制订出不同的版本和方案，最终选择了最为合理的一个，使计划的设计与运作接近完美。运行一年半以来，积分方式、会员级别评定、奖励兑付、积分流程等更趋完善。在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积分分享回馈盛会上，会员们欢聚一起，共同分享万科的居住感受，收获欢乐。 不得不说的会刊 在万客会这棵大树散发的各根枝条中，万客会会刊属于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类。1999年6月第一期万客会会刊发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逐步从16开本的双月刊演变成社区版、时尚版分开的月刊，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精美。 刚创立的时候，万客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如何使会员有归属感？如何加强万客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如何让会员了解万科的信息？当年工作人员与时任集团副总的莫军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莫军提到虽然自己从清华大学毕业多年，但是还会不时关注清华动态，就是因为他还会收到清华的刊物，于是大家想到了创办会刊，将万客会的日常活动以及万科的楼盘销售信息放入其中，定期发送。第一期就这样出来了。 初办会刊，并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万客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摸索中做事，也一直考虑着怎样可以把刊物越做越好，同时又体现万客会的特色。会刊在形式和内容上也由此逐渐改变着。 最初内容更多的是万科的活动、销售信息，而现在这些仅作为其中容量极少的辅助性内容，这也反映了在办刊中的一种思索和进步——开始只是简单地填充式地选择信息，单向性非常明显，后来才慢慢地随着自我成熟和会员需求的多样化，栏目和内容越来越丰富，针对性也更强。与其它刊物一样，万客会将会刊的可读性和质量放在第一位。 年他们进一步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是业主，那么部分会员对于社区内部或万科的销售信息不一定感兴趣，所以将其分成了社区版与时尚版两部分，让会员各取所需。社区版包含社区服务信息、居住感受、销售信息等，而时尚版更着重于提供时尚信息，倡导国内外的先进生活理念。最新推出的华南版也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将侧重点放在华南区域、珠三角，内容体现的地域性更强。 有一个数据反映了万科对万客会的重视：仅深圳地产每年就要在万客会会刊上投入100多万。没有一定的实力、魄力与远见怎敢下这么大的注呢？ 尊贵会员的象征 除了万科自己所能提供的优惠，还能怎样拓展服务内容呢？精选商家从创会之始就从更多地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角度来进行，是会员入会后的尊贵象征，也是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的举措之一。万客会能给商家带来一定的客源，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万客会也可以通过商家宣传自己的信息和品牌。这样形成会员、万客会、商家三方的共赢局面。 对合作商家的选择是既宽容又严格的。 宽容的一面体现在书面列出的精选商家原则是非常宽泛的，因为可选择的商家很多，标准过于数字精确化就很难挑选，例如有些商家规模很大，但品质一般，而有些小商家却非常有品位。实际上精选商家选择的标准是非常灵活的：第一，必须规范守法经营；第二，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在其行业里的地位与万科在房地产行业的地位相匹配；第三，商品明码实价，而万客会会员享受的的确是独特的会员价。当然它还必须是比较有宣传意识，有合作意向的商家，才能合作成功。 严格的一面在于挑选的过程及后期的评估。对于所有有合作意向的商家，万客会的工作人员都要对其进行实地考察。而合作商家也并非终身连任，在合作的过程中会不时地对商家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进行后期评估，主要是依据会员反馈的信息作出调整。而以后还会加大后期评估的力度，例如进行第三方调查、定期或不定期地回访等。 也正因为如此万客会的精选商家数目并没有像会员那样大幅增长，万客会的工作人员认为，数量并不是体现万客会优势及会员尊贵身份的必要一项，合作商家的品质是否一流、承诺的优惠能否兑现、类别是否符合会员的实际需求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许多别的会员组织经常的做法是将本社区的商家一律加为合作商家，这样质量并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同时会员享受的优惠可能也不是独有的，而合作方可能也没有强烈的合作意识，不会提供相应的服务。看起来数量庞大，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深圳万客会的何岚总结说：“我们的合作商家挑选严格，在维护这种关系上工作也做得非常扎实。”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精选商家不断拓展，最初的商家几乎都是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如家居、装修、装饰等，现在则衣、食、住、行样样皆全。目前深圳万客会的精选商家已达到了40多家。 特殊时期的思考 万科扩张的脚步越来越快，而万客会这个特殊的组织所面对的成员也天南地北、郁郁葱葱着，地域扩展所带来的问题最令万客会头痛，因为至今各地万客会仍属于独立组织，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各地管理系统不一、操作方式不一、资源不共享。 疑问一：会员从万科所在的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还能享受会员待遇吗？ 疑问二：子女在此地是会员，父母在彼地是会员，两者享受的服务不一样，也不能互换？ 疑问三：在此地是会员，到彼地还要再入会才算彼地的会员？ ……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地困扰着万客会，看来，进行一次结构上的整合又将是下一步的改革创举了。 第12节 50年成就生活梦想 《万科》周刊 陈延年 公司、Centex公司、Lennar公司和Horton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四家房地产公司。前三家公司均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Horton公司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四家公司的销售额都在90亿美元左右，总销售额占美国总体市场份额的14%。四家公司的总资产都在50亿美元以上，净资产也在20亿美元以上。目前，四家公司都已发展成住房业务与地产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全国性公司，业务都分布在美国大陆的20几个州。Pulte Homes公司和Centex公司已经开始迈向国际市场。 某种程度上，这几家公司的发展历程代表着50年来美国房地产发展的基本脉络。除了Horton公司，其他三家公司都是抓住二战后经济复苏的机会，在20世纪50年代起家，并在20世纪60年代房地产低潮期开始地域扩张，在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的转变，同时解决扩张资金问题。 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些公司抓住金融政策放宽的机会，开展以房地产抵押业务为核心的地产金融服务，着力打造产融结合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几家公司一方面眼睛向内，强化内部运营能力，一方面通过并购整合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美国房地产行业结构明显以小公司为主，体现在销售额上，此前没有一家企业的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超过10亿美元的也只有Centex公司一家。1991年以后，随着美国史上最长经济增长周期的展开以及金融政策的日渐成熟，美国房地产行业进入黄金发展时代，房地产行业开始真正进入大企业主导时代，这在四大企业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四家企业的销售额一路快速上升，均从1991年的不到20亿美元发展为2003年的90亿美元左右。行业整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这尤其体现在逐渐增加的跨地域、跨领域并购活动上。以四大企业为代表的房地产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从生产标准化到精细化管理，到产业链整合，管理驱动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随着“活跃长者”等新的市场机会不断出现，四大企业日益关注客户，纷纷开始围绕客户细分及客户体验调整企业运营流程。 四家企业的优异成绩与其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息息相关。 修炼企业文化 首先，美国房地产大企业一致强调商业的基本准则：遵循商业伦理和公平交易。体现在对外方面，强调关怀客户，真正把客户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对企业内部，强调沟通与职业化，为员工提供宽松愉悦的工作环境，同时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规范。 其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例如Lennar公司的使命是“为人们建造一个更好的家”，Centex则强调和坚持“正直”文化，而Pulte Homes则郑重向社会提出质量承诺，明确保障消费者权益。 再次，关注客户。各大房地产公司在经营哲学上都非常尊重客户。Pulte Homes提出：一旦加入我们的家庭（购买Pulte住房），客户就将享有Pulte提供的终生服务！Lennar则把关注消费者的心灵体验写入公司的语言平台。Centex的使命是建造超出已经给客户塑造的预期的高质量的房屋和生活社区。Centex的目标则是“让毫无保留给我们建议的客户满意”。 关注客户还体现在各公司的业务结构调整和企业运作流程的转变上。 在业务结构调整方面，各公司不断从产业链前端的生产环节向后端的客户服务环节拓展，尤其注重加强房地产金融服务业务。 在企业运作方面，各公司不断围绕客户转变运作流程。Centex公司提出客户满意的5大关键措施，并为此改变了绩效评估标准。Pulte Homes公司甚至摒弃了传统的客户细分方法，提出客户通吃战略，把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作为扩大市场份额的手段。 善用并购和战略结盟 对于四大公司而言，并购和战略结盟首先是取得成长的重要手段，在依靠自身能力增长遇到瓶颈的时候，四大公司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行业内扩张和地域扩张。并购驱动扩张策略在Horton公司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该公司用20多年时间就成长为与其他三家公司旗鼓相当的公司。 并购和战略结盟是获得资源或者能力的重要途径。比如Pulte Homes公司与GE的合作，使前者获得了后者在房屋家用电器设备上的支持，而与Louisiana-Pacific公司的结盟，使后者成为公司最大的木材供应商，为公司节约大约3－5百万美元的成本。 无论是并购，还是战略结盟，都需要企业家的远见和足够的胸怀，同时需要比较强的管理能力作为支撑。美国房地产企业的做法值得国内多数企业借鉴。 产业化努力 美国四大房地产企业的产业化努力有两个着力点：一是产品标准化，二是优化产业环境。 在产品标准化方面，各大公司一直在生产模式和部件标准化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各大公司近年开始意识到，产品标准化应该从客户入手。Pulte Homes公司从生命周期和支付能力两个维度，确认了新的客户细分标准，共包括11类客户。11类客户细分，仿佛11枚精确制导导弹，让Pulte Homes的产品开发更具针对性。由此得出结论：做客户细分就是做客户界定，有了客户界定就有客户标准，有了客户标准就有产品标准。标准化的产品来自于标准化的客户。 在优化产业环境方面，各大公司纷纷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设备器材供应商及服务商等等的合作。不断深入的合作，加强了产业内的协作与交流，为房地产行业进一步走向产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大房地产公司具有不同的特点。Pulte Homes是四家公司中，管理精细化程度最高的一家。该公司始终如一地强调能力重于机会，强调超越期望的客户体验，强调持续的股东回报。 连续35年保持了全美十大地产商的地位。在低成本生产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该公司对商业基本准则的强调也非常值得尊敬。 的两位创始人都是慈善家，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公益事业。他们奠定了公司关注消费者、关注客户和关注社会的楷模形象。Lennar强调用简单而一致的管理系统支持业务扩张。 发展速度很快，用短短20年就达到了其他三家50年才形成的规模。该公司以快速并购为手段进行扩张，但一旦市场环境恶化，债务风险放大，这种扩张模式有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第13节 成就·生活·梦想 《万科》周刊 ——万科集团20年回顾与展望 万杰 “我们是一家小公司” 在哲学典籍中浸淫多年的建筑评论家贺承军博士，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在深圳，只有两座半真正的建筑。这半座是何香凝美术馆，而剩下的两座，一个是建于20多年前的深圳大学学生演讲中心，一个是2002年落成的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正如贺承军博士所言，在深圳梅林路旁，在一片平庸而嘈杂的工业、居住、办公混杂的区域内，这座“真正的建筑”静静地躺在那里。清水混凝土的骨架坦然地裸露在空气中，没有马赛克，没有涂料，没有任何修饰。而它近乎一半面积的皮肤由钢架和玻璃构成，透过玻璃墙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内部。它，现在也是万科集团总部的办公楼。 进入办公区，敞开的办公位一览无余。即使是老总们的办公室，朝向走廊的一侧使用的也是玻璃的分隔。建筑有它自身的语言，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活动在这座建筑里的人们对于透明的偏爱。 万科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在这座大楼里找一个人聊聊，他会告诉你：“我们是一家小公司”。如果你指出，即使按照《福布斯》的标准，也只有营业收入在5亿美元以下的公司才能称为“小公司”，他会纠正说：“我们刚刚进入中型企业的行列，我们是中型企业中的小公司”。 只有从大楼“成就·生活·梦想——万科集团20年”的招贴海报里，我们才能知道，这家公司已经见证了整个中国新兴企业的发展史。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型会议室中，一个甚至可称为简陋的架子上摆放着的奖杯和奖牌，可以清楚的告诉访客，这家公司已经获得了在中国一家地产公司和一家上市公司所能获得的几乎全部类型的奖项。 在许多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万科是“中国房地产第一品牌”的说法。事实上，2003年万科的销售额，在中国地产行业确实名列第一。但，这样一家已经有20年历史、在行业中排名首位的公司，为什么对“小企业”这个称谓如此恋恋不舍？ 也许这个“小”是相对他们的梦想；也许这个“小”是相对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人的目光愈远，视野愈广，就会越发在世界的衬托中看到自己的“小”。 那么，在他们看来，什么才能称之为“大”？对于这个问题，万科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诉我一些似乎无关的事情：沃尔玛从开第一家门店到成为世界最大的零售商，也不过用了30年。而跟万科一样创建于1984年的戴尔，如今已经是一个新商业时代的先驱和象征。 在2001年，万科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优秀300家小企业”的第6位；2002年，万科再次入选《福布斯》“全球200家最佳小企业”。这说明，不仅万科在以国际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世界也以国际化的标准评定且承认了万科。 增长：持续增长才能持续领跑 根据万科2003年年报，该年度内销售收入增长39.48％，净利润增长41.81％。在不存在并购的情况下，一家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公司，能保持这样的增长幅度实属不易。 从1984年到2003年，万科的销售收入从5800万到63.8亿，增长了114倍；净利润从500万到5.42亿，增长了108倍。 作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从1991年到2003年，万科经营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5.4％，利润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8.7％；而在最初的上市公司里面，像万科这样连续12年盈利增长的几乎绝无仅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万科目前惟一的主营业务房地产，在最近五年的收入复合增长率为33.13％，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0.44％，明显超过公司前20年的平均速度，这证明，万科在经历20年的增长后，至今仍处于加速期。 在过去20年中，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万科自身业务也作出了剧烈的调整，其最终选择的行业——房地产，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巨变，为什么万科能始终保持持续的盈利？为什么在发展了20年之后，反而迎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高峰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必须提到的，那就是万科宝贵的增长饥渴文化。 从走上专业化道路那一天起，万科就将成为房地产行业领跑者作为自身的目标。而作为领跑者，不仅要在观念、文化上领跑，也要在业绩上领跑。确实，过快的增长也会带来过高的风险，因此规模未必非争第一不可，增长速度未必非要超越常规。但是增长速度快于行业整体水平，并在同行主要企业中处于前列，则是“领跑者”概念必须包含的内容。 另一方面，领跑离不开股东和资本市场的支持，离不开一个优秀、敬业的团队。而只有高速增长，才能给股东以足够的回报，才能获得股东的信任；只有高速增长，才能给员工以足够的空间，才能获得员工的忠诚。 目前万科的商品房销售额位居中国首位，而在市场中的形象也渐渐由“领跑者”变为“领导者”。但是，万科的市场占有率仍然只在1％左右。尽管大陆型经济形态中的房地产行业，其集中程度往往远低于其他行业。但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普尔特住宅（Pulte Homes），在经历了53年的发展之后，市场占有率还是达到了3.5％。 尽管万科是一个审慎的公司，素以稳健而著称，在其历史上也未提出过超越其能力的增长目标；但从近三年其地产业务的增长势头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万科不可能安于1％占有率这个现状，超过、甚至远超过行业速度的增长仍将是其未来的目标。 自省：在逆境中自强，在顺境中突破 仅仅从结果上看，万科的发展比较顺利。从整体上看，万科持续20年实现了盈利和增长；从分项业务看，万科在历史上曾经进入过十多个领域，几乎毫无例外的获得成功。在深圳甚至赢得了“投资金手指”的称誉。 然而从过程上来看，万科绝不是没有遭遇过逆境，也不是没有走入过误区。但在面对自己曾经的失误时，万科表现出近乎罕见的坦诚。 早在十年前，当万科刚刚迈开专业化道路之时，就已经开始不断地反思、总结和积累。那时候，无论是在北京大学等公开场合的演讲，还是在同其他企业的交流中，万科的创始人和员工们，都毫无保留地谈到企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例如没有认识到多元化的弊端，例如机会主义导向带来的损失等等。1994年，王石在《万科》周刊亲笔撰文，提到希望把万科的教训与企业界分享，减少社会的试错成本。 而说到万科遇到的逆境，首推上一次宏观调控。万科1988年通过拍卖获得第一块土地，1989年推出第一个楼盘。但就在万科的地产业务崭露头角的时候，1993年国家针对当时的经济过热、尤其是房地产过热展开了宏观调控。地产行业随之急剧降温，一下子从高峰跌到低谷。 但万科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却作出了冷静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货币化住房分配时代的来临，将为房地产行业带来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轮调整给行业带来的不可能是全军覆没，而只会是重新洗牌。因此，万科的地产业务不仅不能收缩，1992年做出的以房地产为主业，逐步削减其他业务、最终过渡到专业地产公司的既定决策还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来执行。 事实表明，正是在宏观调控期间，万科从中国数以万计的房地产公司中脱颖而出，从此奠定了自己在行业内的领跑者地位。 年福利分房取消，促成中国房地产行业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中国商品房销售额从1997年不足1亿平方米增长到2000年近两亿平方米。此时，万科已经是行业内普遍承认的优秀企业。但在全国再次响起跑马圈地之声的时候，万科却又一次作出了令人“奇怪”的举动。1997年开始，万科在地域上从原有的十几个开发城市收缩到6个主要城市，从全面的地产业务收缩到单一的住宅业务。 面对外界普遍的疑问，万科坦然承认，自己的第一轮城市扩张是头脑过热的表现。而业务的收缩，是因为万科认为即使只作住宅一种业务，自身的专业程度也还大有提升的空间。 这一轮收缩帮助万科实现了专业能力的快速提升。而专业能力的提升正是为下一轮扩张聚集“内力”。从2001年开始，万科再次迈出扩张步伐，目前已经进入19个城市，并在新进入的全部城市均获得成功。 到2003年，万科无论销售额、利润还是增长率，在行业中和自身的历史上，都呈现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然而，就在此时，万科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内部论坛上，总经理郁亮提出这样的问题：万科离死亡有多远？ 在万科看来，如果在顺境中不思进取、不求突破，则必将在环境的变化中走向消亡。 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分析，在2004年中举行的集团员工视频会议上，万科提出“有质量增长、均好中加速”，要求以国际最优秀企业为标杆，对流程进行全面重整，将自有资金经营周期缩短30％到40％，在负债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净资产收益率3个百分点。 在这次会议上，万科告诫它的每一个成员：这不是一次改良，而是一次变革。 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在顺境中谋求突破，在均好中强调加速，这一过程贯穿了一种对自己高标准的要求，体现了万科的“自省意识”。 专注：告别粗放的多元 在公众面前，万科往往会选择谈论自己的文化，而不是经营管理。但有一个数学名词或许将伴随万科载入中国企业经营的史册，那就是“万科的减法”。 年，万科以“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名称注册，主营业务为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的进口销售，此后陆续进入零售、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影视文化、酒店经营等领域，沿着综合商社的模式，迅速变为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多元化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万科发展到“四大支柱”十余个部门，经营种类多达十多个。 应该说当时的万科，在众多的行业中都小有建树，旗下万佳百货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零售企业，怡宝纯净水厂也在深圳市赫赫有名。但在此后的十年间，万科坚定不移地展开自己的专业化进程，将这些资产一一转手。 与大多数企业因为持续亏损而退出某个领域不同，万科卖掉的每一家公司，几乎在当时都业绩良好。尤其在2001年转让万佳百货时，许多外人都为之扼腕痛惜。无疑，把正在下蛋的母鸡卖掉，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放眼国际，并不乏多元化经营而成功的先例。比如GE、西门子。但即使在西方，有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择多元化的公司也都以失败告终，管理学对此有过结论：多元化的本质是能力问题，只有那些超一流水准的公司才能成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若干优秀公司一旦遭遇亏损或业务下滑，首选的一招就是剥离无关的业务，回归主业。 而如此之多的中国公司选择多元化，本质上讲是市场起步阶段粗放性的一种体现。中国公司在过去若干年的竞争中，大多是围绕机会或关系在竞争，直至今日，仍有无数的公司前赴后继地热衷于手机、地产和汽车，而做地产的也不少热衷于做其它产业，可见早期形成的“机会主义”习惯仍在作怪。而要成为真正成熟的企业，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就是告别粗放的多元，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的道路。 万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专业化进程，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提出的方向是“精细化”。精细化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在专业的领域，用专业的方法做事情。如果说“专业化”回答的是“做什么”的问题，那么“精细化”回答的就是“如何做得更好”。 万科这二十年中，在多元化中做减法，在区域扩张中做集约化，在专业化中做精细化，在产品领先中做技术创新，比国内其他优秀企业提前十年从经验上摸索出公司增长的减法原理。 简单：降低复杂性的成本 经济学对企业为何存在、为何能够做大有一个简明的解释。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没有成本，那么每个人将和每个人交易，根本不会有企业出现。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其内部交易成本低于社会交易成本。而企业之所以能做大，是因为存在生产边际成本降低的规模效应。但企业不可能无限做大，因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而内部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直到完全抵消规模效应。 企业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内部交易成本伴随规模增长而增长的速度，也就决定了企业可能的最大规模。因此，保持企业的简单至关重要。而万科之所以为业界称道，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企业。 万科今天的业务是简单的。经过专业化调整之后，万科几乎只做房地产，而且只做住宅。因此，它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它有多少竞争对手，它募集的资金将如何投放，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什么位置，它的客户对它作何评价，环境的变化又将对它产生什么影响，都是一目了然。 万科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简单的。集团本身是上市公司，而集团与分公司的关系简单明了、并完全对外公开，一张由上而下的树状图就能看清一切，没有任何可供想像和猜测的内幕空间。 第14节 成就·生活·梦想 《万科》周刊 万科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是简单的。一方面，万科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员工私人生活保持高度尊重；另一方面，也制定了严格的职务行为规范，员工不得与自己亲属或亲属所在企业建立业务往来，从而避免了绝大多数企业易于出现的裙带效应。 万科员工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在万科的人力资源制度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举贤避亲”：新职员在入职时，如果有亲友在万科工作需要申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万科没有亲属关系的求职者；亲戚之间不能在同一个公司任职。 这条制度来源于一个故事。在万科的早期，创始人王石离开公司一段时间后返回，发现自己的一位亲属被公司录用。尽管这位亲属毕业于名校而且工作业绩已经得到了公司的好评，但王石还是劝说她离开了万科。王石的率先垂范和严格的规范制度，保证了万科人际关系的简单澄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层级制度始终是界定任何群体成员身份最基本的工具之一。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所谓“上下级关系”也往往成为企业成员颇为敏感的问题之一。然而，万科明确提出对下属的尊重是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在工作中，鼓励下级直言不讳地指出上级的错误，也要求上级虚心听取。轻松的上下级关系，使万科避免了许多失误，也充分发挥了每个员工的智慧。 透明：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万科有一个著名的投诉论坛。这个论坛完全对外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浏览访问，而发言也是匿名注册的，并不要求发言者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客户可以提出自己的批评和要求，而万科各地公司必须以回帖的方式做出正面答复。而在此过程中，旁观者可以自由参与讨论。 开放一个这样的论坛，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据万科工作人员介绍，在开办这个论坛前，他们曾经查找过200多家国际公司和10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的网站，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受理投诉。 这个论坛已经运作了三年时间。当被问及是否对当初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时，万科的员工回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庆幸当时决定的正确。 确实，公司运作的质量可以从产品、服务的品质体现出来。而说到产品、服务的品质，没有人比客户更清楚，也没有人比客户更有足够的动力来指出其中的缺陷。万科的投诉论坛虽然也带来了一些维护成本和其他企业不需要面对的压力，但它在降低企业内部监督成本和规避重大风险上方面，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与此相似，万科在内部网站也设立了一个员工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所有员工都有平等对话的权利。这就是万科同样被外界高度关注的“BBS文化”。 这个内部论坛的内容，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万科作为一家在19个城市经营业务的跨地域公司，提供的又是住宅这种特殊的产品，难以避免会遇到媒体的一些负面报道。当被问到万科如何面对外部的批评时，万科的一位员工平静而又自信地回答说：“我们能够承受任何外界的批评，因为对万科最严厉的批评，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的内部论坛上。” 两个论坛并不是万科透明度的全部佐证。万科作为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在资本市场上也一直广受好评。万科的业务是透明的，透明到通过网站进行招标、采购，并公布协议签订情况。万科的管理是透明的，除了商业机密，在内部网站上可以访问到公司经营的全部信息。只是这些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了，因为一个敢于以BBS这种方式，来公布对自己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评的企业，还能有什么秘密刻意隐藏呢？ 规范：遵守规则的人最轻松 在地产行业中，万科各方面的能力往往得到种种好评。但是，始终有一个问题是众多评论忍不住提及的。那就是：“万科拿不到好地”。而在万科的投诉论坛上，我们也看到，最激烈的投诉往往是关于红线外环境问题。比如噪音、污染、堵车、教育配套等等。 确实，万科早期拿到的土地，基本上都在城乡结合部，说得难听点，就是“其他开发商不要的地才给万科”。而万科在市区繁华地带屈指可数的几块土地，也差不多都是几经转手后以高价购得。万科在这样的土地上盖出的房子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且还能一直保持明显高于上市地产公司平均水平的利润，不能不说多少是个奇迹。 最优秀的公司得到最糟糕的地块，一方面与行业状况有关。中国最初涌现的大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具有土地资源上的优势，万科是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惟一特例。而另一方面，也与万科坚持规范运作，拒绝以台下交易获得土地有很大关系。 万科的固执使它失去了许多业务机会，不少人会觉得这是遗憾的事情。但万科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遵守规则的人最轻松，引用王石的话：规范做事，睡得着觉。规范自身，才能让企业产生更高的效率，让企业摆脱对个人的依赖，让企业减少波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附加成本，获得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在中国，因土地批租而暴露的腐败案时有发生，而万科作为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从未被任何丑闻牵涉在内，这与其一贯以来规范运作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在当前，同场竞技的天平越来越向规范的企业倾斜。时至今日，房地产业的法制环境日渐成熟，土地市场的游戏规则越来越规范，这正是万科期待多年的公平竞争环境。万科在土地资源上的弱势地位正在逐渐淡去，而其专业实力和在资本市场、客户群体中良好的口碑将带给它越来越显著的优势。 而在公司内部，万科的规范化程度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万科，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但却是所有时候都要求所有人服从制度。万科的内部网站上有一个制度规范库，我们看到，其制度主要是工作指引型的，就是说制度的内容是针对事情的，告诉员工遇到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应该向何人请示。 规范的制度体系使得万科内部很少看到繁冗的请示汇报，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员工凭借工作能力而不是人际关系的能力进行竞争。十几年来，万科被称为中国地产行业的“黄埔军校”，很大程度上也是规范的结晶。 责任：公平回报与企业公民 在商品社会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然而在万科，却有一个看起来不容易理解的信条：“超过25％利润的项目我们不做。” 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超额暴利呢？根据经济学观点，在均衡状况下，企业的经济利润处处为零。也就是说，最正常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刚好等于资本的机会成本——投资者把一块钱放到任何一家企业，其取得的回报都是相同的。 当然，企业的经营能力有好有坏，优秀的企业通过有效降低成本，并以正确的产品寻找正确的客户，其利润会高一些。所谓均衡状况，指的是不优秀的企业会被淘汰，剩下的企业都是同样优秀的，这是理论而并非现实。但即使是优秀的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其利润也不可能高于社会平均利润太多。 供应商、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是此消彼长的，如果一方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则必然意味着另外某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企业暴利的来源，或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使消费者受损，或者是因为上游竞争过度而使供应商受损，或者是因为不当得利而使其他第三方受损；或者是因为暂时短缺而确实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在一时短缺的背后一定导致投资过度，而最终将使股东利益受损。因此，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可能选择远离一切暴利，以彻底避免在有意或无意中造成任何损害。或许，这也正是万科的初衷。 在万科的设计部门，有一句话经常被提起，那就是：“50年后再回顾我们的产品，要对得起中国建筑史。”一种企业公民的意味油然而生。所谓企业公民，不仅仅是说对社会公益事业做了多少捐献，更要看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给社会带来了多少综合利益。 万科这样的公众公司，其实是没有权利将本来属于股东的利润拿来捐助公益事业的。因此其产品为客户带来了多少消费者剩余、为社会带来了多少正面的外部效应也就成了评价其社会责任感最有效的尺度。万科设计部门这种爱惜羽毛的表述，应该算是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 而作为行业内受关注的企业，其行为给行业树立了何种榜样，对行业的成熟和规则建立提供了多少推动，也是需要考量的内容。万通董事长为万通内刊《生活家》亲笔撰写的2003新年献辞，名字就叫《学习万科好榜样》。这一方面说明了万通和冯仑的谦逊，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万科对行业的正面影响。 均好：“木桶原理”的三重境界 在中国短暂的市场发展史上，有不少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了迅猛的发展，甚至在行业内一时独占鳌头。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能经受住时光的考验。因此，评价一个企业，不能看一两个指标，也不能只看一时的表现，而应该有更全面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均好性。 对于“均好”，有一个最通俗易懂的比喻，那就是所谓的“木桶原理”：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有多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有多短。 一般谈到企业的“均好”，指的是财务指标的均好。比如利润、资产收益率、增长率、负债比率、资产变现能力等等，在各个方面没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均好。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企业的均好可以有三重境界。财务上的均好只是最基本的，也就是第一重境界。在这一层上，万科已经凭借在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的表现，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同。 均好的第二重境界是经营管理上的均好。企业要不仅要追求当前的业绩，更要通过有效的管理，发现企业内部存在的各方面问题，防范环境变化导致的各种风险，为可持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层上，如前所述，万科一直坚持规范与透明的管理机制。而规范与透明，正是企业发现自身缺陷并及时纠正的不二法门。万科20年来持续稳定的增长，也以事实证明了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从具体的管理手段上看，万科在中国率先引进了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的绩效评估与考核体系。所谓平衡计分卡，就是企业在内部考核时，不仅有利润等财务维度的传统指标，还要从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创新等另外三个维度进行综合的考评。在万科最近的平衡计分卡模型中，我们看到，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指标占到了35％的权重。 而均好的第三重境界，是企业与一切相关主体之间的和谐与双赢。在谈到自己的企业理想时，万科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最受客户、股东、求职者欢迎，最受社会尊敬的企业。”其实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相关主体利益均好，是均好的最高境界。 万科是中国第一家聘请第三方公司，每年进行全方位客户满意度调查的地产企业。一份由世界著名中立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万科客户中78％表示对产品和服务感到满意，63％表示将继续购买万科的产品，68％表示愿意向亲友推荐万科。 在资本市场上，万科稳健的业绩一直受到普遍好评，其规范透明的公司治理也得到了承认。在2003年，万科获得了英国IR（《投资者关系》）杂志组织全球主要机构投资者和基金经理评出的“第三届亚洲区中小型公司最佳投资者关系奖”。 人才是万科的资本，这是20年前公司建立初期就具有的信念。万科一直努力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以及在行业内有竞争力的收入。而万科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理想主义企业文化也构成了对优秀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来源。 万科提倡健康丰盛的人生，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公司从不干涉职员的工作外的生活，也不主张员工带病上班或在家人患重病时上班。在许多企业仍在将“以企业为家”作为正面事例大加宣传的时候，万科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了对人的尊重。 年，万科在北京大学企业案例管理研究中心和《经济观察报》联合评选的“2003-2004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中名列第二位。作为一个已经走过20年历程的企业，我们相信，万科日渐清晰的均好特质，将是这个企业继续繁荣、逐步壮大的重要基础。 恪守职业化的底线 企业靠什么可以基业常青，成为百年老店？是伟大的构思、杰出的领导人，还是高明、复杂的策略规划？畅销书《基业常青》认为这些都不是，要成为高瞻远瞩、可以面对巨变数十年繁荣发展的持久公司，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核心理念，树立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不渝的坚定价值观。 年来，中国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财富群星交相辉映。然而，批判声仍然不绝于耳，最大的质疑是，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这些企业中有多少能坚持住自己的市场操守？ 一个骤然爆发的市场中充满诱惑。在熙来攘去的人群中，能够冷眼观潮，保持自己独立判断、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人，也就格外弥足珍贵。一个企业同样也是这样。 在这个问题上，万科自己的回答是： 回顾已经过去的时代，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明确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的面前，万科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万科的底线包括：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对人永远尊重，就是要用心去尊重人。尊重客户、尊重股东、尊重员工、尊重社会。我们坚信，市场的奥秘就是双赢，而只有尊重才能带来和谐，只有和谐才能创造双赢。 追求公平回报，就在严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良知的基础上，追求公司在市场中获得公平回报，股东从投资中获得公平回报，员工通过劳动获得公平回报，供应商在与万科的合作中也能获得公平的回报。 开放透明的体制，这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我们相信，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做到开放与透明，企业才能永葆健康与活力，才能做到基业常青。 我们希望万科能够在这样的理念下获得更大的成功，能够终有一日不再以“小企业”自居。 因为我们太需要一个这样的成功典范。 第15节 始终如一的客户体验 《万科》周刊 蔡歆 成立于1956年的Pulte Homes公司是美国四大房地产公司之一。Pulte Homes公司在过去50年里累计建筑了33万套住房，客户市场地域遍及美国大陆本土、阿根廷、墨西哥、波多黎各，总计44个，年销售额高达90.5亿美元，拥有42.94亿美元土地储备。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居民住房业务，几乎涵盖所有的居民住房市场，包括首次置业、二次置业、三次置业住房，老年人住房以及国际房地产市场。同时，Pulte Homes公司还经营地产金融服务、建筑材料生产、物业服务业务。 公司奉行一贯的价值理念：在最佳的地点为居住者提供超一流的住房和服务！公司的口号是：一旦加入我们的家庭（购买Pulte住房），客户就将享有Pulte提供的终生服务！ 作为美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Pulte Homes公司保持了53年的持续盈利，在近十年间保持了两倍于市场的销售增长，销售规模从1992年的12.24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89.3亿美元。 鲜明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50年－1960年初）：确立专业化路线。1950年，BillPulte在底特律起家，建造并卖出了平生第一套住房，18岁的他开始梦想把建造和出售住房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 其时恰逢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大力支持房地产建设。1949年，联邦政府公布了“HousingAct”计划，并提出宏伟目标：为每一个家庭提供大方的具有良好居住条件的住宅。在经济复苏和房地产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行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住房需求远远大于住房供应，住房开工创新高，住房拥有率节节上升，从1950年的55%上升到1960年的61.9%。 年，Pulte Homes公司正式成立，业务主要集中在底特律郊区修建居民住房和部分商业用房。公司同时确立了经营理念：在最合适的地方建最好的房子，通过整个购房体验过程取悦客户。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房地产行业第一轮快速增长行将结束。住房拥有率达到顶峰，住房需求迅速饱和。面对加剧的行业竞争，Pulte Homes公司进行了第一次业务整合：停止商用住宅建设业务，专注于居民住宅建设业务。 由此，Pulte Homes公司确立了专业化路线，开始逐步奠定在居民住宅领域内的竞争优势，积累了专业操作经验。 第二阶段（1960年－1969年）：第一次地域扩张。经历10多年的房地产发展热潮，许多地区房地产市场开始饱和。1960-1961年，美国房地产行业步入萧条，房地产公司的发展受到了威胁。1960年底特律的住房拥有率达到顶峰，市场空间逐渐饱和。 为了寻找新的发展空间，Pulte Homes公司开始第一次地域扩张。Pulte Homes公司在选择地域时主要考虑三个标准：住房拥有率比较低，州土地政策与现有地域具有相关性，人种分布比较相像。基于这个标准，公司将业务成功拓展到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和亚特兰大的市郊，专注于居民住房业务。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地的业务逐渐成为Pulte Homes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第三阶段（1969年－1979年）：从家族企业到上市公司。在第三个10年，Pulte Homes公司通过上市完成了家族式运营模式向社会化运营模式的转变。 年房地产行业又进入一个小的低谷，美国政府通过成立政府支持的房地产第三方金融机构来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1970年美国成立FreddieMac抵押证券公司，以支持传统住宅贷款业务，负责房地产抵押的证券化运作。 房地产二级抵押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消费者住房贷款市场，降低了消费者购房难度，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到1972年，美国房地产行业又出现一个小的高潮，Pulte Homes公司抓住机会继续进行地域扩张。Pulte Homes公司在1969年上市，发行20万普通股，开始引入外部资金。1975年，Pulte Homes公司在美洲交易所AMEX上市交易，1983年，集团的股票开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进行交易。 通过上市，Pulte Homes公司实现了从家族企业到上市公司的转变，扩充了融资渠道，推动了第二次的地域扩张。截至1979年，Pulte Homes公司已经进入了10个美国主要房地产市场，公司人数也扩充到1548人。 第四个阶段（1980年－1980年中期）：打造产融结合模式。在1970-19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变革。其中主要的有两项：一是1970年成立FreddieMac，专门从事房地产抵押的证券化运作。二是1983年解除FHA抵押贷款利率的限制，成为可调整的抵押贷款利率（ARMs）。 证券化解决了抵押资产的流动性，其实质是通过国家信用将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大大加强了银行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可调利率则解决了消费者抵押贷款利率的波动风险。 看到了金融政策放宽带来的空前机会，许多大型房地产公司开始进入房地产抵押业务。1980年代，Pulte Homes公司并购了ICM抵押公司（现为PULTE抵押公司），进入房地产抵押业务。ICM通过利用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掉期，创造性地解决了利率不稳定造成的影响，有效地为公司规避了利率风险。同时，通过为客户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业务，提高了客户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消费者的入住门槛，金融工具的专业化帮助Pulte Homes公司更好地管理了整个住房买卖过程，为客户提供了优质服务。 在第四个扩张阶段，通过并购ICM，Pulte Homes进入了房地产金融领域，通过连接居民住房建设业务和抵押贷款业务，打通了客户、公司、资金的良性循环管道。在这一产融结合模式的推动下，Pulte Homes继续稳步增长，公司资产从1981年的2.38亿美元提高到1989年的4.33亿美元。 第五个阶段（1985年－1993年）：全面质量管理与价值链前端整合。到20世纪80年代，卖方市场逐渐转向买方市场。Pulte Homes公司也开始由把握外在市场机会的外延式增长策略，转向注重内在运营效率提升的内涵式增长策略。 历史上，Pulte Homes公司是一家非常重视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公司。随着公司的扩张和公司知名度的增加，产品质量作为基础被提到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新任总裁Bob Burgess领导下，在全公司引进服务/原材料供应商推广质量领先计划（PQL），承诺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并为公司所修建的房屋的结构和原材料进行商业质量保险，解除顾客的担忧。 第16节 始终如一的客户体验 《万科》周刊 此举开了行业先河，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通过实施PQL和质量保险，Pulte Homes公司强化了项目管理能力，完善了质量保障体系。 第六个阶段（1993年－2002年）：精细化运营与战略扩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Pulte Homes公司的经营活动贯穿着两大主题：一是以客户细分为支撑的精细化运营，二是以并购和战略结盟为基础进行战略扩张。 在精细化运营方面，Pulte Homes牢牢抓住客户这个中心下功夫。 首先是客户细分。公司根据客户对住房的需求因素，将客户细分成首次置业、二次置业、多次置业、老年人住宅等几类客户；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产品的需求和供应状况，选择性地投资需求和供应差距最大的产品。 第二是客户满意。Pulte Homes公司在1993年建立了客户满意度监测系统（CSMS）： 系统化地调查每一位购房客户；询问他们整个消费体验过程：购买住房、办理贷款、建筑过程及日常服务；相信并且及时对数据进行反应，寻找到问题的根源；目前这个监测系统拓展到了短期、长期满意度的检测。 客户满意战略成效卓著。在Pulte Homes公司的客户结构中，转介绍客户和重复购买不断增长，Pulte Homes已成为客户心目中首选的地产商。 公司采用并购和战略联盟的方式整合产业链，以实施战略扩张计划。从1996年到目前，公司在产业链整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动作。1996年，公司与GE合作，GE成为房屋家用电器设备的首选供应商。1998年5月，Pulte股权收购Tennessee-basedRadnorHomes公司。1998年7月，股权收购DiVosta公司。1999年7月，现金收购Blackstone房地产公司在老年人住宅业务合资公司里净资产的股权。 年2月，GE电器和摩恩公司成为新的全国范围供应合作伙伴。2001年7月，Pulte Homes公司与DelWebb公司宣布完成并购，新的Pulte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每年有超过6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2001年8月，与Louisiana-Pacific公司签定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后者成为公司最大的木材供应商，这为公司节约大约3-5百万美元的成本。迄今为止，公司已与6家公司签定了长期供应合作协议，同时公司还维持与地区著名品牌之间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产业链的整合，Pulte Homes公司并购一部分具有成功生产经验的公司，或者同合作伙伴结成战略联盟，提高了公司的精细化运营能力。 运营管理能力的提高支撑了公司的快速扩张，Pulte Homes公司销售收入一路飙升到2003年的89.3亿美元，在25个州、超过40个地区市场开展业务，并进入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三个国际市场。 新阶段（2003年至今）：扩张进行时——精确制导与客户通吃。进入新千年，Pulte Homes公司实行了客户通吃战略。意思是大部分市场都要占领，都要进攻，成为最强的公司。“通吃”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四处出击，导致重点不突出，导致竞争能力下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公司把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作为扩大市场份额的手段。Pulte Homes公司摒弃了传统的客户细分方法，从生命周期和支付能力两个维度，确认了新的客户细分标准，共包括11类客户：首次置业、常年工作流动人士、单人工作丁克家庭、双人工作丁克家庭、有婴儿的夫妇、单亲家庭、成熟家庭、富足成熟家庭、空巢家庭、大龄单身贵族、活跃长者。 类客户细分，仿佛11枚精确制导导弹，分别指向11个不同的细分市场，让Pulte Homes公司接触更多的买家，明确了不同的客户价值定位，开发出不同定位的产品，同时精确的客户细分帮助公司在不同的地区寻找市场机会，保证了公司在不同的地域市场上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支撑了有效的地域扩张。 科学的客户细分，系列标准化产品，跨地域扩张，这是一组漂亮的组合拳。 向Pulte Homes公司学什么？ 一、始终坚持“能力第一，机会第二”。 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商，它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的战略信念：始终强调公司卓越的竞争能力，坚信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这可从公司的发展历程得到很好的印证： 第一个十年收缩业务，集中于住宅，培养住宅地产的经营能力，开始走住宅专业化； 第二个十年在美国房地产行业增长率达到高峰时，适应市场变化，开始区域性地域扩张； 第三个十年通过上市重塑公司治理结构与组织管理结构，进一步加快区域性扩张； 第四个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抓住金融变革机会，打造产融结合的经营模式；后一阶段，第二代领导人开始登场：通过现代化管理方式与竞争方式，开始全国性战略扩张； 第五个十年开始围绕客户细分培育核心竞争力，展开产业链整合与国际化战略，进入新一轮增长。 房地产行业受利率影响很大，但Pulte Homes公司的管理层坚定地表示，即使利率提高，公司也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Pulte Homes公司的销售额综合平均增长率为20%，同时每股收益从0.6美元增长到0.61美元。而公司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目标是每年营业额增长10-15%，收益增长20-25%。 不打无准备之仗，它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未来三年公司将收益率从20.7%提高到21.7%。与此对应，公司在2004年的策略是，产品的规格化、采购流程化、更先进的系统整合；2005年的策略是，顾客细分流程化、目标产业的垂直整合、供应链管理、价值工程；2006年的策略是，平稳的生产流程、提高物流管理水平。 二、始终如一地提供超越期望的客户体验。 目前，Pulte Homes是惟一一个全美客户满意度连续四年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公司。 早在公司初创时期，公司就强调：通过整个购房体验过程取悦客户。目前，作为行业的领导者，Pulte Homes致力于提升产品的质量并创造优质的房屋和愉悦的客户购买体验。 “提供非常的客户体验对于Pulte Homes公司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Pulte Homes公司的CEORichardJ.Dugas强调，“公司对于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的承诺将证明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并且是驱动我们销售额增长的动力，同时帮助我们提高利润和获取土地资源。” 为了确保客户满意，Pulte Homes公司在1993年建立了客户满意度监测系统，公司通过这一系统同每一个购买住房的客户进行沟通以确保满足他们的需要，并给他们以美好的购买体验。通过客户的反馈，Pulte Homes持续不断地改进工作流程，以便进一步提高客户对公司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方面的评分。 在2002年，Pulte Homes公司成立了PHS，它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Pulte Homes将整合更多和更优秀的产品生产过程，并降低整体的房屋建造成本。 三、注重长期持续的股东回报。 创下了连续53年持续盈利的记录，从1994年到2002年，Pulte Homes公司的每股盈利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6%！ 认为，管理层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决定怎样最好地把公司的资源有效地进行投资，以保证业务的长期成功并且让Pulte Homes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把人才战略列为可持续增长的首要任务。Pulte Homes认为，与土地和原材料相比，更加关键的是优秀的人才。Pulte Homes正在投资上百万美元用于招聘、发展和保留行业内的佼佼者。 虽然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和产出非常难于量化，但是Pulte Homes非常确信，如果不在这方面投资，未来的增长就难以实现。通过雇佣最好的人才，提供合适的工具并且让他们专注于服务客户，就把Pulte Homes公司放在了成功的正确轨道上了。 第17节 技术的使命 《万科》周刊 苏志刚 探索篇 “所谓可持续的开发，是指在不损害将来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现在需要的开发。”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开发委员会在“人类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针对居住的层面，国内专家对可持续居住区的理解基本上是围绕三个主题：一是减少对地球资源与环境的负荷和影响；二是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三是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回顾从2001年至2003年技术发展的轨迹：我们从初始的关注住宅性能，逐步扩大到居住区环境，从涉及居住区周边环境的协调直至东丽湖项目生态居住区的建设。在谋求可持续发展居住区的道路上，技术研发与实践的工作在循序渐进。 实践之一：南京金色家园住宅遮阳系统——提升住宅性能品质 年7月，我们开始参与南京万科金色家园二期遮阳设计，直至2004年8月份完成遮阳效果的后评估，意味着这项历时3年的研发工作告一段落。时任万科规划设计部总经理的张海在2002年7月的一封邮件中明确了我们的职责：研究中心的工作成果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这件事的责任人是研究中心不是南京公司，不是我们指导南京公司去做，而是做好了交给南京公司…… 其间，我们历经：委托研究机构对初期的住宅设计方案进行日照及能耗模拟，提出遮阳形式建议；与设计单位共同研究遮阳形式；研究机构对调整的住宅方案及遮阳形式进行再模拟，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反馈；设计单位落实到建筑设计……如此反复直至确定遮阳形式。在这同时，由于三滑道推拉百叶窗第一次出现在万科的项目，且在国内没能寻到成品，我们开始制定技术要求，为了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电话咨询过的铝合金厂家约30家，实地考察不下10家，最终通过招投标完成合作伙伴的选择，并在2003年2月份完成了研制。 对于我们而言，衡量一项技术是否适用的标准是能否提升住宅性能品质，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销售及外立面效果。在2004年6-7月间，我们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对已具备入住条件的住宅进行了遮阳效果的实测，通过这项后评估工作进一步检验我们的设计成果，其中一项检测结果表明：在全空调状态下，采取遮阳措施后每月可节约空调用电约280度，减少电费支出近150元（以南京市每度电价0.52元计）。 实践之二：深圳东海岸项目生态人工湖——营造住区舒适环境 年9月我们参与深圳万科东海岸项目的技术应用工作。为了解决10000平方米人工湖的水质保障问题，综合比较水质净化效果、一次性投资、后期维护成本等因素，并经过多次调研实际应用项目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将高效垂直流人工湿地引入居住区。高效垂直流人工湿地系统水质净化技术是一种生物处理方法，是在一定的填料上种植特定的湿地植物，建立一个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当污水通过这个有生命的系统时，由于物理沉降、根系阻截、化学沉淀、土壤及植物根系表面的吸附与吸收以及微生物代谢等共同作用，其中的污染物和营养物质被吸收或分解，水质得到净化。 为客户营造一个协调、舒适并维护代价相对小的居住环境，也是我们技术努力的方向。2004年7月底人工湿地正式运行，不但消除了我们对湿地景观能否与周边和谐、业主能否接受的担心，而且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水质净化效果显著。当前，此项技术在天津万科东丽湖项目中推广应用，人工湿地面积更达到8000平方米，为16万平方米的滑水赛道的水质保障服务。 实践之三：天津东丽湖项目生态建设——协调区域环境 年下半年我们开始介入东丽湖项目，负责实施其生态建设工作。借鉴《中国生态技术评估手册》，建立起5个系统：小区环境规划设计、能源与环境、室内环境质量、小区水环境、材料资源与技术措施的一一对应关系。结合项目拟定的技术措施子项多达200余项，综合分析其重点、难易、实施成本、设计及施工周期等诸多因素，并经过合并归纳，最终整理出20余项核心技术进行全过程研发、实施。 我们通过能耗模拟优化住宅的围护结构设计、设置外墙式通风器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等，保证了住宅性能；通过盐碱地的改造、临东丽之光大道防护林的营造、滑水赛道水环境系统的水质保障措施等等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社区环境；而在水环境系统设计中，我们充分利用一期宗地红线与700万平方米的东丽湖之间长达1公里的渗水渠，将其改造并与既有滑水赛道连通，在实现水环境系统循环往复的同时，也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发展篇 作为可持续发展居住区营造的支撑，在这几年技术应用的历程之中，我们也在不断完成技术的升级发展工作。 年版技术应用：从单项技术研发到标准化项目规模应用实践 年的创新研究与单项技术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我们除了需要解决技术创新的来源，还需要理顺与研究机构、设计单位、生产厂家以及公司内部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我们的结论是：以开发商作为主体，根据开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创新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委托生产厂家、科研机构研发，或者直接从国外引进成熟先进的技术、产品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与一线公司合作在项目中实践，转化为符合万科价值观的技术；开发商在其中起到一个承上启下、整合的作用，能够实现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的跨越式的发展。 年万科集团12个分公司全年开发住宅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销售面积近112万平方米，较上年69万平方米增长了61.3%，销售住宅1万多套。为了实现规模效应，万科集团在2003年开始大规模推行标准化；这是技术应用必须面临的新局面，我们的应对措施是将过往的经过实践检验的9项技术整理成《成果汇编》（2003版），使其成为符合万科住宅开发流程需要的核心技术。统计数据表明，成果汇编技术在2003年开发的标准化项目以及非标准化项目中应用接近100次数，同时，对正在开发的天津东丽湖项目的生态建设工作也起到了较大的技术支持。预期这些核心技术的应用将对万科住宅品质的提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年版技术应用：万科技术观与《万科生态住宅标准》 时间跨入2004年，在3月初向王石董事长作的一次关于“生态万科”的汇报中，明确了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建立符合万科价值观的生态标准。 同月，规划设计部在珠海御温泉的务虚会上推介了新的架构体系，在会上推介了技术研发中心2004年工作，并统一了对万科技术观的认识：应用低技术，达到住宅的高舒适性；其实施途径是建立《万科生态住宅标准》，目标是5年内让实实在在的生态全面进入万科开发的住宅。 万科对住宅技术的理解，按照万科集团副总经理张纪文的话：住宅是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因此，在房地产开发中所倡导的技术应该是大众化的技术，是易于推广的技术……应用新技术所建造的住宅应该能被普通的购房者所承受。 万科将住宅技术定位为大众化的技术，应用对象并非仅限于住宅本身，而是放在住区的范畴。不但能够提升住宅的内在品质，而且注重居住区环境的营造，同时也关注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此基础上，我们提炼出万科的技术观：应用低技术，达到住宅的高舒适性。 《万科生态住宅标准》是一个体系，包括节能标准、水环境标准、空气质量标准等。而作为突破，目前正在同时开展两方面的工作：第一，选择东丽湖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生态实践；第二，结合各区域的节能实践，开始建立《万科住宅节能成果标准》（包括节能设计标准文本、设计流程、围护结构设计图集、技术规程及支持机构、成本分析等）。 能源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能源危机就已经导致了西方兴起大规模的节能研究与应用。1996年7月建设部出台《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要求新建居住建筑的采暖能耗节约50%。其中北京在制定实施细则后，从1998年开始强制执行；最近出台的政策又将节能设计标准提高到65%，要求从2004年7月开始实施。但数据显示，即使按照二步节能50%的标准，截止到2002年，北京市节能建筑的总面积仅占3%左右（包括农村地区），也就是说有97%属于高耗能建筑。 “为什么有绝大多数的住宅达不到强制性节能标准？是标准过高，投入太大？还是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这是我们一直在反思并努力寻求解决答案的一个问题。东丽湖项目的节能设计工作，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愿意从第二方面来考虑。 技术研发中心成立近半年来在节能方面正在实施的工作有：针对华北区域的外墙保温设计图集及技术规程、结合华中区域标准化项目升级的节能设计；已达成意向的有东北区域的外墙保温设计图集及技术规程的工作；准备开展的还有华南区域住宅的检测、模拟工作以及节能指标的确定等。按照我们的计划，2004年在每一个区域开展节能设计的一个分项工作并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各分项的编制原则、流程及成果标准，在2005年将全面展开节能设计标准编制工作。 年8月，在万科集团沟通会上集团总经理郁亮明确万科在未来10年将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化管理，实现有质量增长，描绘出了万科建设百年老店、谋求万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满足房地产开发需要，持续提升万科住宅品质，为客户创造价值，将一直是我们应用技术的使命，也是衡量我们技术应用是否成功的标准。 第18节 王石的算盘 《万科》周刊 陈劲松 程鸿蔚 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就像我们一直拿万科地产“超过25%以上利润不做”说事，一举起例子就是当年万科如何如何，仿佛王石就坚持了这一回，万科就是在这上面尝到过苦头或者预估了隐患，才有了这一明确界限的。 学习万科的自律，也是学习万科的眼光。有了物业管理投入上远超同仁的傻，才有了不少楼盘可以比竞争对手每平方米多卖1000块的甜。看看万科还碰到过哪些钱多了也会觉得咬手的诱惑，王石当时是怎么算帐的，我们就可以看清王石的算盘和算法了。 万科在成都开发的城市花园项目，拿的是东部的地块。当时那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成都的高尚社区都在往南部看齐，完全没人会相中这里。那地纯粹是一种工业区的用地——颇有点类似沈阳的铁西区。万科拿下的时候，引得成都地产界一派哗然，谁都觉得万科水土不服、不了解成都。 据说当时看地时，走路都要一两个小时。当然，地块是不够理想，但新兴开发区比较好规划布局，价格也便宜，每亩大概只要15万左右。万科这时就算账了，这块地政府卖出后，又要修路、还要通煤气什么的，估计政府的成本都超过15万去了。于是，万科地产主动跟当地政府提出，每亩价格愿意再加5万，因为王石帮政府算了一笔帐，15万做不下来。政府当时又感动又开心，这可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啊，开发商主动替政府着想，你别说万科还真不一样。 王石的指导思想是，正经公司别老想着去占政府的便宜，占大了人家的便宜，将来自己也顺不了。等到政府产生“后悔”的念头时，它让你难过你就不好受了。因为你拿的地头，毕竟还是要靠政府来做很多配套来配合的。果然，万科在成都拿的地，一年后每亩就涨到了60万，路也修好了。相比之下，万科的地就拿得实在便宜。这个时候，你说政府能没有一丝半点的悔意吗？可它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来找万科的不是了，人家早就主动加过了5万，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 其实说到拿地，能拿到5万一亩甚至还低的开发商，还真是不算少。那个得了便宜的开心啊！不到一年就赚了，真是拜政府所赐。政府白纸黑字签过约，还能有什么悔招？然而往往这样的地一运作起来，诸多的麻烦不畅，一会儿这不行，一会儿那不行，需要非常规手段摆平的事，就一个个随之而至了。所以，做生意老想着占便宜的搞法，可能也会要付出不少额外的代价，王石认为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另一个更早一些的例子，说的是合肥的新政务区，想专门请万科去开发，一共可以给900亩地，便宜到每亩5万就给万科。签了合同后，说好一个月去付全款。于是，万科拿了支票到时就过去了，可这时候合肥却说不行了，现在只能给万科500亩了。因为是自己出尔反尔，所以合肥方面愿意每亩补4万的违约金，来让万科少拿400亩。 每亩地政府倒赔4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万科还什么都没付出一下子就可以到手1600万！为什么会摊到这样的好事呢？原来是因为这其中有别家要去了400亩，出的价是25万一亩。所以，政府愿意少赚一点，让万科平地里捡一大便宜。 万科当时不是没有人偷笑的。都还没给钱就能赚到钱？这样的好事都能碰得到？那还不快快笑纳了！可万科的董事会决定，合肥要少给400亩也没问题，不管是500亩和900亩我们都一样开发。但是，“补偿”我们不要！——要知道，这一举措的背后，是万科地产当时的开发利润，也还只有几千万的那个年头！ 王石说了，这种“不意之财”万科绝不能要。各个城市现在特邀万科去开发的事不少，咱们什么都还没干就能赚一把的话，就会让我们开始一门心思想投机——各地公司的老总就都会在这种“激励”下，天天去找机会。咱还费啥劲哪？这样的风气真要是蔓延开来，万科地产就会走上掮客一途了。所以，万科不能要这样的补偿，王石只想在阳光下拿地盖房子，换句话说，就是老老实实干好自己该干的活。 虽然跟25%以上的利润不赚的想法一样，都是一条线上的取舍与作为，但由此“怎么吞进去，也会怎么吐出来”的古训中，可以看到的是万科地产的价值观问题。怎么对待机会，怎么看待意外之财，想长跑还是想短跑，都会影响到一个公司的整体追求与营运。 王石过往与政府关系的处理，就是一种并非主动靠拢的强势。有些地方的政府想出政绩时，希望找万科配合与带头，而万科坚持按自己的价值观与人处世，走的是一条不占便宜、不去相互博弈的路，所以王石每每能收取到的，就不是恶性互动的后果。所以当王石调整万科的投资策略，比如不去考虑一些地方时，当地政府也就不会产生什么大的意见。而如果王石当时要了合肥的钱，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再发生的话，估计万科的说法与做法，就很难大气与客观得起来吧。 什么是“万科的精神”呢，业界对王石说他从没给过“回扣”、只求取阳光下利润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息下来。在这里，我们可能不求正面顺着的例证，但从这样的一些“反例”中，所看到的主动让利和有利不贪，也许可以结束一些面上的疑问吧。 第19节 应对宏观调控直面行业信用 《万科》周刊 缪川清水 “过热”的背后 自1999年以来的5年间，进入房地产业的投资额以平均每年1500亿元的幅度递增，由1999年的4103亿元迅速攀升至2003年的10323亿元。2003年房地产投资额比2002年骤然猛增2300亿元。 基于“行业过热”的判断，国务院、各部委、银监会纷纷出台各类降温房地产行业的政策：2003年6月，央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文件），对房地产流动资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做了限制，要求自有资金比例达到30%、项目四证齐全才能贷款；今年以来，央行更是频频出手，打出“组合拳”，实行贷款浮动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比例至35%以上；日前，发改委发布制止10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行业项目进行结构性调整，钢铁、水泥、氧化铝已在“硬刹车”，房地产业已难免会受到影响。 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既是121文件的延续，也是政府对行业过热的确认。本次行业过热的直接原因，来自资金推动型增长。出于对房地产市场只看涨不看跌的预期以及对利润的追逐，加之房地产业进入门槛较低，很多不具备资金、技术、人才实力的企业，不惜举债投入房地产市场。究其背后的原因，信用的缺失和信用体系不健全，对行业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遗憾的是，本次宏观调控的矛头直指资金来源层面，只是单方面地限制了银行资金的流入，而没有触及行业过热的更深层面，即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和信用激励机制的建立。 违规向诚信的挑战 由于信用体系和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企业利益实现机制不能公平、有效地发挥作用，即规范透明运作的企业并不见得比不规范透明运作的企业“活”得更好，甚至于受制于规范经营，付出相对更高的成本。这样必然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欲在短期实现倍速翻番的企业，愿意铤而走险、违规操作，游走在政策法规的边缘。 年，我们看到，一些公司就是如此一路攻城略地，不计成本地高价拿地。有的公司在短短不到5个月时间内，在北京、上海、南京、石家庄、苏州等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圈进大量土地，预计土地总价款已逾100亿元。如此之巨的地价款，如果按照国务院三令五申的“招拍挂”规定，应该根据约定条款在短期内付清大部分地价——仅凭企业自身项目销售资金回笼、滚动开发，来支付即期巨额地价，必然是远水难解近渴。 绕开该企业依赖的银行信用不提，业界不能不作出一种假设：“一些公司在冒险，在赌博，在赌如今地方政府执行土地拍卖制度的诚信能力。”如果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拖延地价，对同样在公开市场招标拿地的其他竞争者是不公平的，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必然被打乱。 我们还看到，一些房地产企业频频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近日某商务中心项目在销售过程中爆出“假按揭”，银监会已介入调查。该项目是25万平方米写字楼大盘，在销售过程中采用了种种欺瞒手段骗取银行按揭贷款，与所谓的“零首付”如出一辙，设法将市场风险转移给银行。除此之外，虚假广告、质量问题、拖欠工程款等企业违规事件时常出现，更让整个房地产行业面临信用的严峻拷问。 与此相对，另外一些企业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规范和诚信。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时，公司内部曾进行过一次“公司经营应该规范还是不轨范”的讨论。当时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万科选择规范无疑是自缚手脚。而王石当时坚信：“万科率先规范自己，符合市场发展趋势的话，万科会走在前列，成为行业效仿的榜样；如果万科过于超前而不能适应不规范的市场，那也只好承认劣币淘汰良币的现实了。” 最终，万科选择了规范的道路，并一直走到今天。但在市场不规范的时候，规范自己不仅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还要承受很高的规范成本。 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坚持规范、诚信的道路更是一种考验，“万科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做的，将来还会这样做的。”我们相信，不规范的企业可能在短期内能够获取廉价土地，获取超额利润，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规范、诚信的企业，才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赢得市场的尊重。 两种路线两种对策 行业环境改变带来的后果，就是加速行业洗牌，形成新的市场格局。 由于企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道德理念不一样，企业应对宏观调控的对策必定也不一样。所谓“船小好调头”，某些不规范透明运作的企业对付调控的手段相当多样。如果信用机制仍然不起作用，这些企业还会继续以地方政府的诚信、政策执行力做赌注，用不规范的灰色手段自救，获得喘息的机会；而另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被迫淘汰出局，或者选择自动离开。 而规范透明运作的企业——尤其是对股东、投资者利益负责的上市公司，不能如此“长袖善舞”，它们不但要承担行业规范的成本，还要适时调整对策，克服当前环境的不利影响，迅速顺应环境变迁，才能在下一轮竞争中把握主动。 对这些企业而言，应对调控的核心是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为推动房地产企业加速实施自我提升的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 优秀的企业需要主动降低成本，向经营精细化迈进。在房地产行业目前还处在粗放式经营的阶段之时，很多环节都存在降低成本的可能。同时，完善区域集约化，推进统一的品牌建设，加快产业化进程，提升产品品质，提升客户忠诚度——一系列内功还有待这些企业修炼。 目前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2002年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只有42家，不足全国房地产企业总数的1%；2002年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不足全部资金来源的0.5%；房地产债券融资的比重也不足0.01%；到目前为止，来自信托的资金不过30亿元。在银行信贷收缩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开展融资创新，运用房地产信托、基金、企业债券、境外融资等多种方式，为自身的发展筹集充足必要的资金。 一言以蔽之，只有适应新规则的玩法，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 重树行业信用 这次宏观调控使整个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行业的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缺乏奖优罚劣、黑者出局的机制，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板子”落下去，经营不规范的发展商往往违反游戏规则、想办法规避；而规范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则在承担相应的结果。 事实上，整个行业的规范不能靠少数企业的自觉行为，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机制正是当务之急。建设企业信用数据库，实行信息共享、预警机制，通过良性的市场机制让信用不良的企业无处逃遁，最终淘汰出局，这将有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2002年开始，建设部已着手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但截至目前，网上仅能查到各城市一级资质房地产企业数百家，相对于我国目前3万多家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这仍然需要改进。 如果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出台，完善行业信用机制必然是目前规范经营的地产商渴望看到的事实。如果不是这样，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下，规范企业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信用成本，那么在下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中，谁来保证信用？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0节 四条腿的拆迁户 《万科》周刊 易宪容 张群群 年5月27日，看到《南方周末》刊出的《北京动物园“迁”动人心》一文，不禁为之愕然。一个好端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迁走？一个沉淀了近百年文化与传统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要让它在瞬间毁灭？这仅是“谁有权决定动物园搬迁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吗？要知道，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要确立这种合法性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仅是涉及动物园当事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吗？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买相关决策者，那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不仅是要不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大问题，而且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如何保护民族遗产、如何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重蹈当年北京古城墙被拆的万劫不复之旧辙。这不仅会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也会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迁移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便是针对动物的迁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动物园从老城区迁走，表面上体现的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夺动物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对动物的排斥关系，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排斥关系。动物园的拆迁只不过是社会把对待人的态度强加于动物身上。在动物园中面临拆迁的动物们的处境，恰恰成为所有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所处境地的一个准确而生动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把陷于搬迁、贫穷与发展困境中的强制移民对象称为“移动的靶子”。 据报道，政府官员认为北京动物园迁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是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实在是荒诞无稽。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来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疾病的传播地。如果动物园因可能成为疾病源而要迁出的话，那么医院也可能成为病源污染的源头，是不是北京所有的医院都应搬出北京城区呢？！ 其次，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该地繁华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于该地繁华后有多少空间来支持，而在于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对该地做好交通规划与管理。在香港的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其繁华程度、人流密度、空间拥挤程度是北京西直门地区根本无法比拟的，但香港这些地区的交通不也是畅通无阻吗？其原因正在于香港能够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促使目标最优化。但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不从自身规划设计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强调外因。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既不能够问责，也做不了份内应当做好的事情。这样的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好好整顿吗？ 对于什么提高动物福利之类说辞，那真是无稽之谈。什么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呢？是让动物园的动物生活条件更好吗？是要寻求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是这样，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彻底放生，回归大自然，岂不更好？何来动物园的搬迁呢？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动物园的首要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为动物服务还是为人服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虑到环保主义者对于动物福利的理性诉求，整体搬迁动物园，摧毁园中动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环境，这种做法就更值得怀疑了。面对造成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拆迁，动物远远比人更加凄惶无助，更加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动物园的设立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为园中动物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与环境，目的就在于方便动物园的管理，降低这项公益事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效益。那么，动物园的搬迁，其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动物的搬迁、新园址的建设、新环境的创造、动物在新环境的适应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纳税人承担之外，谁还会来承担呢？加上迁入新园对民众造成的不便，更是把搬迁动物园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如果有些动物在搬迁过程中死亡，有些动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骤然死亡，这种管理成本的增加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和想象。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西安、昆明等地就曾出现动物因搬迁而死亡的例子。可见，这种做法既损害人的福利，也损害动物的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动物园既是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们的动物园，更作为明代皇家园林的一部分，积淀了中国近百年的动物园文化的传统，其价值不只是政府出让土地收到一些土地出让金，或者是动物园搬迁要花费40亿元这些数字就可估算的，它是无价之宝。这种无法复制、不可再生的文化财产如若在我们手上毁于一旦，我们必将会遭到子孙后代的唾骂，就像北京古城墙被拆那件事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多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呢？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从三十几街到八十几街（曼哈顿总共有一百八十多街），其面积之大，占地之广，其土地价值之高，北京动物园那块地方怎可与之相比？但是，从来就没有人会想到摧毁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中央公园用以大兴土木的。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哪一座大城市中心会没有大公园呢？北京市本来就公园稀少，绿地稀缺，近乎强制性地搬迁动物园，除了会弱化北京在国际城市中的竞争力，损害北京作为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之外，还能有什么积极效果呢？这样一来，北京又如何与国际城市文明接轨呢？这项拆迁决定与北京市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的理念也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北京动物园是迁走还是留下，哪项选择的商业价值更高呢？当然，从短期利益或某些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来看，拆迁会使某些人获得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北京动物园搬迁，此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之后，这种短期利益与直接利益更是明显。 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否会想到，动物园留在现址所带来的巨大客流，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商业繁荣，而且也会带动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升值。加上受动物园环境绿化功能的带动，其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附加值会更巨大。可以说，只要把眼光放得稍稍长远一些，就会看到这种升值肯定会高于动物园搬迁后在此处新建房地产项目的价值。如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周边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就要数倍于其他地方的房地产项目。考虑到这一点，若政府甘愿为眼前这一点小利而不惜损害社会民众之大利，这种做法实属不智之举。 总之，从民众公共利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政府威信、城市的国际形象、政府的商业利益及搬迁的技术条件，甚至是动物福利来看，北京动物园的搬迁基本上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而直接受益的是某些房地产开发商及其利益相关者，损害的则是广大民众与社会的福利。因此，对于北京动物园的搬迁，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可一意孤行。 你听到了作为“移动的靶子”的那些动物们的嘶吼了吗？但愿在拆迁的问题上，动物们比人更幸运。 第21节 谁说客户不能“通吃”？ 《万科》周刊 杨小松 一家优秀企业何以成功 拥有一位魅力非凡且极富远见的领袖？还是为达至目标不懈努力的高素质团队？抑或刺激企业不断进步的业务策略？流畅、灵活的业务流程？ 在对企业成功案例的梳理中，我们得出一个明确的论断，那些成功企业的成功之道惊人相似，以上种种，都可归结为对客户价值把握上的准确和精到，而客户细分则是萃取客户价值的必选利器。 作为美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Pulte Homes依靠独特的客户细分方法赢得了市场的认同。纵观Pulte Homes公司近50年的企业成长史，其客户细分有三大亮点值得玩味：1、基于价值进行科学的客户细分。2、基于战略确立广泛的客户定位。3、将客户细分与精细化的运营流程紧密连接。 寻找那些买房的人 传统上，美国房地产业有三种客户细分方法：一是按照购买者类型，分为首次置业、二次置业、三次置业三类客户。另两者是按照产品类型和零售价格区间划分客户。 上述方法的优点是分类简洁、易于操作，对针对性地开发产品比较有利；不足在于体现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考虑产品卖给谁、怎么卖出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无法长期有效维系客户忠诚度和挖掘客户价值，企业短期但表面的胜利无法长久下去。 的客户细分则体现了很强的客户导向。 经过长期的客户跟踪和研究，Pulte Homes发现，影响客户需求有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一是客户的生命周期（生命阶段），二是客户的支付能力。这两个因素基本上可以解释大部分的住房购买行为。 前者意味着需求的变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住房，但住房需求是随着人的不同生命阶段而变化的，住房需求对一个学生和一个成年人或者一个家庭而言是大不相同的。后者的主要依据是收入水平，人们总是希望能买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去购买他们无力支付的房子。 据此开发了客户细分工具，叫做“生命周期与支付能力矩阵”。运用这个矩阵，结合对不同人群的行为分析，是划分客户群的基础。 分析了那些处于相近生命阶段人群的需求，使用家庭收入等数据评估了各人群的支付能力。然后据此划分了11类细分客户，包括首次置业者（年轻未婚比较多）、常年工作流动人士、单人工作丁克家庭、双人工作丁克家庭、有婴儿的夫妇、单亲家庭、成熟家庭、富足成熟家庭、空巢家庭、大龄单身贵族、活跃长者。 这个细分基本上涵盖了有能力购房的大部分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群分别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相互间的区隔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客户信息对Pulte Homes制订业务策略、产品策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广泛下的针对性 近年确定了面向未来的四大战略：抢占市场份额；市场细分；追求卓越运营；开发人才与财务管控。四大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客户细分抢占市场份额。 这个战略的支撑点是广泛的客户定位：通吃11类细分客户以确保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占领活跃老年人市场以获得市场领导地位。 认为，在短期内，专注于为单一的客户群服务更为经济，但从长期看会严重阻碍公司的发展，即便一个公司能完全占领一个细分市场，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把如此多的客户留给别人是不明智的。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必须开发最广大的客户源，服务最广泛的潜在客户群体，必须减少对任何一个单一细分市场的依赖，必须在任何一个子市场中进行最好的投资。 在全国范围内通吃11类客户，但在进入具体的区域市场时则会有不同的侧重，采取区别对待策略。在进入一个区域市场之前，Pulte Homes会进行大规模的市场调查，展开综合的需求分析：发现供需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确定该区域包含11类客户中的哪些类，其中哪些类具备经济价值。然后购买土地，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住房。 在密歇根州，Pulte Homes发展出了价位在中等到10万美元之间的新产品以适应1至3个目标消费群的需求。在南加州，Pulte Homes提供价格为24万美元的产品给2至4个目标消费群。在亚利桑那州，Pulte Homes兼并了Sivage-Thomas，一个主要提供首次置业住房的公司。在北加州，Pulte Homes满足流动人士的需求。而在所有区域，活跃老年人市场都是开发的重点。 广泛客户定位给Pulte Homes带来的收益是非常明显的。公司能够面向最广泛的潜在客户群寻求增长机会，开拓多元化的目标客户群降低了经营波动风险。在购买土地之前，Pulte Homes已经规划好每一块土地怎么开发，紧俏的土地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终身锁定 在Pulte Homes，客户细分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客户价值的把握，更重要的还在于指导了后端的精细化运营流程，这特别体现在产品线规划设计和营销活动上。 在产品线规划设计上，Pulte Homes的做法是用标准化满足个性化。 根据客户细分的结果制作出标准化产品说明书，然后在全国不同的市场中进行模拟试验，检验住房标准化是否能够适应每一个目标客户群。目前，Pulte Homes能够提供25种基本设计蓝图。在此基础上，公司为每一类客户量身定制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比较典型的新产品有复合型消费群社区、中上水平住宅、城市空地应用住宅。 值得赞许的是，Pulte Homes在产品设计上提出了“价值重塑”概念：在项目开发时通过价值工程减少成本，其中最关键的依据还是对客户的了解和把握。Pulte Homes反对设计师过分追求完美而忽视成本和效率的作风，主张保留客户的喜好，去除那些增加成本但没有价值的设计环节。根据这一原则，Pulte Homes在所有区域市场进行检查，确保所有的设计施工方案在设计和建筑可实施性方面的最优化，如果达不到要求，则必须简化方案使其更便于指导高效率、低成本的施工建造。 在营销方面，Pulte Homes提出以终身服务锁定客户。 的11类客户加起来涵盖了大部分人生阶段。年龄层比较低的某一类客户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会变成另一类型的客户。Pulte Homes提出满足客户不同人生阶段的住房需求的战略性描述颇具远见。客户在前一个人生阶段得到了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就很可能在以后的阶段不断购买Pulte Homes的房子，甚至经常会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提及，品牌的客户忠诚度在口碑的点滴中凝聚而成。 数据表明，到2002年，Pulte Homes的重复购买和转介绍购买达到了销售额的42%，终身锁定战略初告成功。 客户细分之道 细分标准一定是从客户出发，而不是从产品出发。要选择能够反映客户价值的因素来衡量和区分不同客户的需求。 对不同客户一定要真正做到区别对待。Pulte Homes虽然实行“通吃”战略，但它抓住了一个重点，即活跃老年人群体。而且在不同的区域，它会根据严格的市场调查推出针对性的产品。 客户细分必须能够为运营流程提供指导。任何客户细分的结论，如果不能帮助改善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价值，就没有任何意义。 第22节 更大，更快，更多样 《万科》周刊 ——美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之趋势篇 陈延年 当前美国房地产行业有三个明显的趋势：行业走向集中和整合，大公司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房地产金融不断发展，对行业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行业中也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小公司效应”。 规模化趋势：强大者更强大 一个行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开创、规模扩张、专营、平衡与联盟四个阶段，美国房地产行业目前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一方面，市场份额向大公司集中，规模排名行业前十名的房地产商的市场份额从1989年的8.8%增加到2002年的19.7%；前20名大开发商的新屋销售额在全国市场的比例持续走高，在过去9年时间内份额增加了一倍多，从1992年的10.9%增加到2001年的22.7%。 另一方面，大公司不断跑赢大市。自1992年以来，大开发商的房屋销售增长率一直高于整个市场的增长率。即使在整个住宅市场的低迷期（市场增长为负），大开发商的销售也保持明显的正增长。在1994至1995年、1998至1999年、1999至2000年和2001至2002年这几个年度，美国房地产行业整体出现负增长，而大房地产商相应年度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9%、25.6%、12%和14.2%。 按照近年的增长速度来看，美国房地产五大开发商的市场份额总和大约在2010年左右就能达到行业规模的45%。大公司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是其内在能力和外在竞争优势不断增强的结果。这些优势表现为： 规模成本优势。比较美国房地产行业规模排名前20名大开发商和第276到第400名开发商的总边际成本、日常运营支出和融资成本，前者的几项指标分别低于后者2.7%、1.1%和0.4%，而前者的息税前边际利润、边际利润分别高于后者3.8%、4.2%，规模成本的优势将使大开发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采购成本优势。按照2002年公布的数据，前20名大开发商的原材料成本是27.5%，排名第21到第125名开发商的平均成本是28.6%，第126到第275名开发商平均成本是27.9%，第276到第400名开发商平均成本是31%。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开发商在与供应商的合作中具有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大公司的采购成本优势还体现在直接从生产商采购原材料上，比如，有60%的大开发商直接从生产商中采购家电产品。 劳动力成本优势。2002年相关数据显示，排名第1到第20名的开发商劳动力平均成本在房价中占20.9%，排名第21到第125位的公司的相应数据是22.2%，排名第126到第275名的公司是20.9%，排名第276到第400名的公司是23.5%。这些数据显示，与小型公司相比，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拥有相对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土地采购优势。美国各州对可开发土地的法律规范越来越严格，现成的可开发利用土地越来越有限。但大公司能够利用自己在本地市场的统治地位而优先采购、储备土地，并且在土地并购方面有更大的比较优势。相关条例抬高了土地成本，大开发商由于在人力、资金储备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土地资源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筹集资金的优势。就长期而言，大开发商的负债成本比小开发商更低。小公司只能获得银行信用资金，通过这种渠道获得的资金有限，并且在经济走弱时渠道会收窄。大公司则可以同时通过银行或者企业债券获得资金，资金安排相对更灵活。大开发商大多拓展了自身的金融服务业务，其内部调配能力也有利于加速资金流动，提高资金利用率。此外，通过股市融资也是大公司获得资金的常规途径。 上述几方面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房地产业向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 金融化趋势：房地产加速器 从历史上看，美国房地产发生过三次金融革命。 第一次金融革命开创了抵押贷款担保体系。 至1933年，美国发生大萧条。一方面，购房者纷纷失业，收入锐减，无力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由于存款者大规模提现，贷款机构因出现资金断流而纷纷濒于破产。 为解决购房者和贷款机构的资金危机问题，美国政府推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两大举措。首先，建立了新的抵押贷款体系。在1932年，美国总统批准《住宅抵押贷款法》（HOLA），宣布由联邦政府为购房提供担保，形成提供长久性、低利率、分期还款方式运作的抵押市场。193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国家住房法》（NHA），宣布成立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组建“互助抵押贷款保险基金”，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 抵押贷款和国家担保解决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支付能力断链问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变相增加，消费能力增强了。这以后，抵押贷款一路增长，抵押贷款占全部住宅贷款的比重从1945年的9.36%上升到1964年的92.18%。 第二次金融革命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年代，美国利率大幅升高，这加剧了住房抵押市场的矛盾。利率提高使购房者还款付息的压力增大，而抵押贷款机构在利率波动下“短借长贷”，造成了利息损失和流动性问题，其资产变现能力和盈利能力大大下降，放款能力受到影响。 年，美国成立一系列专门中介机构FannieMae、FreddieMac和GinnieMae，负责房地产抵押的证券化运作。FreddieMac为FHA的合规贷款以外的常规贷款提供担保，建立常规贷款的二级交易市场。1972年以后，FannieMae也开始购买常规贷款，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 抵押贷款证券化对美国房地产的影响巨大。首先，它极大促进了住宅信贷的发展，解决抵押贷款的流动性、融资问题和风险控制问题。其次，它为住房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其三，它使居民住房建设跟全球的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其四，它能够在即使出现银行危机、商业银行信贷萎缩时，保证市场上仍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流动。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行，1984年是620亿美元，到2001年，已经发展到1.2万亿美元。在二级市场上融资的抵押贷款的比例从1984年的27%增长到2001年的59.3%，翻了一倍多！ 年时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090亿，1970年为2890亿，但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70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倍，从中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第三次金融革命是信息技术的应用。 进入199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对房地产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大。二级市场开始实行电子交易，抵押贷款搬到网上发行。信息技术提高了信息的对称性，降低了房地产金融行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房地产金融的运行效率。 小公司效应：多样化生存 如果说，规模化和金融化是当前美国房地产行业的主流，那么支流就是“小公司效应”。 我们所说的“小公司效应”主要是指：第一，公司的核心能力存在于个人，而不是公司组织内部；第二，这一行业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打败核心能力。现阶段的美国房地产行业仍然具有这种特征。 大量小型企业存在是现阶段美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特点。2002年，在美国有超过7万家房地产发展商，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前五大发展商销售收入的市场份额只达到14%。 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小公司，一方面是需求层次的多样性和需求地域的广泛性使大型企业难以覆盖所有的消费者需求，从而给小企业留出了市场机会，另一方面，目前大型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都还不足以支撑覆盖全部消费者需求的企业体系。此外，住宅开发企业相对稳定的赢利性给许多“游资”创造了机会，进入住宅开发进行投机操作，这也促使小公司进入房地产行业。 从行业演变规律上讲，大多数小公司到了一定阶段注定要被淘汰出局。但是从房地产需求的多样性来看，那些抓住特定细分客户群的小公司将会活下来。 总结美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三个趋势，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启示：规模化的实质是做“大”，金融化的实质是做“快”，而在“小公司效应”消失以后，能够让小公司继续存在的理由是“多样化”。 由此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一样地，除了更大，更快，或者更多样化，似乎别无他途。 第23节 跨总统的事业 《万科》周刊 ——美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之政策变迁篇 陈延年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同时也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层面，所以，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干预也不少。 美国住房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面对中低收入家庭。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很重视住房问题，其住房政策有过一系列的调整，但重点始终是确保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买得起房子。 历数从罗斯福时代到克林顿时代的房地产行业政策，说房地产的发展是总统的事业似乎也并不为过。 罗斯福与杜鲁门时代：从200万失房者到居者有其屋 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都市中房屋建设减少了约90%，近200万户居民因无力偿还贷款而丧失住房产权，约1600家银行因无法回收贷款而破产。住房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 罗斯福政府看到问题的实质：一方面是居民的支付能力在下降，一方面是银行体系的信用失灵。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打通两者之间的资金链，政府于是果断地引入抵押担保体系。 罗斯福批准了《住宅抵押贷款法》（HOLA），该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形成长久性、以分期还款方式运作的抵押市场；193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国家住房法》（NHA），成立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组建“互助抵押贷款保险基金”，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险；1937年的《公共住宅法案》提出，设立联邦平民房屋建设署（USHA），以维持永久性的中央政府补贴。 在1949年修订的《国家住房法》中，杜鲁门政府提出宏伟的目标：“为每一个美国家庭提供大方的、具有良好居住条件的住宅”。 在经济复苏和房地产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行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住房需求远远大于住房供应，开工创新高，住房拥有率节节上升，从1950年的55%上升到1960年的61.9%。 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奠定了美国房地产政策的两大基石： 第一，奠定了政府、金融机构、消费者和地产商的黄金四角关系。引入政府担保，既确保了金融机构的信用，又确保了向消费者提供资金的能力。分期还款方式使消费者有条件提前拥有合适的住房，需求被刺激起来，这大大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第二，杜鲁门提出的目标与其说是政治口号，不如说房地产政策已开始成为美国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此后几十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看，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渐明显。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代：一切为了平等 肯尼迪政府改变传统的帮助低收入人士的做法，提出由私人机构兴建并出租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设想，1961年制定第221（d）（3）条款的“低于市场水平利率”的贷款计划，鼓励私营金融机构按照比市场水平低的利率向租赁性住宅项目提供贷款，而将此抵押权按照正常的市场行情出售给联邦全国抵押协会，这两个合同之间的差额由联邦政府补贴。 由于补贴数额庞大，政府财政收支很难平衡，1965年，约翰逊政府提出“租金增补”计划，将低收入家庭用于住房支出的比例限定在其收入的20%，其余租金部分的差额则由政府提供补助。 年，联邦政府设立国家住宅和城市发展规划部，后来的许多住房计划都由此部门负责实施。这个部门的设立体现了联邦政府对公民住宅发展的重视。 年，《平等住宅法》颁布，禁止在公共或私有住宅活动中从事一切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和原居住国相关的歧视活动。在约翰逊总统指示下，同年出版了一份关于住宅质量和住宅所有权的咨文。 无论是鼓励私人资金介入，政府补贴，设立管理部门，还是禁止各种歧视，这期间美国房地产政策的一条主线仍然是维护社会公平。 尼克松与福特时代：开辟二级抵押市场 年，尼克松上台之后，实施了第235条款的“自置居所计划”和第236条款的“租赁住宅计划”，但是收效甚微，公屋建设中断。1970年，国会通过《紧急住宅融资法案》，批准成立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HLMC），协助FHLB下属的各储蓄与贷款协会开辟二级抵押市场。1974年出台《住房与社区发展法案》第8条款计划，替代原先的第235条款计划和第236条款计划，明确为低收入家庭交付租金提供信用担保。 后来，福特提出“社区发展补助计划”（CDBG），将住房建设、都市重建和其他住房资助计划结合在一起，并将资金分配给各州和地方政府，旨在促进社区的发展。 二级抵押市场和第8条款计划进一步推进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社区化发展，给住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使行业发展在1972年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里根与布什时代：减税，担保和信用证明 进入里根时代，美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 这在里根执政期间的房地产政策上得到一定体现。 在福利支出方面，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里根修订了第8条款计划，提高租客承担租金的标准（由家庭收入的25%增至30%），并且降低政府确定的“公平市场租金”标准。 但是，加快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政策并没有取消，里根的做法是从房地产企业入手解决问题。1987年，里根推行“低收入阶层住房税金信用计划”，为针对低收入人士提供住房项目的业主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政府每年为此计划提供了约3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使不少项目获得的税金减免达到可承担住宅项目成本的50%以上。 布什政府出台了《国民可承担住宅法案》，一方面通过担保和信用证明方式为租客提供帮助，有效利用现存的住宅；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和地方非营利社区的开发机构在住宅建设中的作用。 与前几个时期相比，里根和布什开始从直接补贴措施转向间接调控，事实上减免税收促进了房地产企业的发展，而信用证明等方式也减轻了联邦政府的资金压力。 克林顿时代：接力棒传给地方政府 克林顿改革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的职能，在削减联邦政府对住房有关预算的同时，将执行住房计划的职能逐步转交到州和地方政府。把联邦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转给地方政府分担，并综合应用多种政策组合推动住房消费。 年，克林顿宣布公民住宅拥有率在2000年达到67.5%的战略目标。1997年宣布《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MAHRAA）》，这将涉及180万个住宅单位和440万人的利益，同时也为1999年以后逐步改革由FHA提供保险的抵押贷款体制创造条件。同时，联邦政府还新增4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在1998年到期的第8条款合约的更新。 克林顿主政时代，保障中低收入群的房屋购买能力依然是政策重点。从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上，这一时期更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而联邦政府则更加重视在宏观调控上的目标导向。 总结美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房地产政策特点，可以得出三个鲜明的结论： 房地产政策始终是福利政策的重点内容。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屋建设一直到克林顿的《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屋购买承受能力始终是政策关注的核心。这是因为住宅状况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无论今后美国房地产行业如何发展，政策如何演变，维护公平的居住权将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大政策重点。 始终依靠金融杠杆保障房地产的稳定和活力。“大萧条”时期，罗斯福解决了资金链问题，开始建立政府、金融机构、消费者和房地产企业的黄金四角关系，肯尼迪提出了“低于市场水平利率”的贷款计划，尼克松时代开始建立二次抵押市场，布什向租客提供信用证明，克林顿改革抵押贷款体制——显示出美国政府对金融杠杆的运用逐步成熟。 政府指导下较为有效的私人参与。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历届政府始终重视鼓励私人机构参与住房建设与经营。美国政府不时地借助私人机构的力量，也不时地向房地产商提供各种政策支持。这与中国目前地产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照。 从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演变历程看，美国房地产行业从来不是一个纯市场运作的体系，美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一直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只会比美国大，因此，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干预只会更强，房地产企业必须和政府并肩努力。 第24节 地产之未来战略盛会 《万科》周刊 朱雪芬/整理 以世纪伟人邓小平《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发表为标志，中国住宅行业已经历了24个春秋的风雨，在此其中成长起来的房地产企业，以万科为例，实现了20个年头的稳健增长，积累了16年的住宅开发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这几个关键的时点构成本次20年企业峰会的时间坐标。这次盛会，无论是对新兴企业、还是地产企业来说，都是一个立足当前、展望未来的加油站。在9月23日的北京中国大饭店，地产界的重量级人物相继聚首水晶吊灯下，思想火花的碰撞闪现于一次次觥筹交错之中。 战略，各有各精彩 这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群体在畅谈未来时，不约而同地将焦点集中于5－20年的战略筹划上，“战略”成为当次论坛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任志强（北京华远集团总裁）：因为大部分企业是国有出身，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让企业的发展战略适应环境背景。什么样的环境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让你公有化的时候，你就完全公有化；让你私有化的时候，你就完全私有化。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发展的，当时的主流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公有制企业，也只有国有的开发公司才能占领整个市场，十年以后情况变化了，所以你得适应环境背景，这样才有可能让企业找准战略的脉搏，如果脱离环境背景，你就无法发展。 林少斌（招商地产董事总经理）：招商地产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万科现在比我们做得大，我觉得我们未来二十年应该思考怎么样超常规发展，要保证跟在后面，跟得上，希望把青春期缩短。有的企业活了一百年，不见得比活十年的活得好，我在后面去追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要考虑如何超越，要有个目标来超越。 郁亮（万科集团董事总经理）：战略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我更愿意谈未来十年的中长期规划，这样更合适一些。用一句话表达，万科在未来10年、20年将继续领跑中国地产行业。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能够持续，万科的雄心能够实现，过分的谦让是没有必要的。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的战略就是跟着跑。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是不知道战略是什么。前两年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非要问我们的战略是什么。给我讲了一大堆——打扫卫生的阿姨擦地，怎么擦，擦过来，擦过去，擦地也有战略。但到现在为止，我仍不知道战略是什么，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希望跟着万科一起往前跑，盖更好的房子。尤其是少一点领导的批评。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公司有了十年、二十年历史后，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来鼓励先进、提拔青年，这是一种姿态。另外一种姿态，继续领跑，再往前看。我想在这里的大部分企业都不到20年，所以看着20年的企业就想往前看，因为往前看就牵扯到战略问题。昨天我跟小潘参加一个网上路演，举过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战略，就是“天上人间”里在干什么，所有的女性都知道，但是大多数的女性都不会进去，因为她有信仰，所以不进去，而以更为体面的方式生活下去，她所选择的这种活法，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战略。这就是说，信念决定了行为，行为预示着方向。所以，战略的差异实际上源自对现实生活判断的差异和价值观的差异。在这里的企业都相当优秀，而且是在中国地产方面能够昭示未来的一些企业，总之往未来说，别往回说。 郁亮：冯仑给我安排的题目是谈未来，正好万科这段时间在研究未来发展规划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地产行业还是处于粗放型增长的年代，包括万科在内。为什么这么说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这个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富豪榜里100个富豪有32个跟地产有关系。 冯仑：但是有一本书叫《问题富豪》，其中不无调侃地谈到问题官员100个有70个跟地产有关。 郁亮：说明这个行业牵涉的利益面很广，大家都有兴趣。这个行业过去是关系更重要。连海外的基金经理都问我们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如何，关系好就可以拿到地，关系不好就拿不到地。另外，因为市道好，不用下狠工夫也能赚到钱，有不少是赚地价的价差，因此这个行业跑马圈地是第一要素。这些因素使得整个行业还处于粗放阶段。 未来如果还是粗放经营就会出问题，现在地产业已进入市场化的起点，情形有点类似1996年的中国彩电行业，当时彩电行业遇到了转折点，进入完全市场竞争的阶段。1982年以来，中国彩电行业突飞猛进，当年每个省除了西藏之外都有生产厂家获得了扶持，但是这么多年之后，那些厂家没有一个活下来。既然大家都来到市场化起点上，我想无论发展的大和小，其实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能不能领跑未来，在于现在能不能建立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在充分市场化的竞争阶段，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只有一个，就是对客户的把握能力，谁能更好地把握客户，谁就能赢得未来。 任志强：在我理解中，战略是指一个企业管理者想怎么干，战略的方向来源于管理者。我们这些人可能比小潘年纪大一些，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我们不干，谁干。文革时，一种是以天下为己任；另外一种是乌托邦的战略，只在局部做出改变。我属于后者，所以我们的战略是关注自己，只要比别人活得好就行。怎能让这个局部活得更好？在会议休息时，我和王石聊过，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改革，就是怎样去钻政策的空子，推翻原来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又不能急，先找漏洞下手，再逐步改变，这是一个温和的变革。 当企业找到了空子，就有更多的优势在市场中壮大。比如到华尔街上市，证监会要求层层审核，很多企业就通过境外注册，曲线上市。打了擦边球，就会有相应的规范，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就在这层层博弈中逐渐产生。最近国有资产改革又成为了热点话题，这恰恰是企业从完全国有化转变成局部的非国有化或者大部分非国有化的进程。在现有背景下，企业更多是考虑如何克服制度束缚寻找生存的余地，然后才能说我比别人发展得更快、活得比别人更好。 潘石屹：大家在谈未来，我是谈当下，谈今天，我们公司是建好今年的每一套房子，销售好今年的每一套房子。 林少斌：思考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对管理者来说尤其重要。想清楚20年后的事情确实有难度。我们现在做五年规划，希望把五年内的事情想清楚。我是职业经理人，就是要把五年的事情办好，像潘总说的把今年的房子盖好、卖好。 我刚才提到100年的企业未必比10年的做得好，招商局130多年了，现在的规模也不大，招商地产这一块也不大。前一段有一篇文章叫《二十年公司：表面的胜利》，讲了中国一系列20年历史的公司，现在的辉煌看起来根基不够，20年后又会怎么样，分析了种种情况，很到位。 万科走到今天能如此成功，也正是万科从一开始打下了很好的体制和机制基础。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讨论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合理，这在万科早已不是问题。万科做房地产以来，所有的土地都是从市场上获取的，他们的第一块地就是深圳第一次公开拍卖时拿下的，那时候我也参加了那次拍卖活动，记忆犹新。 刚才郁亮说以往是一个粗放增长的年代，我觉得这个年代也特别重要，万科没有靠政府背景，没有靠垄断资源，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表现相当出色。最近招商局提出我们的地产业务是不是发展得慢了些，有没有超常规发展的模式，能否快一些？其实跑得过快不是一件好事，奥运会110米跨栏比赛，刘翔是三步一跨，约翰逊是两步一跨，一下子就踏到跨栏摔倒了。怎么在稳健中求得快速的发展，这个问题很困扰我们。万科向美国公司看齐，我们也在找适合的标杆，看看以后的路怎么走。 第25节 地产之未来战略盛会 《万科》周刊 向“气质优雅”靠拢 中国的房地产商忙于盖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国外的地产商已经将目光转向金融业了。看到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国内的房地产商也在思考如何向金融业靠拢。 任志强：可以说20年以后我们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就没了。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房地产商就变成了与金融相结合的不动产商，现在我们房地产商是什么概念？是不动产的前三个部分：土地、房屋加现金流，但是中国的房地产由于没有金融背景，或者没有金融支撑，就没有第四个——增值收益。我们把所有的房屋增值收益交给了业主，就是购房者，本来他的房子一平方米是7000块钱，现在是9000块钱，等于他多赚了2000块钱。现在买房人一平方米可以赚2000块钱。 香港前七名地产商的收益相当一部分是增值收益，而通过建房、卖房直接取得的现金收益，在报表里大概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仍能高速发展，原因之一就在于地产业务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开发功能已经转化成以持有为主，以开发为辅。 可以预计，WTO后，中国会迎来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期，境外银行和境外基金的参与，可能会让中国地产商更多地转移到金融行业来发展。我们和冯仑今年三月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房地产专业是归在金融科目下的；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美国地产商，老板谈的全是如何安排贷款，如何组合融资方式，计算投资回报率，这和我们现在的运营方式不是一个概念。房地产与金融结合的趋势不可逆转，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商会逐渐淡出，这是我们未来的格局。 冯仑：前面都做前三段，以后都做后三段。 最近成都市工商局关于广告管理出了一个规定，禁止在征婚启示上用“气质优雅”这四个字，气质优雅有误导，而且一见面很难说优雅，这个词不能量化，不准确。现在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给我描绘的未来“气质优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优雅”怎么去追求。 任志强：第一先得上市，第二从境外划点钱来。我想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起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发展商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物业实现增值经营。 冯仑：关于“气质优雅”，郁亮你怎么看？ 郁亮：任总谈的是好多年以后的情景，万科选择的标杆之一——美国普尔特公司就是专门做开发为主的。在现阶段把自己定位于不动产发展商是非常危险的，万科规模不大，如果把资金沉淀下去，投资回报率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就有很大风险。万科较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两年我们获得了30个亿的资金。有很多发展商问，你们怎么能够拿到那么多钱，有什么渠道。我的回答是你愿不愿意上场参加选美比赛。第一，你有没有自信心。第二，除了身材好还不够，还要气质好。一个企业除了透明度很高，还要有品牌。 冯仑：你说的很像模特选拔——第一，气质优雅；第二，自信心；第三个身材好；最后要走得好。带着好多公司去按照名模的标准去做。 郁亮：而且不能有绯闻。 冯仑：对，这个模特不能成为茶余饭后老是被议论的人。 牛文文（《中国企业家》主编）：刚才冯主席把整个气氛都调动起来了。我们能不能听一下他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冯仑：这是我特别愿意说的一个话题，不是说我多么有远见，因为我老困惑，现在大家都差不多，过去略有不同，只有未来应该是谁都爱说，其实都说不准，但是每个人心里永远都有未来，所以他才活着，如果他心里没有未来，那是不可能的。 刚才小潘说的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站在未来看今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在世界上怎么才能活得不累。其中有几种人不累，比如上帝不累，他老是盯着你，不用干活。信教的人不累，还有牛皮的人也不累，锦衣玉食的人更不累。最后就是婴儿不太累，因为他不知道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得想想怎样把企业做到不累的状态，这几种人都有一个特征，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比我们更清楚。在信仰领域，神是从终极来看待一切的；在现实生活中，成熟的人比不成熟的人冷静，年纪大的人比年纪小的人成熟，伟大的人比普通的人更有定力。我们讲生存，上帝讲死亡；我们讲成功，伟大的人讲失败。 我一直希望从企业的死亡研究起，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该怎么做。也就是说，从一个伟大企业的来时路来看看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话，我们的预期就比较清楚了，也不会过于慌张了，就像庄子一样，死了媳妇还唱歌，因为他知道人死是回归自然，并不值得悲伤。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行业，研究很多企业的过去，通过这些来看我们的未来。 我们留给未来什么 犹如人的一生，企业也有自己的兴衰规律，当一家地产企业谢幕之时，他能给观众、给舞台留下些什么值得怀想的东西呢？ 冯仑：过去地产公司的特质描述叫机会导向、这个商业模式前提是预售市场，再加上两个链条，一个是银行的链条（钱链），一个是人际关系的链条（人链）。我希望万通是战略导向——核心价值观、公司治理、专业团队价值、持续增长，以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希望跟以前的描述完全相反，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决定。至于与泰达合作，只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改变的某一个环节，我希望这个环节只是开始，今后还会有一定的改变。 潘石屹：我们在座的每个企业都有可能完蛋，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房地产的生命也是一样，发展商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作品，是我们建的房子，可能留的时间比我们在世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我觉得把作品做得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房地产发展商，比我们每个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重要得多。 任志强：都说一流的企业制定规则，二流的企业生产品牌，三流的企业生产市场，四流的企业生产产品，五流的可能就是生产半成品。现在最说不清楚的就是服务，服务也可能变成一流的，也可能变成二流的。发展商是高度统一的，既可能产生规则，也可能产生品牌，产生市场，产生产品。在这个模糊的过程中，最可能留下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往往是企业的文化。大家都知道，维持生命最长的企业大概就是老字号，因为文化在中间起到一个贯通的作用，它能融合规则、品牌、市场、产品等等。如果企业要想生存，它必定有核心的文化，它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但核心不变，才能凝聚人心、维系企业的运转。 郁亮：在过去20年里，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从早期的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不受任何诱惑的影响，这是对万科影响至深的决定。未来十年，我们要走第二次专业化，这次的专业化是指我们所专注的领域要更专业，更优秀，同样会对未来十年的万科影响至深。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如果我们把自身的一亩三分地做好，那也会很精彩。 林少斌：大家的路都很不同，刚才任志强谈到地产金融化的趋势；郁亮说万科将专注于做开发，对招商而言，我们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队伍建设和品牌塑造。美国地产的金融化历程并不长，也就十年的时间，但发展得很成熟，集资很容易，在国内融资投入的成本相当高，还款条件也很严。我们是国资背景，审批贷款会遇到政策倾斜等因素的影响，着眼于未来，我们也在研究金融化的发展路向，研究持有大量物业的风险和收益，防范金融危机那样的悲剧。 曾鸣（长江商学院教授）：战略其实就是前瞻性、差异化和取舍。难的是企业怎样从挑战者成为领先者，成为领先者之后如何走的问题。像人生总有谢幕的一天那样，绝大部分企业不管曾经多么辉煌，最终总会走向衰落和死亡。换句话说，企业和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宿命，像人生一样。企业家做的每一次选择都会直接影响未来，而越痛苦的选择越有意义，像刚才讲的万科过去20年最大的选择就是专业化。然后大家会追问为什么能坚持下来，看到诱惑时怎么办？这是在座的各位需要考虑的。 潘石屹：国内的发展商最大的困惑是，走着走着就缺乏方向感了，交流和学习是必要的，一大批发展商聚在一起，比如今天在中国大饭店，比如明天在国贸。 每家公司走的路都不一样，中国的发展商好比天上的飞鸟，第一只飞上去了，第二只肯定不是同样的轨迹，只有凭着对周围的判断，什么地方有上升的气流，就往那个方向飞。全球很多企业都盯着天上高飞的鸟，比如GE，但成功者寥寥，简单的摹仿无法超越自己。 第26节 工业化住宅的价值定位 《万科》周刊 陈延年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在哪里？ 从客户角度看，谁为工业化住宅买单？ 从价值角度看，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 这是中国工业化住宅先驱者必须首先回答的三个根本问题。 工业化住宅历史 美国的工业化住宅是在1930年起步的，最初作为车房的一个分枝业务而存在，主要是为选择迁移/移动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一个住所。而工业化住宅的兴起主要是在二战之后。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掀起住宅工业化高潮，60年代遍及欧洲各国，并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工业化住宅经历了从追求数量为主到追求质量为主的转变。 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追求数量为主。 当时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二战造成的“房荒”问题，二是当时建筑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十分短缺，各国主要通过住宅的工业化大幅度提高房屋建造能力和建造速度。 法国1945年住宅建筑能力为8万套，但实际需建造20-25万套，推行住宅工业化后，到20世纪70年代建造能力已达到40万套左右，基本解决了住宅有无的问题。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发展住宅工业化，住宅建造量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30万户，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80万户，60年代下半期又提高到130万户，到1968年已达到每家一套住房的水平。 从1970年－1980年开始，住宅工业化的重点转向质量。 第一轮住宅工业化热潮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建筑物呆板单调，规划、设计、施工质量较差，配套不完备，忽视环境保护等。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升。第二轮住宅工业化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整，发展更加全面。 瑞典在1960年－1975年实施了“百万套住房计划”以后，逐步对过去“过分掠夺性”开发建设和对居住环境问题的忽视进行补救和更新改造。德国从1970年开始强调住宅配套建设，一是房屋内的浴室、电炊、冰箱、集中供热的配套，二是在居住区配套建设商店、幼儿园等服务设施。在法国，从1980年开始，针对过去住区选点不当，功能单一，缺少公共设施，不适合老龄人居住等问题，进行了大规模住区改造。进入199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住宅的内涵更加丰富，开始追逐个性、科技、健康、舒适、环保及信息化等概念。 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不同的特点。 从主导力量上看，欧洲、日本和前苏联体现了较强的政府导向。无论在工业化标准制定、投资、制造上，政府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较突出的是瑞典，该国曾在1960-1975年实施了著名的“百万套住房计划”。而美国则体现出企业自由发展的固有特点，政府只是在工业化标准制定及宏观调控上起一定作用。 从制造方式上看，欧洲走的是大规模工业化预制装配道路，建造了大量住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化的、系列化的建筑住宅体系。前苏联、东欧和英法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装配式大板住宅建筑体系。而美国则注重于住宅的个性化、多样化。美国住宅多建于郊区，以低层木结构为主，用户按照样本或自己满意的方案设计房屋，再按照住宅产品目录，到市场上采购所需的材料、构件、部品，委托承包商建造。 谁为工业化住宅买单？ 在美国，工业化住宅一直以来的主要购买者是低收入人群。 在全美范围内工业化住宅分布特点如下：南方55%、西部19%、中西部18%、东北部9%。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是：低收入家庭、移民和退休人员比例大。在低收入人群的购房者中，23%来自于工业化住宅，南部地区这一比例超过30%，郊区高达35%；在南部农村地区的特别低收入家庭，有63%的家庭购买这种住宅。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通过租用土地而自己拥有一套工业化住宅与租住一套公寓相比，前者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花同样多的钱拥有更大的居住空间和草地。 另外，与现场修建的住宅购买者相比，工业化住宅的购买者年龄分布呈现向两端分布的态势：年轻的人群比现场修建住宅购买者更年轻，年长的则更年长。一般而言，这两类人相对于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其经济状况也要差一些。 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 美国的工业化住宅是从房车发展而来的，所以形象一直不太好。其在美国人心中的感觉大多是：低档的、破旧的住宅，其居民大多是贫穷的、老弱的、少数民族或移民。 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的偏见（对低收入家庭等），大多数美国的地方政府都对这种住宅群的分布有多种限制，工业化住宅在选取土地时就很难进入“主流社会”的土地使用地域（城市里或市郊较好的位置），这更强化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心理定位，其居住者也难以享受到其他住宅居住者一样的权益。 为了摆脱“低等”、“廉价”形象，工业化住宅努力求变。 首先是在质量和美观上下功夫，以使之符合房地产的普通标准。美国工业化住宅已经逐渐摆脱传统的火柴盒式的外观，与普通建设的住宅（site-built）的外观特点已非常相似。 其次是结构和品种调整。工业化住宅中的低端产品——活动房屋从1998年的最高峰——占总开工数的23%——373;000套，下降至2001年的10%——185，000套。而中高端产品——预制化生产住宅的产量则由1990年早期的60，000套增加到2002年的80，000套，而其占工业化生产的比例也由1990年早期的16%增加为2002年的30%－40%。 第三，努力增加消费者参与和体验。一个例子是组装式住宅的兴起。组装式住宅一般为单层建筑，面积、式样、外观和内部布局各不相同，消费者可以选择已设计定型产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对设计进行修改，对定型设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增加或减少项目，体现出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住宅消费理念。 经过不断的努力，目前，工厂化生产的住宅用户对住宅的满意程度开始接近普通建设的住宅（site-built）用户，2001年满意度超过了65%。 我们的前提是什么？ 比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住宅工业化的经验，中国工业化住宅的先驱者应当引以为鉴： 第一，我们在哪里？处于现阶段，我们如何作出选择？数量和质量，哪个应该优先？是先规范、后发展，还是先发展、后规范？选择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采用大规模预制，还是个性化定制？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住宅的一个背景是建筑劳动力的匮乏，而我国则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第二，谁愿意为工业化住宅买单？进一步追问：这个消费群的规模足够大吗？在经济上，这个消费群能够为工业化住宅的先驱提供足够的经济利润吗？如果最初的消费能力不能弥补先期成本投入，先驱者靠什么维持到盈利的曙光乍现？ 第三，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定位来吸引客户？我们在推广工业化住宅概念的时候，不要只盯着大众化普及的美好前景，而忽视产品价值和品牌价值的塑造。在宣传上加上一些科技、环保、健康的噱头虽然带一点自卖自夸的味道，但这有助于在消费者心目中为新兴工业化住宅留下良好印象，对整个行业的高起点发展会有所助益。 一切先驱者必须先搞清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确定未来的发展路径，必须了解客户是谁，必须找准自身的价值定位。 一句话：中国工业化住宅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搞清前提！ 第27节 利率松绑刺激房价神经 《万科》周刊 冀志罡 最近两大事件，足以震动2004年的房地产界，也让各方对于房地产的关注达至前所未有的高点。 这两件事，一是“房地产泡沫论”的舌战笔伐，二是人民币利率上调（俗称“加息”），使外间对明年房地产形势的判断忽感扑朔迷离起来。 房地产的加息之困 此次加息幅度轻微，五年以上商业按揭贷款利率仅提高0.27个百分点，这样的加息幅度，静态来看，不会对房地产需求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有关的测算表明，购房者月供负担仅增加几十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开发商来说，由此增加的财务成本也微乎其微——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才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增加一丁点利率支出是无关宏旨的。 但动态来看，情况就会有点不同。人们普遍意识到，这次加息只是一系列加息的第一次，尤其是加息幅度很小，有试探市场的意味，那么其后的加息，一定会陆续到来。由此，开发商的理性选择将是放慢开发步伐，以免资金链绷得过紧。而购房者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财务安排中留出更多的余地，以免利息升高导致月供不堪重负。 加息预期——而不是加息本身——才是利率变动真正影响房地产的地方。由于人们会预先地将未来的加息反映在今天的行为中，从而在今天看来，许多行为就显得有点神经过敏。加息甫一宣布，银行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提前还房贷的，定期存款转存的，很多人可能根本来不及计算，这样到底能省几个钱。 加息不过如此。既使明年再加几次，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了。况且，总的加息幅度看不出会达到很高的程度。一般认为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这个幅度的利率提升，不会对财务成本产生多大的压力。简单地测算，对按揭月供的影响不超过10%，只会对需求造成轻微的压力。 加息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开发商放慢开发，会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另一方面，购房者按揭负担提高，又会压制市场需求。两者合并来看，很难说哪一个影响更大，无法断定房价波动的天平会向哪一个方向倾斜。 在成熟市场，房地产价格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那里有成熟的金融市场，投资手段非常多，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员都会适时地做出反应，合理地配置资产。例如，一旦中央银行释放出银根放松的信号，房地产就会比国债更有吸引力。 此外，在发达国家，房地产的流动性也相对较好，二手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人们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市场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交易一手房，流动性不够好，价值发现的功能也不能充分发挥。换言之，我们不容易观察房价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 泡沫在何处？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炒作已持续经年，公众对于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在这个问题上，媚俗的新闻媒体又一次误导了公众。 严格说来，“泡沫”只是一种形象的描述和比喻，在经济学的辞典里并没有泡沫这个词。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泡沫有两重含义，一是价格偏高，二是投资过度。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词，却没有料到，价格偏高与开发投资过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如果房地产开发投资过度，那么房地产就应该是供过于求的，而供过于求的东西是应该价格下跌的；如果房地产价格偏高，那么就只能证明房地产供应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在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例如1997年前的香港，之所以发生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是因为香港人多地狭，缺乏新增供应量，大量资金的流入就不可避免地抬高了房价。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没有泡沫的。中国的房地产是增量市场，所谓房地产价格是指新建商品房的价格，而新建商品房是没有价格可比性的。如果同一套房子，在周边环境与市政配套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价格出现了上涨，也就是转手交易的价格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房价涨了；但如果今年建成的房子比去年建成的价格高了，我们就无从知道，价格到底是涨了还是跌了。 一句话，房地产泡沫只能在二手房市场上观察到，在一手房市场是观察不到的。 事实上，除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部分地区（主要是上海和杭州）的二手房出现较大涨幅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二手房价格不仅没有出现上涨，许多甚至还是下跌的。而就是在上海和杭州，二手房的大幅飙升也不过持续了不到一年。回顾香港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史，没有发现一年之内上涨几十个百分点就能形成严重泡沫的。 有人期望利率升高能够击破“房地产泡沫”。这是高估了加息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上，利率提高的确有可能使房地产泡沫破灭。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房地产的确存在泡沫，否则破灭一说从何而来？ 况且，就算房价真的上涨了，也未必就一定是泡沫。上海房价在2003年出现了较大的涨幅，但在我看来，那不能说完全是泡沫，而是部分地带有补涨的性质，因为以上海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过去的房价显然是偏低的。 人们还喜欢用房价收入比来证明房地产有泡沫，这是低级错误。房价收入比只是一个经验性数据，逻辑上并不能成为严格的标准。所谓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惯例根本不存在，这就好比四川人的辣椒摄入量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你不能说四川存在“辣椒泡沫”一样。各国土地的稀缺程度相差很大，一国之内往往也不尽相同，地租水平完全不可比，又何来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惯例呢？ 更何况，国内有灰色收入的人群普遍存在，使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失真，准确地加算房价收入比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房价收入比来证明房价偏高，只能说是没话找话。 有意思的是，两年来不断高唱“房地产泡沫论”的摩根士丹利，其房地产投资部门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上海大量收购房地产。那么谢国忠的“泡沫论”，到底是表明了研发部门与投资部门的分歧，还是另有所图？ 加息之后房价必升 得出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一是加息之后，过大的利差并没有减小，相反还有继续扩大的迹象，因为贷款利率是向上浮动的，而存款利率却是向下浮动，所以未来变动的趋势，必然是利差继续扩大。加上20%的利息税，对于存款人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将银行存款取出来，更多地用于投资。而在国内，除了房地产，尚缺乏更好的投资工具。 二是利率虽然提高了，汇率却没有松动的迹象，而只要汇率不动，通货膨胀率就会继续存在。在通胀预期下，人们会更多地将货币资产转为实物资产，而房地产显然是其中最好的选择。可以断定，只要汇率不做调整，或调整幅度太小，房价就会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加速上涨。但如果汇率能够调整到位，房价的上涨就会温和得多。 三是相对货币政策来说，土地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影响更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清查，并全面推行了城镇经营性用地的公开出让。这在短期内大大减少了土地供应量。目前房地产市场供应主要是依靠过去几年的土地储备，一旦这些储备用完，政府又不能向市场供应足量的土地，则地荒必然导致地价和房价的加速上涨。来自各地的信息表明，由于今年土地政策的影响，明年的房地产项目将大大减少。而供应减少必然导致价格上升。 为什么公众对房价的怨言如此之多？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反对涨价，任何时候，消费者都是不喜欢涨价的。问题是，当对房价的抱怨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舆论的时候，就需要思考，为什么房价会成为一个问题。 民以居为安。既使在其他国家，华人也是比较喜欢买房子的一族。所以，一旦新建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而旧房又实在看不上眼的时候，人们就会迁怒于房地产，直至将房地产送上道德的审判台，甚至不惜释放房价已经下跌的虚假信息，以此来满足公众的幻想。 我决不掩饰对此现象的失望。市场现象只能理性地去看，理性地去分析，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在我看来，普通人觉得买房有困难，主要原因不是房价太高，而是收入分配过于悬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决不应该让房地产代人受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租值的上升是必然的结果。同时，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住宅产业的设计、规划和建筑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不是泡沫。除非中国经济突然遭受重大打击，否则房价将很难下跌。 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也进退失据。平抑房价的正确措施不是大建经济适用房，而是增加土地供应，从而扩大市场供应量。在任何市场上，只要供应增加，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抑制。相反，如果政府大幅收紧土地供应，就会给市场造成“买房难”的印象，反而会助长房价的上涨。今年以来的房价加速上涨，就是相关土地政策调整的结果。 第28节 历史不会再现，但变革就在眼前 《万科》周刊 刘龙 梁洁 从2003年9月开始，金融机构三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由最初的6%提高到7.5%，其中资本金不足的金融机构提高到8%，调整幅度为25%和33%；2004年初央行计划贷款总额为2.6万亿，比2003年减少了11%。这一高一低明确表明银根已经开始紧缩。房地产行业也在银根紧缩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3年6月，央行121文件要求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达到30%，严禁贷款购买土地，严禁对房地产开发商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003年8月的国务院18号文，在明确了房地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后，也再次强调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审核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2004年3月《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强调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同年4月，国务院通知提高房地产等行业的资本金比率至35%及以上。 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更趋紧张，行业资金门槛的提高让很多人想起了十年前开始的宏观调控，以及其给中国经济和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更有甚者认为：空气中似乎已散发着1993年房地产釜底抽薪的残酷味道，历史的一幕惨剧将再次来临…… 历史会不会再现？让我们在现实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 相对1993年，中国已由一个市场体制刚刚开始建立的社会迈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房地产行业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明显提高 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美元，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意味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消费结构的重大转变：住房、汽车等大件商品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标志性事件之二是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0.5％，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庞大需求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开始向纵深发展，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一系列变化使社会经济承受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强。 二、民间投资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相对于1993年前后投资主要由国家主导，本轮的投资更多的表现出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完成，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93年的15.2%，上升到2004年第一季度的40%。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宏观经济在国家调控中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同时，民间投资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化的结果，意味着投资效率的提高。 三、通货膨胀的情势大不相同 年前后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高达8％，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而本轮调控所面对的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苗头，2004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8％。上一轮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闸门甫一放开，需求的洪流不可遏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当时激增的巨大需求。而在这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经过多年的洗礼需求变得更加理性；同时刚刚迈出长期通货紧缩阶段的中国经济也不存在生产不足的问题，通货膨胀不会出现高涨的局面。 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运行状况获得了巨大改善 行业发展的数据显示，目前的行业过热现象远没有上一轮显著。市场本身的运行状态也由10年前的投资带动变为需求拉动，由10年前薄弱的市场基础转变为逐步成熟的市场化，由10年前的个人需求不足变为现在个人成为需求的绝对主体…… 一、行业投资相对理性，并且有明显的需求支撑 相对于1992、199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两年的超高水平增长，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增幅则表现出明显的平稳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情况来看，1992、1993年，商品房销售金额的增长率远远低于投资增长率，需求不足和投资拉动的效果非常明显，而目前需求增长强于投资增长。形象的说：1993年前后的房地产需求和投资就象刚开始恋爱的年轻人，双方都澎湃而冲动；而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投资就像婚后的夫妻，经过了长期磨合而更加自然和默契。表现在商品房的价格上，则由1993年前后的大起大落变为目前的平稳增长。 二、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已经逐步建立 年以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要是通过福利分房途径加以解决，当时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1993年进入商品流通渠道的房产仅有47%。1998年以后停止了住房的实物分配，逐渐取消了福利房，商品房市场才得以逐步确立和完善，目前商品房已经占到了所有房产的76.4%。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一个行业的市场正在建立，商品通过市场渠道流通意味着价格形成的供需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而这一切表明在新一轮调控中，房地产行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将更好的发挥作用，行业有能力更好的适应新的调控。 三、个人购房已经成为商品房市场的主流 年前后个人购买商品住宅还仅仅是少数人的选择，更有甚者是作为少数富人的投资选择，在所有商品房中，只有48.8％是个人购买的，这意味着所有房产中仅有不到1/4由个人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得到，超过3/4的房产是通过福利分配和集体购买的方式加以消化。因此，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有效个人需求明显不足，更多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包产包销。而目前，个人购房已经是商品市场的绝对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市场的自发有效需求水平和竞争水平。房地产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个人需求的主导下得到明显增强。 四、个人购房抵押贷款从无到有，并逐渐趋于理性 个人购房抵押贷款从1997年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到高涨、再到目前逐渐趋于理性的变化过程。个人购房的金融支持在1993年前后是缺失的，这也是当时个人有效需求或者说购买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个人购房金融支持使得个人有效需求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满足。 调控手段变得更加温和和有针对性 本次调控的手段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从货币政策和行业政策加以控制，实行的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而上一轮宏观调控中，1993年两次生息，上升幅度达2.5个百分点，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存贷差为零。相对以往一刀切似的停止贷款，新的调控更注意对资金的流向控制，对行业的区分和对结构的调整。 从调控对象来看，本次调控实行了重点行业重点对待，更加具有针对性。相对于1993年将房地产行业作为主要调控对象来看，目前的调控仅仅是将房地产行业作为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配角。 历史不会再现 现实与历史的比较回答了最初的问题——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不会让行业的“冬天”再次来临。这是因为—— 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革，使得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这为化解市场调整可能带来各种风险提供有力的保障；民间投资的活跃意味着市场自主性的增强，使市场主体能更有效的利用各种市场信号和手段应对可能出现的调整；同时国家的调控手段更加温和有针对性，使得经济和社会受到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小。所有这一切保证了宏观经济在新一轮的调整中还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为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保障。 而从房地产行业整体运行状况的改善情况来看，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房地产行业不会在新一轮调整中出现大的波动：行业自身的市场运行机制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市场主体的个体化水平明显提升，个人需求获得了足够的金融支持，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备了明显的需求支撑……一切表明行业自身具备了应对宏观调控的能力。 总之历史不会再重演，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不会出现大波动，但变革仍然不可避免…… 变革首当其冲发生在大企业中 在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是在土地出让的公示制度下，地价款规模和支付节奏要求提高，行业的资金需求在增大，但宏观调控下银根进一步紧缩，行业获得金融支持门槛在提高，因此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存在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另一方面，近几年房地产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75%左右的较高水平，而国务院4月份的规定要求项目资本金比例在35％及以上，使得房地产企业面临着融资与行业监管相冲突的矛盾。 这些冲突与矛盾将使大企业首当其冲面临着变革的考验。因为，面对调控小企业可以变卖存货以解一时之急；实在不行抽身而去，即使不能全身而退，也还不至于陷入绝境，它们仍然可以在市场形势好转的时候寻机进入，并不真正需要做出变革。相对而言，大型企业不仅要考虑生存，更要考虑长期的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要变革。而且行业的最终变革也首先是通过大企业实现“优胜”，然后才是小企业的“劣汰”。 一、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和整合将更加深入 随着银根的收紧和资金需求的增加，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和整合将进一步深入。第一步表现在项目发展阶段的合作上，因为随着土地公示制度的深入实施，土地市场规范化监管力度的加强，购买土地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要求将越来越高，通过联合拿地一方面可以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竞价同盟：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海和信和联手在各地连续拿了三块地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土地拍卖会上更多出现的是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联合体之间的竞争，而小企业和黑马将不复存在。并且随着调控的展开和深入，合作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同时合作的层面也会从项目发展逐步深入到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华远和SOHO有关尚都国际的转让，中远、华润、首创整合三元桥的发展理念，都是合作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万通和泰达的联姻某种意义上更是房地产企业合作和整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二、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将逐步走向专业化道路 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将必须面临专业化的选择，要么放弃房地产，要么房地产主营业务更加明确。促使一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原因可能很多，通过多角化获得不同领域的超额利润，减少经营中的风险；降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牵制，减少交易成本等等……但是在资金收紧，各行业的利润空间都被压缩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企业必须面临着在哪一个行业更集中的发挥有限的资源优势，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脱颖而出的选择。例如复地要突破自己的发展瓶颈就要在钢铁、医药和房地产等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三、房地产行业内部的细分也将更加专业 要使有限的资源更有效的形成公司的竞争优势，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细分上也将更加明确和专业，会出现针对不同产品、不同流程阶段进行产品开发和服务的专门化公司，例如像目前集中精力做大众主流住宅的万科，专门开发商业地产的万达，专门从事商务开发的万通等等，甚至还会出现专门经营土地的公司。 行业将在新一轮调整中迎来新生！ 第29节 中国话现代民居 《万科》周刊 林大鸟 后绿帽时代的高帽 忽如一夜春风来，以“中式”为名的楼盘在中国的城市里高调盛开，气势夺人。北京观唐、易郡、运河岸上的院子、南京中国人家、西安群贤庄、成都清华坊、芙蓉古镇、广州清华坊、苏州寒舍、杭州颐景山庄、深圳第五园……一时间“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媒体恭逢其盛，也给这些楼盘添了许多名头：“纯中式建筑”、“院落”、“中国风”、“中国情结”等等。这些楼盘都宣称“中式”不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建筑符号，而是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乃至寻求住宅理想的突破。 “中式”时尚潮流的背景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 它们绝非横空出世。20年来，在这片人类史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上，钢筋和水泥被挥霍着，其中各类新老建筑风格的尝试都不少见，中式建筑的尝试必然成为其中之一——也只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中式”的尝试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这次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建筑艺术运动让全国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都戴上了一个大屋顶，俗称“绿帽子”。运动在北京西客站达到了顶峰。 新古典主义的大屋顶因为形式单调、功能缺失甚至劳民伤财，遭人诟病颇多，又随着住宅房地产的兴起和住宅房地产开发的“国退民进”，终究无可避免地日渐式微。 在庞大市场的培养下，民营开发商、设计师和消费者都先后体验了国外多种流派的建筑风格，在这种短暂的市场教育之后，“中式民居”作为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而然地重新浮出水面。“中式民居”的本质是一种西式居住的探索、西方本位的艺术思考，它不是纯粹的古典，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而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是新古典主义之后另寻出路的一种探索。 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会要求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与开发商努力探索民居的新形式。住宅作为产品和作为艺术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凝聚和表现一时一地的文化，因此，住宅产业的逐渐成熟过程，也会是一个新民居不断自定义的过程。这种自定义可能更东，可能更西，可能更古，可能更新。而时下“中式民居”或者“民居洋务运动”，只是新民居自定义的诸多方向之一。 “中式民居”的根源是市场需求，它没有官方的背景，没有行政指令指导的推动，它只能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建筑师的点滴积累一步一步前进。这也注定了“中式民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更不可能是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诸开发商有的偏高调，有的偏低调，但即使最高调的“中式民居”开发商，也有意避免“主义”、“运动”之类的大词，他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的绿帽之后，这些楼盘不需要、也还配不上新的高帽。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为什么市场会有这种需求？ 不管是“火柴盒”、“筒子楼”还是新式的商品楼盘，都是一种西式住宅，它们构成了目前中国城市住宅的主流。在超越“实用，经济，美观”之后，人们要求更好、更丰富的居住形式。决定了中式民居市场需求的，是它与西式住宅在形式美感、生活方式、家庭伦理三方面要素的不同。 形式美感 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一个彻底西化的国家，却保留了纯粹的传统；中国没有保留纯粹的传统，却也没有彻底的西化。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深厚得几近顽固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中国人的审美，这种“滋养”和“浸泡”以官方指定的形式存在，或经过通俗化以民俗形式存在，既广且深，使得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具备维持这种审美的力量。 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追求古典的审美，以古典的审美为至高的标准，虽然他们的身边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和依据。这在中国人对古诗词的欣赏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同时他们对现代汉语诗歌（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西化形式）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又比如，虽然普通中国人对国画与中国古乐已渐陌生，但国画与中国古乐受欢迎的程度仍然超过西方油画与古典音乐。比起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物质层面上对西方的全盘投降，国人在文化/精神层面要更固执。 这种审美倾向一样会延伸到住宅领域。住宅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西化的程度是很深的，但依然无法掩盖过中国人的审美本能。即使在纯粹的西式住宅中，中式家具和装饰也深受欢迎，甚至在高端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中式民居”仅仅依靠“形式美感”上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占领一部分住宅市场。也就是说，即使新潮的“中式民居”并无法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而仅仅是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符号，它依然会有一定的市场。 生活方式 现代化过程中，在物质层面高度西化的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西化，但依旧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内容。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宗教在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东方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存在严格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生活没有上教堂这一项内容。反映到建筑上，传统的东方住宅往往把信仰的仪式感融入到居住空间中，住宅格局更加严肃。与信仰缺失相关的是风水文化，西式住宅中从居住舒适度考虑而设计的卧房内卫生间、落地窗，往往是东方风水的否定对象——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市场必定要求在“中式民居”的探索中解决这种矛盾。 中国文化对公共空间的传统要求很低，在古村落中，公共空间只是聊备一格，比西方社区的要逼仄得多，许多公共空间的功能由私家院落来承担。在社交方面，中国人习惯三五知己的酬唱，至今不能习惯西式的社交，不习惯大规模的沙龙和酒会。另外，中国人对美食的孜孜以求也是西方人不可企及和难以理解的，家宴在美食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也对居住空间提出很高的要求。 住宅是一个容纳精神和灵魂的场所，凡此种种中西生活方式上的需求差异，均非正统西式住宅能满足。中国人发现自己难以完全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在建筑细节中失落了，于是在西式居住的探索中借入自己传统的思考。“西式的围合做久了，慢慢地，想到了中式的院子。西式的亲地性概念做深了，慢慢地，转向了中式的地脉诉求”。 如果要求一处住宅具备现代住宅的基本功能，又要满足以上所说种种东方生活方式的要求，它对空间、材料、设计和工程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必然会走上豪宅化的方向。把它放回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看，目前市面上的“中式民居”，其实是住宅升级的一种形式，甚至是以中式之名，行豪宅之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式民居”的范式只能是古代的高端住宅，须知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的普通民居，一茅屋而已，几乎没有太多可供我们今天敬仰和参详之处。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今天的开发商能提高标准，放下身段，做出多层住宅形式的“中式民居”，就已经是很谨慎和很考验功力的了。 家庭伦理 建筑是固定的伦理。住宅中房子之间、空间之间的位置关系和体量比例，即是家庭伦理的物化形式。 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种定制可以夸张地上溯至周公时代，而到宋朝以后愈发有白纸黑字的严格约束。小到前厅后堂、两进三间的民居，大到旧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二维空间序列，都清晰地表达那个社会的伦理关系。 西方的家庭以个人为中心，东方的家庭以家族为中心，这使得东西方的城市、乡村乃至家居的结构都呈现出差异。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东方式的三代同堂、四世同堂慢慢在城市中消失，但成年人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义务仍然远较西方人为多——在未来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介于东西方传统之间的伦理关系，未来的“中式民居”应该兼顾三代同堂和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两种伦理形式的居住，甚至要考虑西方社会很少见的血缘亲属之间的往来和共济性交际。 此外，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五伦”中的“夫夫妇妇”早已被自由恋爱、女权运动和平等的婚姻制度冲得七零八落，代之以新型的夫妻关系，但“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传统民居里，“父父子子”的建筑表现就是正院的正房和后照房、厢房之间的关系——而西式住宅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设计，它抛弃仪式感，体现人情味，选择平等、亲近的尺度，力图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如何融合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文化与伦理，提供一种和谐的居住空间，留给“中式民居”建筑师的是巨大的挑战。 民居 无论时下的“中式住宅”如何嘲笑竞争对手的中式设计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又如何标榜自己重现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现代“中式民居”仍然离不开西式住宅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仍然是一种西式本质的住宅。从产品性质看，由市场需求推动的“中式民居”潮流是建立在西式住宅科学、舒适的基础上的探索，它的实质是西式住宅的东方改良。从艺术审美看，与其说“中式民居”潮流是中国经济强大导致的古典审美回归，不如说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审美；“中式民居”是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回望和引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它是西式审美本位的，甚至更接近于一个中国题材的西方艺术作品。打一个比方，四合院只是“中式民居”的表哥，罗兰·巴特才是它的堂哥。 正因为“中式民居”这种西式、现代的背景和实质，它注定难以回到纯粹的古典光芒，更不可能成为住宅市场的主流，从而主导未来住宅建筑的潮流。它注定是零敲碎打，注定是局部市场和边缘艺术。这是一个缓慢的探索消费者需求与艺术形式过程，它不具备在建筑艺术领域一呼天下应的效应，它的成功有待几代居住者的肯定而非一代观赏者的赞美。 在讨论“中式民居”潮流的内涵时，我们想到了一个中性的词“ABC民居”，ABC的本意是AmericanBornChinese，意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而如今市面上“中式民居”恰恰是在现代化背景和西方建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是一种市场本位、西式住宅本位的中式民居。 我们在此使用的“ABC民居”并无贬义或褒义，是一个中性的词。作为市场推动的民居风格潮流，它本身无须承担太高的建筑艺术理想——对于“中式民居”而言，理想更多体现在这种探索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在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式民居”的建筑符号，研究中国传统生活方式。“ABC民居”潮流的最终评判者，与市面上其他楼盘的一样——是市场，是居住者。 第30节 以中国之名，行豪宅之实 《万科》周刊 陈健 民居之所以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土壤中生根发芽，并逐步建立稳定的市场支撑，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有所保留。东西方的传统信仰、审美、社会结构迥异，在从19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在物质层面已几近投降，而其间几次运动也使得文化传习系统的某些环节遭到灾难性的摧毁，但精神层面上的某些东西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周期性回潮。住宅是一个容纳精神和灵魂的场所，住上了“工人新村”、“XX大院”的中国人终究发现，他们并不适应完全西式的生活方式，在繁衍纠缠的生活细节中，失落成了一种普遍却不致命的情感体验。 院落·亲地·容积率 所谓“中式民居”是一个太过宽泛的概念，中国风物庞杂，地区差异堪比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从老北京尊卑秩序井然的四合院，到苏州移步见景的精致庭院，白墙青瓦如水墨般的皖南民居或是大理三坊一照壁融合边地异族风格的民居，都有其适应不同地域气候和人文特质的个性特征。共同之处则是以家族宗嗣为核心价值的围合庭院。家族宗嗣价值已经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一胎化政策渐行破碎，虽底色仍在，却是现在中国人渴望而难以获得的。我们最大的国情乃是人多资源少，在城市边缘建动辄零点几、一点几容积率的低密度中式民居，断然不是为乡村居民（何况现在也没有了乡绅阶层）或是普通城市居民准备的，只能说是以中式住宅的名义，行豪宅之实。 应这种需求而出现的新“中式民居”所满足的生活方式，并非完全因循传统。实际上，传统的民居建筑并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居住需求，因此，ABC民居的设计师们就尽可能地糅合中国传统住宅和西方现代住宅的要求，即所谓“中式住宅的院落空间，西式住宅的居住空间”。对一部分人而言，中式住宅好就好在它的院子，不好则不好在它的房子，生活流线的组织和生活品质的组织还是要按西方的方法来进行，只要中式住宅的院落空间。这种亲地性趣味和对巨大空间的渴求，使得这种住宅注定只是少数人享用的产品。 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 民居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学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法，一是最表层的标签模仿，比如制式门楼、花窗、带弧度的屋脊和瓦的使用。不同的ABC民居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精益求精，有的则几乎完全忽略这些元素而更注重建筑布局的流线感。其次，借鉴中国传统住宅布局特点，大面积地使用前庭后院和天井等常见留白空间的设计，用高墙强调私密性和家庭核心单位的意义，使之体现出奢靡的传统空间感，但房间与房间的连接仍然比照西洋住宅紧密相连；第三，这类住宅大多建立在城郊结合带，占据了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山水资源，有心的发展商则借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脉风水观，使建筑群组合符合传统认知。住宅间则多采用所谓街巷式布局——这已是较高层面的临摹。 对逐渐成形的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封闭空间正好暗合了他们对大隐隐于市的向往。家庭结构的自得其乐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理想状态，这与对墙外公共空间的渴求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传统步行的街巷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汽车出入的地方，邻里的功能基本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正是居住者们的矛盾写照：ABC民居的居住者仍然需要西式住宅定义的现代公共空间，需要热闹的城市公共场合，只是这个时段被放在了所谓BusinessTime，剩下的晚上则回归到充满中国风情的、隐秘的、自得其乐的“中式”之家。安闲是一种理想，但只能是部分可行，分时，分地，而且断裂。 所谓院落人家，必有高墙。这跟西方开放且自豪的花园住宅全然不同。中国人对人的赞美，全在内敛和冷静，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最爱财最有财，我们仍然是以不言说财富为美德的。ABC民居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矛盾和悖论。富不可炫，财为可耻，但藏富于民的高墙大院却又揭露了此地无银的财富所在。而选择这里的人们也是一样的矛盾心情，既欣喜于财富的生长，又希望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最终形成了这种矛盾的产物——ABC民居。 风水不敌画意 不过，从香港、东南亚回潮并势力大增已经年的风水文化在ABC民居中运用得并未如想像中的多。或许是因为风水“行为”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所有建筑市场，形成了一套即定的话语规则，并不独沽所谓中式建筑，也因为ABC民居本身脱不去的“洋务运动”嫌疑，它的建造者、购买者和居住者都不是纯粹的复古主义者，只贪慕这味道而不做信仰，所以风水文化并不过分影响这种产品的设计，它只是作为这个时代的通行规则自然地存在，并不触目。 真正令ABC民居身价直上的原因在于其对山水资源的盘剥和占据。中国的山、中国的水甚至竹、梅、兰、菊，用西方的建筑语言表现始终是不伦不类。中国园林和水墨写意才是这种自然资源最渴求的境界。ABC民居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都不同程度地还原了传统闲适意味。这种资源的稀有性在钢筋水泥丛林的如今更令人侧目，进一步明证了被视为“市场补充产品”的ABC民居在资源占据中所处的高地。如果说，中国古代农村留存的精美高宅大院是既有文化又有土地财富的乡绅阶层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对外宣言，那么，ABC民居也是其阶层表达自己生活价值的一个渠道。 那么，ABC民居是否只能产出豪宅呢？直到目前仍然有存疑，以目前的市场来说，基本公认超过三层就不能叫“中式民居”了，事实上，两层住宅都很难做出中国味来，尤其对于干旱寒冷的北方来说。也许ABC民居的探索是对适合中国人居环境建设的一种先行模式，但这种摸索仍然是初级的、耗费和占用大量资源的，因而它始终昂贵，始终无法亲民。 就东西方住宅理念与技术的结合而言，历史上有过一个被证明比较适应当时社会资源配置的产品，即旧上海的石库门里弄，这种不中不西的“洋务”平民住宅出现在十里洋场边上，迅速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栖身地，并极大地催生了这座城市亦中亦西的市民性格。在1949年后，由于人口的再度膨胀，这种建筑样式逐渐失去满足基本人居要求的功能。如何在新时期做出一眼就能看出中国味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并且不占有超额资源的民居，将是房地产领域乃至全社会持续探讨的一个技术、文化、社会的综合难题。 因此，并不广泛的市场、稀缺的资源和样式，可能造就价值最大化的住宅——这既是ABC民居的卖点所在，也是它的短板所在。它的价值是如此充满理想，却又在表达中处处遇到悖论，显然，它碰到了我们时代的普遍性问题：一扯上人文，谁都说不清是哪里来的传统。 第31节 从“对语”阅读路易斯·康 《万科》周刊 北北 北人 从1907年开始，美国建筑师协会（AIA）每年都会颁发一次纪念金牌，用以表彰为世界建筑艺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建筑师个人。曾经获得过此奖的有：托马斯·杰弗逊、弗兰克·赖特、路易斯·沙里文、贝聿铭、西萨·佩里，还有著名建筑大师密斯、勒·柯布西耶、理查德·福勒等等，以及里卡多·莱格瑞塔。由于这些大师为世界建筑历史留下了光辉的杰作，因此每个金质奖章获得者的名字被郑重地镌刻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建筑师协会总部大厅的大理石墙面上。路易斯·康在1971年获得了此项殊荣，有评论认为，路易斯·康应当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建筑诗哲”。 现代建筑师路易斯·康生于1901年。1905年，康的一家由波罗的海里加湾的爱沙尼亚的萨拉岛移民到美国。 路易斯·康早年毕业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20世纪的20至30年代在费城执业。自1947年到1957年的十年间，路易斯·康担任过耶鲁大学教授，还曾是哈佛设计学院的一员。在现代设计领域内最具声望的哈佛设计学院里还有过其他很是著名的设计师，如贝聿铭、菲利普·约翰逊等。 纵观整个现代建筑发展演变的历程，路易斯·康可以说是一位居于关键地位的人物，他以极为出色的建筑理论与实践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思想，并且对现代建筑的推进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从M·格雷夫斯、P·埃森曼、C·摩尔到C·詹克斯等人基本上都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他们都喜欢理论思索与写作。除了要阐述自己的作品和思考，他们也十分喜欢解读他人，其中的C·詹克斯就是这样从柯布西耶与路易斯·康的作品解析入手的，受到不少思想启迪的詹克斯，在其《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中讨论了不少现代建筑名师的各类型建筑设计，其中对于路易斯·康的建筑作品的解析与探讨就费了不少笔墨。 同时，路易斯·康还是一位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在他的理论当中，不但含有德意志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的根基，同时还汇合了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念，以及东方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甚至也包含有中国的老庄学说。因此，在他的建筑理论表达之中，其言论常常像诗化语言一样充满着晦涩艰深的词句，令人十分费解，外国人翻译其文字时一定是极为艰难的事情。然而，他的理论和文字也确如诗境一般充满着隐喻力量，多义而又引人遐思。为什么呢？在康的设计哲学里，建筑自身的质决定着建筑设计与建造的实在方式。在设计Richards医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康对“检验”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在其中区别对待服务与被服务空间的概念；在设计印度管理学院的时候，康与“砖”有这样的对语：“砖自己就想成为拱！”在这儿，光线有表达自我和空间的权利，而巨形砖拱下的阴影就像眼睛在向外探视。 路易斯·康曾经认为：光，是人间与神境相互对话的一种语言，并且是人性与神性共同显身具象化的领域。由康所设计的金贝尔美术馆也许可以为人们解读出康的建筑作品里所蕴含的“对话”情节。金贝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的郊区，于1972年建成。该馆主要收藏19世纪的艺术作品与古代美术作品。在一个空旷而景色优美的公园之中，美术馆外部表现得有些峻峭，建筑的外观形象处理得娴静、简朴，自远处观望，其严肃的个性会给人以刻板的印象。康在此展现了其个人对于建筑材料的偏好：将混凝土柱和薄壳形拱顶结构裸露在外，而非承重墙则采用罗马灰华石及玻璃板，以满足不同空间和位置的采光要求。灰华石及玻璃板同混凝土之间没有过强的对比，所形成的空间质感近同，肌理混合为一。在这样做的同时，康也流露出对建筑所在地段的关注与尊重。 路易斯·康认为，艺术作品应当在自然的光环境之中被欣赏，以便空间达到一种“人—美术—大自然”相互融合、彼此促动的环境效果。美术馆建筑物的外观严谨、对称，在内部，建筑上部为尺度较高大的半筒形式，并且采用了穹隆式天花，而采取这两种手法的目的是要将外部的自然光线自天顶引入室内。顶部起到自然光漫射入内的作用，呈现出空间的丰富性和新颖性。空间中充满活跃生机，光弥漫其间，连续的拱顶以相同的格调重复出现，构成空间主体的薄壳被采光中庭和可以灵活变动、拆换的展板所分隔。在九米多长的空间中行进，可以体味空间由光构成的序列，沿途还有一些横向交叉连通的空间，清水混凝土上的光起着空间引导的作用，光引发空间的节奏感，室内空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丰富的表情。这种以洗练、平易的方式去表现光空间的手法，表现出建筑师沉稳的设计理性。 在金贝尔，康把自然光分为来自天空的光以及从内庭进入的光，前者生机盎然，以绿为属性。 上世纪初，世界建筑领域进行过一场针对“现象学”的哲学运动，其主旨在于：研究对象是以研究者的直觉、回忆、判别、想像、经验等状态出现的，现象本身只能如此显现。路易斯·康便是这种现象学背景下的建筑师，他在设计中多依赖自身的感性论断，所以他的一些作品较难明白，但是在其建筑上体现了回归事物本身的原则。康经常这样问，“建筑物想成后者可使观者感受外部空间的变化，带有银之韵味，光源呈现出带状，空间形态已不再沉重。内庭中的各类植物及塑像、光线与景观共同构成了一种较为纯粹的背景。在这里，光可自以铝构件制成的曲面天顶和穹隆顶均衡地流进室内，艺术品不会直接受到影响。自然光线的自由进入使得美术馆的照明效果非同一般。 路易斯·康的其它设计作品还有：耶鲁大学美术馆、Exeter图书馆、Salk学院、NormanFisher住宅等等。其建筑设计多以简洁、哲学化表达以及富有诗意而著称，同时也发展了建筑设计的现代性和纪念性品格，他的设计实践根植于现代主义建筑，并且为他那些诗句般的理论做了注解；而他的理论，似乎又为他的实践点染上神秘性。康的理念、思想与建筑风靡了以后的建筑学人，他的追随者有不少是各国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界的中坚分子，现代建筑理论家、建筑师文丘里等人就曾是以路易斯·康为首的费城学派主要成员，他的作品遍布北美、南亚和中东等地区。 但是，路易斯·康也有寂寥之时，也许是其性格使然，从1948年起到1974年去世，康都是独自一人进行工作的。 第32节 回归 《万科》周刊 傅志强 的全称是：LifestylesofHealthandSustainability，即“重视环境和健康，崇尚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是由美国社会学家PAULRAY及同事们经过15年的问卷调查，在1998年首先提出的新词汇。据统计，在西方社会现在已有约一亿多城市居民属于LOHAS一族，其产生的背景可以理解为是对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 强调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这种“创造新的文化、思想及生活方式”的现象，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潮流，同时正在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层面，并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动力。 现代家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由内向外、从生活走向社会的趋势。那么，现代人们的生活究竟希望怎样的住宅？今后的住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LOHAS在住宅方面的一些提示。 在住宅方面的五个定义： 时间的积累和自我参与的可持续住宅建设（SustainableEconomy）。我们看到欧美的传统住宅为什么可以有百年以上的寿命，并且还能保持它的价值。其关键在于有不会被淘汰的外观，加上居住者对老住宅的不断整修而自然产生的爱心，并有不轻易改变原有居住环境的意识。在日本，传统的住宅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中维持其生命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住宅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财产需要长年的社会积累。 可以自我控制的舒适环境（HealthyLifestyle）。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及尽可能地节能，是近年全世界关心的问题。环境的理想状态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控制室内的环境质量，在保证窗户的密闭性能、外墙的保温隔热的同时又希望能充分利用自然能源。事实上，个人对环境的舒适感觉各有不同，健康与节能的协调感觉非常重要，夏天使用凉席，冬天利用厚被都是人的身体对自然环境的一种自然顺应，过分依赖机械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比如，人对自然的五感“光、色、温度、气味和声音”有着自然的感受，暖气与烹调的温度感觉，比起使用电器、炉火可能更贴近人的自然感觉。 单纯的构造与自然材料（Alternative Healthcare）。近年人们开始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住宅室内所发生的各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起使用化学材料，人们对于自然材料有着一种天生的、心理上的安心感。比起利用电磁波的IH烹调器具，人们对于看得见的能源还是会给予更多的信赖感。便于维修的单纯的建筑构造和便于再利用的自然材料应该更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 预测5年、10年后的生活（PersonalDevelopment）。理想的住宅应该能够顺应家族的变化而改变内部的使用空间。比如，日本的传统住宅，在内墙分隔上习惯采用可开闭的轻质木隔墙“障子”和“襖”，内部空间可以自由变化。这种手法在现代住宅中仍被广泛使用。还有近年按照使用寿命的不同，把结构与内装修及设备加以分离（简称SI），这种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现代可持续住宅的一种实践。 形成人类相互共存的意识（EcologicalLifestyle）。随着社会——尤其是城市居住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住宅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比较重视相互共存的意识。如今，个人隐私被过分重视，自我封闭的现象日趋严重。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文明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些观念往往不容易改变。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的重视人与环境的共存、强调社会连带感的现象，可以理解为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的回归。 同样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社会在战后高速发展期的住宅建设，对传统的居住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简单的抛弃的方式，而事实证明是失败大于成功。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潮以后，尤其在近年，一般的市民对LOHAS的“重视环境和健康，崇尚持续可能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同时，在建造、环境保护及自然能源的利用等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33节 建筑的永恒 《万科》周刊 贺承军 历史上那些宏大而坚固的建筑残痕，试图宣示永恒的意义。但这一宣示是矛盾而富于反讽性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金字塔这种体量庞大、造型稳定、结构牢固的纪念性建筑，仍然抵不住时间打磨。四千多年，就磨成这样，再磨四千年将会怎样？永恒，到底是以多少年作为底限？ 但在语言上，永恒或永久是有具体实用价值的。一个男人永远爱着一个女人，白头到老，就具有公认的永恒意义，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永恒爱情，也通过精神与语言而传存。这种传存永久之道，即是人类精神通过神或上帝而取得意义。 反观建筑，因为它是通过无生命的物质以有形的体块堆积而成，则尽管其有形的生命会长久于人的个体生命，但建筑在精神和语言上的永久性，要脆弱得多，也充满歧义。这是人类以自我主观为中心设计的语言座标上，对一切非人类生命的物体的刻意编排。永恒的建筑，是人类可以崇拜也可以贬废的东西，因为它是人工造物。 人类以自身的需要，来定义建筑的永恒尺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院里委派我和一位搞测绘的同事参加与天津大学的“湘西民居调查”合作项目。我们跋涉于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数小时的山路上时有野兽出没而见不到人，偶尔遇到一座简陋的凉亭或稍有人工痕迹的路边泉台，或一块甚不起眼的“石敢当”咒语碑，我们都欣慰不已。人工造物之渺少而亲切，在大自然中却昭示着一种永恒意义。 在大都市中，宏筑巨构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尽管建筑语言喧嚣纷繁，人作为个体置身其间，反觉麻木而陌生。那种给人启示和惊喜的建筑甚为难求，精神的支点很难找到人造物与大自然间的合适交汇场所。永恒的概念，就在大规模的无差异的人工环境中丧失了。而世俗行政力量对永久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之限定，更加诡谲不定。以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我们的城市命名它是永久性建筑，而以木头、塑料、油毯和帆布为基本材料的，被称为临时窝棚。与大规模的城市巨构相比，木头、油毯造的房子实在太渺小了。但恰恰是这种所谓窝棚，在继续履行着人类建筑的基本功能：遮风避雨，提供安全的居所。而那些宏构巨厦、豪宅成为炫耀性的场所，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人性的相对顽劣的那一面需求。只是现代哲学家们为这种顽劣性作了一番巧妙的修饰，将之披上“人类精神更高层次追求”那么一件外衣。 在炫耀性的场景中，永恒之辞光经常闪耀，但永恒的真义已逐渐衰变。从居住者对居住场所的关切度考量，其实临时性窝棚凝聚了更深切的人性需求。这就是在城市贫民窟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人类故事。从墨西哥城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曼谷，从北京到广州，贫民窟被城市当作罪恶的渊薮；而从旧金山到纽约，贫民窟的场景已经好莱坞梦工厂制作，打扮成富于幻想与冒险的地方。 贫民窟是暂时的，贫民窟是永久的。中国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及与边缘地带紧密相连的广大乡村，贫民窟甚至成了“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部分。我常常站在城市豪宅与窝棚之间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豪宅的居住者在幻想更换更大的豪宅，窝棚居住者想离开窝棚，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吗？同一座城市的城市梦想是否包括了它们？那么，是谁在思考和追求城市的万年大计？没有任何人。可能，所谓万年大计，完全是个假问题。永恒建筑问题，已不存在于现代城市之中。 如此说来，经典的城市美学可能面临根本危机：人类不能对假问题作出回答，而只能对现实的真问题作出思考。设想城市美学的永恒形式不可能，而应当赋予人类现实的追求以永恒性，这是人类语言的圈套，也是语言的基本归宿；永恒建筑存在于广义的语言之中，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形式。 这个思维之锁打开了，反而印证了另外一条真理：关注平民或贫民的建筑，那些形式存在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建筑，具有伦理上的永恒意义，而那些显现君主、教皇们意志的伟大建筑，形式上存在长久一些，却是一种虚假永恒性的显现。这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师们面临的最大困惑，由于往往求不到解，因而迷失在虚假的永恒之道上。 第34节 住在街上 《万科》周刊 德源 以前我们是这样生活的：住在街上并且享受着街坊，享受着街道，享受着街市，似乎是很农耕的一种居住方式。不是吗？每当我们驱车经过村庄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就是不折不扣地这样度过每一天。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小区，围上围墙，立刻进化升级，这里一般是干部的专属住区，是城市平民做梦都不敢想的所在。 小区，也就是小众的生活空间，讲的是地段的方便和矜贵，然后就是住家的身份、等级、资历，小区之小，可见一斑。小区代表了阶层生活的不同，是计划经济的居住体现，是福利分房的特殊福利。 小区持续至1990年代末，社区兴起，精致的围墙、欧式的立面、花园、会所、泳池、步行街，不一而足，商品时代降临到住宅产品上，社区建设成为发展商比拼内力的大舞台。 而将来，我们还要住在街上——说得好听点，是住在街区。 从小区到社区，再到街区，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居住进化论的真实体现。 生活在小区缺乏真正的安全和舒适，生活在社区却又缺乏真正的繁华和交流。如果是一个太大的社区里，你又正好住在靠里的位置上，你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打消“出去走走”的美好念头，因为，走出社区需要花你10分钟时间——更可能的是，走出大门，就是另一个属于车辆而非属于行人的街道。夸张一点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集中营。 那么，住在街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一抬腿就是街道，有车来来去去，但是更有行人经过；街转角的小店是熟悉的档主，见面打个招呼；走去街对面的面包房买几件新出炉的面包，包起来带回家—— 一切都在步行几分钟里发生，简单却富有自由感。这就是住在街上的妙趣。 人车分流刚刚成为许多社区争相标榜的物业价值，禁止陌生人进入生活区域也已经成为了社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共同法则，住在街上岂不是要产生更多不安全因素，从而大大降低高尚物业的生活水准吗？正确的答案是：当下高尚物业的规划取向已经开始了OPEN化街区建设的全面探索，住在街上将会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居住形式。 无论从横向的世界还是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住在街上往往是富人居住圈落的典型特征。远的不说，单说近代中国最典型的居住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天津五大道。五大道是上个世纪初的租界区，德国、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建筑风情在这里集中展现，并且与本土文化产生了相互的融合与借鉴，成就了一幅独特而沉静的生活画卷，尤其令后人叹服的是它对街道以及街区的尺度把控和气质营造。 五大道上的街道尺度一般都保持在7米的宽度，街道两侧是树荫掩映的人行路，然后是花台花坛，再退后就是住家的围墙，一般高度在两米左右，高过人头顶不是很多。沿着围墙散步，相当清静惬意，围墙里面是建筑，一般最多是三四层的高度，不会给街道上的行人以任何的压抑感，且对土地的利用也很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建筑密度。局部有大量的连排住宅，独门独院的人家也大都相连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沿街道居住的邻里街坊。 每家每户的门都朝向街道，称之为街门，而门内的院落有大有小，有的是前院，有的是后院，与外部连接紧密，同时也保持着私密独享的空间。 这样构成的街区路网较密，更是大大便利了住户的出行与彼此交往。街道之间的交汇能够精雕出若干个小巧实用的街心公园，成为大家碰头的好地方。围墙之间的连接也绝没有简单处理成直角，而是花费心思变成了弧形的交汇，经过时，畅顺自然，视野无碍，有的转角又会开出几家店面，方便生活的同时，也是让人产生亲切感和交流感的街区符号。 谈到交流，确实是街区所能够带来的生活价值，这里包括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外部丰富的可能性达成的种种交流，其实都是体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精神内质。 把关注的目光拉回到今天，让我们看一看深圳的华侨城。华侨城在孟大强先生规划之时，就非常强调地坚持，所有的道路都命名为“街”，而非“路”。现在我们明白了，华侨城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区，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街区。住在街上的价值，从华侨城的居家地位急剧上升可见一斑。 依山就势，曲径通幽，蜿蜒连绵，饶有趣味，这就是华侨城街道的显著特点。这样的特点直接导致并完善了包容性与防卫性兼而有之的街区功能。包容性，就是说它与外部空间的无阻碍联结，任何人从多点进入都很方便；防卫性，就是说由于没有直来直去的大路，拐来拐去的街道，不熟悉它的人很难辨认，极其有效地防止了外来车辆以及行人的穿越。 华侨城的街道宽度也不超过10米，这与历史形成的天津五大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要义呢？万科的规划专家肖楠先生作出了解释：这样的宽度使人更容易通过，可以与场所建立更好的交流感。如果超过10米，可想而知，车辆行驶速度加快，行人更是无法到达街的对面，那就不是街了，而是马路。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交流感的产生不一定局限于会所或者花园，更多的可能倒是在街头，那就是为什么“上街”这个词始终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美好憧憬。只有开放的街区，会给我们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一个前提。 交流感也是我们今后需要购买和享用的物业附加值之一，就像现在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保安、清洁等物业服务带来的尊贵感。交流感在日常的居住体验生活中，可能会比尊贵感更丰满，也更有价值。 不妨期待着，住在街上的日子正慢慢向我们的生活靠近。 第35节 回归市中心和城市再生 《万科》周刊 傅志强 引导时代的城市活动产生于怎样的场所？虽然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在思考21世纪的城市居住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 在城市再生的问题上，可能许多人会注意到美国的SoHo现象，SoHo是纽约曼哈顿南部地区SouthofHoustonIndustrialArea的简称。曾经因为该地区居民反对修建快速道路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一度是繁荣衰退最严重的地区。但是，近几年通过现代艺术活动的聚集和展开，本地区开始复苏。甚至有不少先端产业的据点安在该地区。这种市中心的再生现象，一般被称为SoHo现象，并逐渐影响了美国的许多城市。例如，丹佛的LoDo、西雅图的SoDo、旧金山的SoMa、芝加哥的SuHu等地区。在其再生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被称为Loft的居住形态的新商品。 现象是与展开新的城市活动相适应的空间的一种结合以及其连锁的现象。活动是指各种的艺术、创业等活动，相适应的空间是指其场所、规模及可以接受的租金。其次，有历史积蓄的环境魅力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相呼应的条件所引起的相乘效果，得以产生新的城市活力以吸引人们的聚集。这就是SoHo现象。如果城市没有了产生这种新的活力的动力，必然会趋于衰退。 许多人知道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的《雅典宪章》。1998年EU的11个国家城市规划师组织发表了《新雅典宪章》。这是针对21世纪的城市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阐述城市经济的活性化。行动纲领指出：“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在其自身资源的同时，还有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度”；“为了强化城市的经济基础必须促进扎根于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群的开发”；“中小型企业群以往有多产生于旧城的倾向，我们必须学习这些历史城市所具有的特质”等等。从中可以感受到行动纲领，对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将来所面临的课题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文脉上又与前面提到的SoHo现象有共通之处。 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再生不应采用大规模完全推倒重建的方式，应该采用局部更新的方式，这也是美国近年所提倡的新城市主义的一种思想手法，即所谓“贤明的成长”。尽可能对旧城以及市中心进行再认识，再发掘，抑制无限制的郊外扩张。 回顾20世纪的城市开发，大多是为了解决城市薪水阶层的居住问题，即便成为人们“乐于居住的城市”，也还不能成为人们“乐于前往的城市”。仅仅是“乐于居住的城市”不能产生21世纪新的城市活力，如何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是20世纪的城市开发所缺乏的，也是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一个课题。尤其在考虑城市居住方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因为，它的城市改造考虑了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便利，同时又能确保居住生活的城市环境。 面临大规模城市化过程的中国，各个城市在开发大量的“乐于居住的城市”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的开发思想。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其历史上形成的城市整体，尤其是城市中心的活力。缺乏历史积累的新城市的开发更需要注入这些可以形成城市魅力的元素。 第36节 当“心的指尖”触动空间 《万科》周刊 志鉴 年，日本音乐学院青年毕业生小泽征尔（生于1935年9月），开着一辆悬挂厂家标志的摩托车，孤身远涉重洋去欧洲学习钢琴和乐队指挥，而后，小泽凭借天赋、机遇和刻苦努力成为了著名指挥家。 安藤1941年生于大阪。高中时代，安藤就有一种要“到海外去”的强烈愿望，他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资格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18岁时安藤开始考察日本文化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庙宇、神殿和茶社等传统建筑，与小泽征尔的游学经历相类似，安藤在1962～1969年之间，也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周游了世界。通过游历，观察和体验了不少的建筑，这包括美国建筑的现代建筑与技术、亚洲的宗教和艺术、欧洲的浪漫和传统以及非洲的原生形态，可以想像，在对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建筑现象进行探索的时间里，安藤的建筑观逐步形成了： “旅行，造就了人……我的人生也可以算是一段旅程吧。在没有接受专门教育的状况下而志向建筑这件事情，就如同独自在紧张与不安下迷失在一个陌生地方一样。……然而像现在这样回过头来看，我宁可将那视为是因着在那苦难当中以所得的体验作为食粮，自己才得以一直生存到现在。往往在孤独与不安，一个人在都市里彷徨的时候，那样的感觉便更明显而具体地流露出来。……旅行，也造就了建筑家。”（《安藤忠雄的都市徬徨》） 安藤忠雄没有显赫的学历，由木工学徒出身，经函授学校而考取建筑师。1965年，安藤的大阪市立公园设计方案入选一等奖，1969年在故乡大阪的梅田开设“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建筑设计生涯。 自1992年至今，安藤几乎赢得世界所有著名的建筑大奖，其作品大多数都在日本本土，每一座建筑物随落成即成为地标，并且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正是由于安藤设计的东西有着他自己的品味和格调。但是，似乎只是用“简约的线条、光与水的舞蹈、低调的高科技”等物质化要素去描述和分析安藤的作品都会不太到家。而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是以“心的指尖”触动了空间，同时又将自己的心境融入了素朴的自然，将平静之爱赋予了人和大地。与此同时，安藤忠雄的空间唤醒了人们对那空间内在的感受和初始的回忆，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正如他所说：建筑的目的不只是与自然交谈，而是试图改造经建筑表达出来的自然的意义。 这种自然的意义是什么？从何而来？是什么使得原本躁动的拳击手的手中流露出了无语的风、光和空间？要一幢建筑物或者一处空间能够与人相对话，在一片无言的空寂之中，一时的喧嚣，总会归于静谧，只能够由建筑师安藤在自己原有的思想语言中表达出来了。 安藤忠雄正是以诗意化的空间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的。在其舒缓平静的空间之中，设计者的静与空悠然而现。安藤忠雄的空间的“静”，或许正是一种天堂般的境界，在诚实地面对着生命个体的孤独本质的时候，似乎他也能够在其中寻得怡然的自在。 安藤的建筑立足于三个基本原则：可信赖的材料混凝土或者木材、纯净几何体以及自然。安藤设计的建筑物大多简练、朴素，但是从每一建筑物，特别是素混凝土表面精琢的细部来看，却又有无数语言和精神蕴涵其中。安藤的作品有着柯布西耶建筑设计的精神取向，从而推动了当今的现代建筑的发展。由于他所偏好的素混凝土和纯几何形体基本上具有表达禅学的审美气质，故其作品所表达的冷静、空寂、孤远、闲适等意象，都可以用来释意日本建筑的空间精神：纯净的空间，分明的棱角，挺秀的线条，精美的细部等等的运用，也是由于有了对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理解之后方能达到的。 一种源于内心的谦和，也许就是所有大师都具备的品格吧。 光的教堂，建于1987～1989年。位于大阪城郊茨木市北春日丘的住宅区中，是现有一个木结构教堂和牧师住宅的独立式扩建。建筑形体极为简单，斜向插入的素混凝土墙体分割了空间，而且使得阳光能够“渗进”教堂的室内，阳光从墙体上留出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开口渗透进来，从而形成著名的“光的十字架”。此外，教堂的墙壁及家具有着粗糙的质感，表达出抽象、洗练和诚实的品质，空间的纯粹性唤起人们皈依的“庄严感”。有台湾学者认为，从安藤的数个教堂建筑设计之中，包括水教堂、风教堂，隐约地流露出他对于东方文化中的自然观崇拜的意味。 大阪，住吉的长屋。外表恬静、造型简朴，所用建筑基本构件较少，这会使人感到建筑材料和形式已经消隐，空间极近虚无了。设计者在这里似乎是要寻找一处脱离外部尘世的庇护所。其混凝土外立面几乎全封闭，建筑呈现内敛的隐士风格，于默默无闻之中展示出应有的表现力。内部的各个居室都面向一个尺度亲切的中央采光庭院，居住者能够直接触摸到自然：阳光、空气、风和雨等原真的要素。混凝土墙面经过精心的加工和反复提炼，取得了一种精致而细腻的效果。设计作品当时受到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并为安藤赢得了1979年度的日本建筑会赏。我国的建筑界也由此认识了安藤忠雄的建筑空间。 安藤设计的六甲集合住宅第一期工程始于1978年，现在第二、三期工程已经完成。六甲集合住宅的第一期工程创造的是一种纯粹的居住环境，住宅沿着山坡层叠而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得到最完整的视野：自住宅俯瞰神户海。而在第二、三期工程中，则设计了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场所，包括花园、停车场，以及开放式的游泳池等社区公共设施。 安藤忠雄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日本大阪市北区，1991年建成。建筑空间呈不规则的形态，地下二层，地上七层，实用面积450平方米。建筑采用中庭式设计，四周环以回廊，既便于内部空间的采光，也有利于增强其向心力，体现出安藤在建筑设计中始终强调的“垂直面”与“自然光线”两个主要建筑因素的原则。 大阪的飞鸟博物馆（建于1994年）位于大阪一处古墓冢众多的山林之中。博物馆建筑的大部分隐藏于地面以下，以便减少对原有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干扰，而其内部的古冢风格的室内设计，也较好地体现了古时的风俗和祭祀的观念。抽象而简洁的大台阶与景观塔使得参观者能够有较开阔的空间视场，为观赏周围环境带来方便。博物馆的台阶和塔作为空间的制高点还形成了一定的对比，纪念性效果较为强烈。 安藤在日本当代建筑设计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其设计融自然、光影为一体，形成了日本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新趋势。由单纯几何形式、动态空间、光的品质和安藤的哲学信念等方面分析，人们不难体会到安藤忠雄的创作理念和追求。1995年，安藤获得普利策建筑奖，他是自1979年成立以来第18位荣获建筑界最高荣誉的得奖人，同时也是日本建筑界获得该奖的第三位。1995年5月获奖的当天，安藤忠雄在法国凡尔赛Trianon宫殿颁奖典礼上宣布，将捐出10万美元的奖金给1995年1月因神户大地震受害的灾民。 安藤忠雄的设计作品还有：岩佐邸（芦屋，1982～1990年）、POKKO集合住宅（肥后县1983年）、RAIKA总部办公大厦（大阪1986～1990年）、夏川纪念会馆（滋贺县1987～1989年）、兵库县立儿童博物馆（1987～1989年）、伊东邸（东京1988～1990年）、姬路文学馆（兵库县1988～1990年）、直岛现代美术馆（冈山县1988～1992年）、熊本县立装饰古坟馆（熊本1989～1992年）、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水上佛寺）（兵库县1990～1991年）、姬路市立青少年之家（兵库县1990～1992年）等。 “所有的矛盾变成和谐，所有的华丽都在内敛中雍容起来。”有人在看过安藤忠雄所设计的淡路夢舞台后这样由衷地赞美。 第37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 《万科》周刊 ——兼评《创建一座新城》 杨靖 司玲 美国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城位于首都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哈佛县境内。该城于1963年开始土地收购工作，分期实施，前后长达30年，哥伦比亚作为一座新城，在几十年的建设中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利润稳定增长，基本实现了新城最初规划的理念，建成了美国第一座乡村小城。其成功经验吸引了全美地产界、建筑界的注目，被认为是美国公认的最成功的新开发项目。 《创建一座新城》一书并不是一本深奥的学术著作，作者收集了14位参加哥伦比亚城早期规划与开发的员工回忆录，分十六章讲述。虽各章节之间没有严格的承启关系，但该书真实地再现了该项目从策划、购地、规划设计到施工、营销等开发全过程。对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住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中国，哥伦比亚城的经验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下面将对新城规划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哥伦比亚城规模相当庞大，占地共计15000英亩（约相当于6000公顷）。在20世纪90年代全部完成时，共计有8万人生活在新城的1个中心区、8个小区中。新城共有24个会所，2500个行业，共5万个工作岗位，24所学校，4所大学和一个社区学院。城中树木成荫，5000英亩的田野和3个人工湖点缀着小城，小城中道路总长超过40英里。 哥伦比亚城的开发是由Rouse公司为主导，HRD公司、CA协会、CDC公司等联合，作为新城的一级开发商完成新城的整体开发计划、总体规划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再划分土地，出售给由小型住宅开发商组成的二级开发商进行住宅建设。Rouse公司为大型开发商、整个开发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单位；HRD公司亦为大型开发商；CA为哥伦比亚协会，非赢利组织，主要为哥伦比亚社区提供那些不能由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CDC公司为HRD公司的分公司，主要开发赢利的贸易设施，如公寓、购物中心、实业大楼。 哥伦比亚新城在距今整整40年前筹建，在其规划中所体现的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先进性，并且这些思想通过具体措施贯彻在整整30年的建设中，经受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其在社区营建上，具有诸多富于启示性的亮点。 建设有活力的社区 随着社区建设越来越关注文化内涵，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住区不等同于是住宅集合体。在住区建设中除了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外，更多的应该关注怎样形成一种社区氛围。在哥伦比亚新城建设中是这样考虑的：首先住区要有清晰的结构，丰富的配套和多样化的人口结构是社区具有活力的重要前提；再者，要有居民的参与，这样才能创建有社区氛围的、满足居民需求的社区。 清晰的结构与相应的配套。哥伦比亚城开始筹划时，全美还没有同样类型的“乡村小城”。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的乡间独立式住宅是沿着公路开发的，沿线型生成，这种开发模式缺乏邻里感，更谈不上社区氛围。本世纪初，“英国新城运动”的发起人E·霍华德出版了著作《明天的花园新城》，文中提出：“居民们能够健康舒适地享受生活的途径是建设一个远离工业城市的全新社区——花园小城”。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政府采纳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在全国推广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计划，并得到欧洲各国的接受。然而美国“由于粗犷的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并排斥社区思想”，所以，花园小城的概念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 在哥伦比亚城开发之初，Rouse公司就明确了一个信条：“城市不能以无计划，杂乱无章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他们把创建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作为新城规划的一大目标。首先，在规划草案中制定了新城—小区—组团三级结构体系。在1965年完成的“新城图解”中可以看出：哥伦比亚城共规划为10个小区，每个小区由4到5个组团构成；组团、小区、城市都有各自的中心并围绕中心展开。 小城中心：新城规划人口为10万人，城市中心考虑到未来的对外辐射，是为服务15万人而设计的，中心的内容除了百货商店、餐厅、电影院以外，还有其他至关重要的经济文化设施：医院、社区购物中心、开发商办公室、哥伦比亚管委会中心办公室、社区学院及配套设施、大型图书馆、展览中心、教堂、Tivoli式的休闲区（注：Tivoli是在丹麦哥本哈根著名的Tivoli花园的基础上设计的，Tivoli花园是一个集各种娱乐活动与设施于一体的绿色公园式的休闲场所）、少年宫、礼堂等。 小区中心：小区中心是为其范围内的3000到5000个家庭（约1万到1.5万人）服务的，服务半径到组团不超过0.5英里。其内容包括：一个初级中学、一个高级中学、一个幼儿园与日托中心，中学应可以提供再教育的设施，少年活动中心、小区图书馆、医务急诊中心、老年人之家、小区信息中心、宗教设施、手工工艺室、小区公司（附近设单身公寓），并提供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停车场。各组团围绕小区中心来建设。 组团中心：服务于300到500个家庭，中心应包含学前班、小学、业主之家、一个小超市、餐厅、老年人之家、游泳池、运动场、停车场及一定的公共空间。三级中心的设计增加了整个社区的向心力，为形成“社区感”确定了基础。其次，小区规划不但为居民设计了便于聚会交流的硬件设施，而且还为了丰富小区的人群，避免导致一些令人不快的“孤立”，小区特别强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共存。 住区中人口构成的多样化。小区规划了不同档次的住宅，从独立式住宅到联排式住宅以及公寓，适合了不同阶层的购买力。并且规划中注意了绝对不将同等规模和档次的住宅集中在一起。Rouse公司总裁JimRouse先生宣称“哥伦比亚将是一个多种族社区——一座开放的新城，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口味在这里自由选择你喜欢的住宅，不会因为种族的不同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和限制”。从理念一直到贯彻落实，Rouse公司都想了很多办法进行控制。他们监督所有分包开发商的住宅建设与住宅销售，既不允许两套相同的建筑并排建在一起，也不允许销售人员歧视地将黑人专门安排在一个区购房——在种族问题相当严重的美国20世纪60到70年代，这是很难得的。 为了融合各教派，Rouse公司实施了他的另一社会目标——多功能宗教中心。无论是天主教、犹太教、卫理会教派、路德教派、浸信会教派等等，都在联合宗教中心有单独的办公室、礼拜堂、共用大厅，加强了不同信仰人群的交流。这对于目前中国社区开发中强调封闭安全，划分出“白领、成功人士、高尚社区”的小圈子，以邻为壑的作法形成了巨大反差。因为只有人口结构的多样化，才会带来对住区设施需求的多样化。多样化与住区活力密不可分。 提倡社区建设的居民参与性。社区感的创造还要通过“参与”精神来实现。一开始，哥伦比亚城的规划为取得周围哈佛县居民的支持和理解，就建造了展览馆，举办了规模巨大的展览。由于新城开发时间跨度很大，每次新建项目都要通过已有居民的赞同，开发规划过程中，不断进行展览，听取群众意见，这些工作都使公众对该计划的热情一直很高——他们是在参与建设自己的家园！小城的规划者们还认为，居民们得不到有效的渠道传递他们的想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们不但设立了收集居民意见的业主之家、开发商办公室，还提供了礼堂让居民们召开会议，而这种作法在国内的住区开发中很少得到采纳与落实。 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 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开发商明确指出社区的惟一目标应该是提供一个氛围和机会，以利于人类更好地享受生活，并且“进行规划设计的起点就是人类本身”。哥伦比亚新城的“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努力建设“享受生活的花园小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特点： 公共建筑群规划细致入微。这些主要体现在对公建的功能及使用上的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细小之处，他们发现餐厅的“美食”常常成为青少年进行社交和休闲消费的“起因”，所以就在组团中心的多功能楼边修建了“美食厅”；在游泳池中不但设计了成年人使用的深水区、儿童使用的浅水区，还首创了供“小不点儿”们戏水的水上乐园；停车场建在学校和多功能楼附近，要进行保护儿童的特别设计，停车场的位置还要处于美食厅的下风向；距离学校最近的车位要预留给教师（因为他们常手里抱满书和作业本），此外停车场的设计还要满足孩子直接从停车位进入学校，而不必在停车场里徘徊；小区中心中的初高中餐厅应对外开放，这里就餐的学生会感到学校与社区融为一体；每个小区中心要有3至4位护士组成的急诊中心服务附近的街坊、幼儿园、学校等。同时担任小区和运动场的急救工作…… 在一些设计中，他们还听取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建议，加强设计的合理性。比如：在老年人之家的设计中，规划组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自尊和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希望老人能够在照看小孩、社会福利、引导休闲等方面实现自我。所以要根据安全性、人体工程学等方面对老人之家进行特殊设计，以利于老人从事休闲和公益活动；并在规划上考虑与活动场、中心广场、小区门诊之间的关系。在住区设施规划中最大程度地安排丰富的休闲生活，“在这里休闲不是消遣，而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第38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 《万科》周刊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中，新城的开发商组织了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建筑方案讨论，以帮助修正构思理念并使之具有操作性。如，新城在筹建日托中心时就请来了有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在她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并且列出了相关的设备和必要设施。 教育为本。规划者探讨“城市在人的成长中的角色”问题，认为教育应在新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教育氛围要在社区内随处可见，不能将教育仅限定在教室内，接受教育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所以新城不但根据需要在组团、小区和城市一级配置了托幼、小学、初、高中和大学，而且特别强调了成人进行再教育的设施和课外教育设施。可以通过学校、医务室、福利办公室、礼堂、图书馆等开展家庭保健教育。为了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图书馆要交通便利，最好与礼堂在一起。初、高中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们也是在社区的一种设施。中学的教室等设施可以作为社区成年人进行再教育的工具，而且，体育馆也要修建得足够大，并安装尽可能多的各种健身器材，以供居民们在课余时间来使用。另外，小区还设置了专门的社区学院，其功能为：职业培训、家庭生活教育、业务教育、社区交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训练。所以，哥伦比亚城能够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实践机会以及进行公益服务的机会。社区大学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如图书馆等，并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互动，促进社区内的文化交流及社区规划的综合发展。 多样的交通规划。美国是以汽车文化著称的“车轮上的国家”，在哥伦比亚城规划中十分重视人行、自行车和车行交通的协调，并十分重视增加对人行的考虑。为了便于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在组团里面活动，组团占地直径不应超过半英里。为了儿童安全上学、放学，在组团里不应建有内部车道。小区中心的各种设施到每一个组团的距离也不超过半英里。组团中心以及小区中心距居民的住宅距离很近，并且修筑了高标准的自行车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小区居民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因此，在组团中心和小区中心附近建设了足够大的自行车停车场。 在新城建设中，提倡依靠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大区域的交通疏散问题。就像书中提到“我们如何保证孩子、老人、物业管理人员、女招待以及只有一辆汽车的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仅在哥伦比亚城总体规划中将小区中心、新城中心及社区服务设施结合公交整体设计，并且在初期规划时，开发商就请来了公共运输专业的人员共同讨论哥伦比亚公交系统的可实施方案，逐个落实了相关的细节问题，如公交路线、车队规模、行车时间、司机培训等问题。并且顺利地将公交系统的运营移交给了CA协会。虽然在后期的运营中，哥伦比亚城存在着公交体系承载能力略显不足的缺陷，但这种现象不是哥伦比亚新城特有的，美国所有的郊区开发项目中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因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各种公交体系。不过至少新城这样的大规模地产项目比起那些以无序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小项目要强，通过公交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但对于非工作人员的日常出行交通，还是存在困难的。也许就像书中写到的“要维持公共汽车的运转，还必须要从CA协会、联邦政府获得大量的补贴才行”。郊区项目的公交配置在中国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依靠公交解决居民疏散问题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尤其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更应如此。 动态设计，预留用地。新城要经过20年的开发才能初具规模，在进行规划时既要使新城开发之初具备必要的功能，又最好能预见到20年后新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且“我们不是让人们去适应我们创建的社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向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集约化利用土地，留出成片的可供将来发展的用地。 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在每一个社区的中心，均预留了一片未开发的土地，根据将来居民的喜好而进行开发。这样也可以向居民提供一个发挥各自兴趣的机会，增强“社区感”。 强烈的环境意识 环境涵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哥伦比亚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并提高土地的质量”。IanMCHawg在他的著作《生态规划》里提出了“地理位置与周围环境分析”的观点，认为“土地开发计划起始于了解土地”。首先，规划者使用详细的境貌勘察图来确定需要保存的林区、灌木和单株。根据地面斜度划分为平地（0～10%），坡地（10～20%）和不适合建房的陡坡（＞20%），山坡地林区作为公用空间或开发成低密度的单个家庭住宅或用于开发乡间别墅群；而平地则开发成中高密度住宅区。并且根据阳光分析，将学校操场、公园用地、高尔夫球场等需要尽快排除雨、云、露水的设施安排在朝阳的坡地上。 为了减少成本，规划者利用了河流走向布设排污管道。河流贯穿了哥伦比亚城的公用空间，规划中沿河流设置了人工湖，河流成为划分小区的绿色分界线。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共挖掘了3个人工湖以吸引野生动物。风景名胜、林区和山坡环绕的山谷以及长在河边的、田野里的灌木等都被标明在地图上，以便统一规划。最终形成的新城拥有5000英亩的田野和湖泊，占总用地的30%。 人文环境。Rouse公司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存这个地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书中这样强调，“哥伦比亚城的开发商通过建设住宅、街道、人行道、购物设施、社区会所、学校、教堂、人工湖等来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开发商所不能提供的——那就是过去”。 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为延续历史的文脉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哈佛县18世纪的地名，保留一些富有特色的乡村建筑，在现代化的街道体系中建设一些老式的乡村小路。他们研究了哈佛县、马里兰历史协会、巴尔的摩图书馆中的大量资料，也从诗歌、小说、传记等其他文学作品中摘录了大量名字，还有一部分名称是纪念那些为新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有关历史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被注入到10个小区、30多个组团、近千条街道以及公园、湖泊、建筑物名字上；在第二OaklandMills小区的中心设计利用了该处原有的两个谷仓和两个草仓，作为中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谷仓和草仓被修缮以供社区使用。这里的百货商店和小办公楼都设计成木制外墙，具有一种乡村色彩。 哥伦比亚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异类”，因为它的奠基者们努力在设计理念与成本、利润之间取得均衡。哥伦比亚城之所以不易模仿，是因为它获得一定利润的同时实现了让普通收入的居民拥有超级社区的目标。哥伦比亚城一方面克制了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它努力控制住宅密度，建设了大量的公建设施，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在实现“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Rouse公司也有几个措施可圈可点： 产品多样化。由于哥伦比城是一座小城大小的大规模住宅开发，在前期的市场论证中，一位观察家就分析道，在哥伦比亚，如果只有一种类型的住宅出售，就好像是一个乡村百货店只出售鸡蛋一样。哥伦比亚销售产品多种多样，包括贸易、产业、零售、办公、娱乐建筑以及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和住宅。住宅档次十分丰富，满足了各种收入阶层的需要。哥伦比亚新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多功能完备的社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工作、休闲并享受生活——帮助人们去体验生活”。 注重公共建筑的开发。哈佛县非常缺乏公用设施，在原先规划中，哥伦比亚城仅有2%的商业用建筑和15%的公用空间和自然保护区。现在，哥伦比亚城的商业区面积超过了20%，公用空间也超过了该区域总面积的20%。虽然独立住宅的数量减少了，但上缴利税的潜力却增加了，并且随着Rouse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新城的商业区。新城中心由Rouse公司始终控制产权，并适当调整了规划，增加了收益大的商用写字楼——他们要让中心区域的地皮价格成为整个哥伦比亚城中利润最高的区域。利用公共建筑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提升了新城整体的生活方便性和品质感。 共享环境，普遍升值。对于如何利用人工湖边空地的问题，销售人员与规划人员发生了争执，销售人员以专业直觉出发认为应该在湖边的空地建造尽可能多的独立住宅，这些湖畔住宅无疑会卖个好价钱。但这种方案会妨碍环湖步道的建设。规划人员确信，共享湖畔公园，使湖泊为全体社区居民共同拥有，会带动房价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带来的利润要比仅仅靠湖岸部分住宅卖个高价所带来的利润更多。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种推崇环境为社区共享的作法正与其后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不谋而合。 哥伦比亚城的崛起和兴盛，提醒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才能长久经营一个充满生机的住区，相比起来，住区的建成只是一个起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住宅建设不仅开发总量不断增长，单个住区的开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广东华南板块动辄上百公顷的楼盘不断涌现。住区的建设已经参与到了城市的营建中，住区的开发不仅仅要关注户型、设备、市政等技术问题，还应更多地从城市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关注社区开发，去关注那些居住于此的人们的生活。住区不是一个个物质形态的躯壳，而是一天天不断丰富的生活载体。正如《创建一座新城》一书曾反复提及的，哥伦比亚项目的成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片土地发展与规划项目的简单重复，该项目重要的驱动力是要通过构造一个超级的社区环境来创建一个更好的‘小社会’”。 第39节 风险、收益与社会安全 《万科》周刊 笔龙 经济学家认为，不仅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就连人生每时每刻的各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和收益的衡量盘算。印度电影史上第一部进入奥斯卡竞赛单元的电影《逐鹿人生》（LAGAAN，又译《印度往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片长220分钟的《逐鹿人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据称也是印度电影史上耗资最昂贵的一部影片。《逐鹿人生》生动地再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民众的一次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利润的生死抉择：故事发生在1893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偏僻的印度小乡村，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干旱使印度村民苦不堪言。他们本希望能通过土邦主向殖民统治者求情，免征这年的赋税，没想到世上从没有仁慈的统治者，殖民军首领罗斯不仅不减免他们的赋税，反而要老帐新帐一起算，向他们征双重的税。 印度村民面临家破人亡，但殖民统治者却在逍遥地打板球娱乐。 村民们涌向军营向正在和英军首领一起观看板球比赛的土邦主再次求情。殖民军首领罗斯自以为板球是贵族的比赛，但勇毅倔强的印度青年布凡对此不屑一顾，罗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便提出要和村民们来一场比赛：如果村民们输了便要付两倍的税赋，如果村民们赢了便可全免一年的赋税。 村民们都被震慑住了，惟独布凡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 罗斯见大家不敢接招，便加大了筹码，允诺：“如果村民赢了，便可免去两年的赋税。” 布凡故作犹豫，自以为印度土著不是板球比赛对手的罗斯随后抛出了更大的诱饵：“如果村民们在比赛中获胜，便可免去三年的赋税。”此时，布凡勇敢地把握住了时机，同意和英国殖民者来打这个生死之赌。 淳朴的村民们被这巨大的生死赌博惊呆了，纷纷埋怨布凡不该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因为村民们根本不会打板球。布凡则用新思维说服了村落里渴望改变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反正两倍的赋税也是致命的，没有任何村民交得出；就算是输了，加多一倍的赋税，和先前的痛苦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如果赢了，就可以过三年不纳税不纳粮的神仙日子，这个赌值得打。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大团圆。对板球一窍不通的印度村民幸运地得到了爱慕布凡的英国贵族小姐暗中指点，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村民们终于在板球比赛中打败了狂傲的英国殖民军。他们可以免掉所有的赋税，过上三年无忧无虑轻松的生活。 如果让经济学家来给印度村民做顾问，他们肯定也会鼓励和怂恿印度人：就算是赌命也值得一博，“因为就风险和收益相比，收益明显地远远大于风险”。 商场上有一句名言：“利润愈大，风险亦愈大”。恩格斯对此曾有形象的比喻：当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商人们甘愿冒任何风险。赌徒在输红了眼的最后时刻往往孤注一掷，至于是不是连性命也拿来赌，要看有没有到生死关头。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看风险和收益的比率。 但在效益和公平之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追求社会正义。人生本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赌博，但一个社会需要人们下生死赌注的时候越多，这个社会便越不安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 年辞世的约翰·罗尔斯是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批评和诘难最多的政治哲学家。他于1921年2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富裕家庭，曾在牛津、麻省理工、康乃尔等大学任教，最后在哈佛结束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罗尔斯1971年出版了巨著《正义论》，1993年出版《政治理性主义》，1999年出版《万民法》、《再论政治理性概念》，2000年出版《道德哲学讲演录》。辞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后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基本品（PrimaryGoods）的标准，以取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效用标准。所谓社会基本品，指的是人们无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或人生目的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罗尔斯开列的社会基本品，包括各大基本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等。 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对幸福的理解，所以只有当它受一些其自身并不以任何特殊的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支配时，它才能得到最好的、最稳定的安排。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试验来推导这些原则，试验条件为：假设有一批平等的、需要通过合作而促进各自利益、同时又由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存在着利益冲突的人，每个人对自己即将以什么身份、能力、爱好、禀赋进入社会又一无所知，他们经过“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在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判断之间来回调整，最终两者相互支持。他们选择的必将是这样两条原则： 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享受彼此相容的最大限度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对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保持中立，只操心于为人们实现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提供选择自由。每个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无需也无法由他人代以厘定、实现。 其次，权力和地位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应对每个人开放，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当对最不利位置上的人有利时才是可接受的。 假设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下的赌局：第一个赌局，你输10元和赢100元的机会，各是二分之一。第二个赌局，你有一半机会输1000元，一半机会赢10000元。现在你必须二者取一，你选择哪个赌局？ 这两个赌局，单纯从期望值看，第二个赌局的均值为5500元，显然优于第一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期望值只有55元。但是，假如你担不起输钱的风险，那么对你最好的选择便是输钱较少的那个，即第一个赌局。 在决策理论中，担不起风险条件下的最佳决策准则，叫作“小中取大（Maximin）”法则。用在这里，便是将每个赌局的最坏情况列出来，即赌局一输10元，赌局二输1000元；然后从这些最坏情况中，选出一个最不坏的来，即赌局一：输10。于是赌局一便成为符合“小中取大”法则的最佳决策。 实际上也相当于在不同赌局中作选择，只不过这里赌的是自己投生为人后的毕生命运。拿毕生命运作赌注，显然是场不折不扣的豪赌，风险实在太大，令人担当不起。所以，最合理的决策准确性原则，只能是上面提出的“小中取大”法则。 仍然以上述两个赌局为例。假设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第一种社会中，你生为弱者受损为10，生为强者得益为100；第二种社会里弱者受损为1000，强者得益为10000。再假设你生为强者和生为弱者的几率各为二分之一，你选择哪个社会？ 尽管你所得好处的期望值在第二个社会里要大得多，但根据“小中取大”法则，必定选择第一种制度。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带来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的原因。 一个幸福的家庭往往过的是庸常平淡的生活。安全社会的公民很少有机会像《逐鹿人生》里的印度村民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身家来打赌，虽然结局是印度村民赢了，有3年的快活日子好过。 或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的戏剧性。但是，如果你遇到收益比风险大得多的人生豪赌时刻，你的选择一定是“当然赌”。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 第40节 企业是什么？ 《万科》周刊 奈特与科斯的见解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开篇就写道：“本书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者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它们迅速地传播开来。”按照哈耶克在该书中的理解，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因其能更好地利用分散知识，而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展。 大量分散的人群，基于分工专业化进行生产，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交换，可以获得比一种孤立鲁滨逊状态更为富足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转化为群体的公益。这一猜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是“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在人类经已进行了的漫长合作之后，第一次被理解并形象地表达出来，因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始。瓦尔拉斯用均衡概念证明对斯密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的尝试，在阿罗。德布罗意基于严格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之后，这一猜想演变成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想无摩擦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自行运转。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理论代替了过往的神学。 问题在于，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正如D.H.Robertson所指出的：“在无意识的合作海洋中，我们发现了意识力量的小岛。就像是一桶奶油中凝结着的一块块黄油”。海洋中为什么还有孤岛存在呢？“企业是什么”？ 奈特教授试图从不确定性去解释这一问题。奈特在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出根本的不确定性和可以用一个已知概率函数描述的风险。对于企业存在的理由，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来考察：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他的学生科斯教授并不满意于他的解释，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的论证，恰恰正好是从反对他老师的观点的地方开始。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沉寂了许多年。23年后，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问题被不断重新阐发，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按照威廉姆森1998年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区分，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其一分支渊源自《社会成本问题》，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即是博奕的规则，这一分支伴随着对经济史、产权经济学、路径依赖性等问题的关注而发展。其二渊源自《企业的性质》，重点管制问题，即是如何博奕的问题，这一分支引发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及信息问题的文献。在某种角度上说，管制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异议，而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对无意识海洋中孤岛的反思，与以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 基于科斯对企业问题的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有新的阐发：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产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报酬的分配及激励问题。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 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同时强调不完全契约，即是契约签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在签约时完全预见到并写入契约中，从而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地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强调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企业性质的影响。由于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用性资产上，买卖双方在签约前的竞争将转化为签约后的垄断，买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大坝建成后找借口违约），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卖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事先就减少投资或不投资。这样交易有可能不能完成。合理的选择是买卖双方合并为一个企业。这便是企业的契约性质。 追随科斯的考察，张五常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进而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 张五常这个考察发表在1983年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中，时隔20年之后，在《经济解释》卷92，张五常在重新回顾当年这一篇文章之后，再次强调，“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科斯用来解释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经过张五常重新解说之后，演变成契约原理，而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却被消解得无法回答了，正如汪丁丁在《解释经济解释》第九篇《契约原理》中所写的：“从那以后，我始终认为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也即是说，契约原理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这是张五常比科斯高明的地方。 第41节 企业是什么？ 《万科》周刊 新制度经济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显得停滞不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核心分析方式——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问题。 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因为交易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一个比“企业是什么”更为基础的问题便是：“什么是交易成本？”科斯将其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Demsetz则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更为直接地说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成本。问题正如Hellwig指出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科斯的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博奕）的准确特征，它无法在对体系作充分分析之前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整个经济体系，那么便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交易成本。而一旦我们清楚地了解整个体系，那么‘交易成本’还有什么用？”也即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的博奕结构，这意味着博奕论可能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 如果按照张五常的思路，将企业视作契约的话，那么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宾莫尔在《博奕论和社会契约》中指出，所达成的契约必须是这个契约和每一个有权力毁约的成员利益相一致，才可能让其成员自觉遵守它。也即是所谓的“自我约束契约”。这很自然地将契约视作人和人之间的博奕均衡结果。也即意味着，只有基于一种博奕视角，才可能理解博奕出来的结果，再进而比较这种博奕结果之间的差异，这才是适用的“交易成本”理论。 汪丁丁从1994年到1996年在《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用博奕论代替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须有完备信息和超级理性，也即是说，决策者必须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制度，才可能选择出最优的制度来。但决策者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所以，制度是不能被选择的，也即是说，制度只可能是演进的，而制度成本的比较，也只可能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那么，有必要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或者理解博奕是如何进行的，才可能比较出交易成本。 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汪丁丁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整理”，他利用罗宾斯的机会成本概念说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机会成本的大小，因而交易费用大小便无法比较。接着，在《产权博弈》中，汪丁丁以四个案例阐述基于开始的均衡点，如何因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导致不同的产权分配制度（另一个均衡点），以说明“对产权关系演变的研究可以转化成在给定时刻（从而给定个人知识传统）对一次性产权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点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类似‘交易费用’、‘外部效应’和‘剩余索取权’这类概念是局部分析框架里的概念，它们在博弈论框架里没有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应用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之后，产权、剩余索取权、交易费用均有赖于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结果而定。产权的界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只能是在静态的均衡点上比较，当出现不对称信息的混合策略解时，这种比较有赖于概率意义而定。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假设条件，交易费用才能在不同的博弈均衡上进行静态比较。因而，汪丁丁认为：“理论不应该继续建基于‘交易费用’概念上，尽管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概念是局部均衡分析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么，什么是企业？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解答这个问题，张五常将其推演成契约原理，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以为市场和企业均是契约的特例，却没有给出在博奕论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进一步，汪丁丁还怀疑此种考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归返真实》开篇所说的：“对任何契约结构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研究者对契约各方所在的特定社会的整体了解。”也即是说，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事物（契约）保持客观的独立性，但却又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理解契约制度背后的潜规则（默会知识），这本身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问题是：企业是什么？ 重新回顾哈耶克对“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解，制度不是设计出来，而是参与者自发扩展（博弈）的结果。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重新指出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的联系。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从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这是他用来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 从一种博奕论视角来说，关于企业的问题，有必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事件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 个人进行决策的环境不是由人们想像的、没有自身目的的不确定状态所决定。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部给定的自然界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相联系，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被表述为“行为不确定性”。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在不完备信息的对策中，尽管局中人有明确的目标，仍有行为的不确定性。 遵循诺斯关于“人和人”和“人和自然”的两分法，可以这么重新理解为以下两部分，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制度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变迁。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技术可能值，而制度的创新变迁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减少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正是一个博奕论视角下可比较的交易成本。很有趣的是，经由科斯-张五常-汪丁丁的阐述之后，对于企业的理解又回到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去了。 奈特从固定工资的角度考察问题，隐含着熊比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于一个博奕环境不确定而博奕因素同样不确定的真实世界环境，我们实在很难说，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能真正通过利润被估价。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来。 在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包括契约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不确定性。因而与其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不如直接回归哈耶克和奈特的理解。与其说企业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如说，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由其利润所得来衡量这种博奕结果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 人类社会为了对付此种不确定性，按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其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并经由长时间的博奕演变，最终出现于秩序之中。也即是说，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地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就是在原子状的无意识海洋之中，重新集结出一个个孤岛。从而，群体表现为诸种制度和组织面貌，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博奕”的某种中间状态。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作为孤岛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孤岛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契约状态（文化意识、制度结构、管理水平等等），或者是来源于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无论如何，结成企业这种孤岛之后，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得以量化并获得报酬，从而，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得以淘汰掉低能力的组织，使扩展秩序之中的不确定性得到衡量并形成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如果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那么，与汪丁丁的理解不同，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市场被哈耶克阐发为扩展秩序，而企业则基于市场而诞生，企业、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 一旦遵循博奕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组织，那么，将博奕状态形式化为企业，比不形式化为企业更有利于测度。组织比合作博奕的默契更明确，默契的合作博奕又比非合作更明确。这就是说，企业比之市场，是一种更稳定的组织状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的好处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看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简便地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等，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 张五常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边界的无法确定而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它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过渡状态，比如说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GDP或汇率，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比之企业这种测度形式，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成本要远远高得多。不同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常需要长时间的兴衰成败的考察才能显示出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使我们想起了黄仁宇对国家“数字化管理”的考察。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更好地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 本文的整个推论就是：为什么有企业？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个词语来源于北望论坛颤抖手兄对这文章的批评，被认为最符合我所想表达的想法）。 第42节 发展的城市是大地的希望 《万科》周刊 ——甲申春节探亲有感 赵晓 所谓“三农问题”是眼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上自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自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但笔者向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并不太准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学上已有专门定义的“二元结构”问题。事实上，离开了城市和城市化这一元，单单将眼光放在所谓“三农问题”上，是很难找到“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方案的。 农历甲申年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大大印证了笔者的想法：中国的城市化正前所未有地加速改变着乡村，并带来新的生机。 笔者老家江西奉新县是典型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典型的中部亚热带水稻种植与山区经济型农村地区。据《奉新县人民政府统计局关于200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2002年三个产业结构为44∶33∶23，很显然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仍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现今的中国农业增长有限、增收有限，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地方，其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都会存在许多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农村地区，却因中国城市幅射力量的加强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是“打工经济”的崛起。据估计，全县20余万人口中，每年出外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的高达数万人，某些乡村几乎倾巢出动。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一年所创造的收入至少在两亿元人民币以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汇回本地，并用于买房置业、婚丧嫁娶等消费，从而对当地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 笔者这次还特地回到了当年下放的小山村参观，结果失望地发现，除了山山水水的风光一如昨日外，衰败迹象反比昨日更盛，这可以说印证了有些人强调的农村问题之严重性。但是，恰似陆游诗所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衰败的山村相对照，我还看到了县城的日益繁华，无论是街道、市面以及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村里有本事的人或者移居大城市，或者移居次一级的县城，从而抛弃了小山村。年轻人更是如此，大多打工在外，并且不再愿意回到小山村，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 我有一位亲戚，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先是开的士，每年赚五万元，积三年而创货运公司，现在据说一年可轻松赚20到30万。他的家已搬离这个小山村，改到交通更方便的毗邻公路的一个地方安家落户，新建的房子耗资七万，是一栋漂亮的小楼，那有出息的大儿子干脆已移居镇上。 关于中国的地区差距，经济学界的一个看法是，以属地而计的GDP统计方法夸大了这种差距，如用以人口而计的GNP来统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是相符的。另外，关于“三农问题”，明眼人曾指出，农村衰败是因城市兴起，应该说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也是吻合的。 所以，地区差距并没有那么可怕，农村衰败也没有那么可怕。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二元结构中综合考察。 其次，城市幅射力量的强化，带来农村定位的调整及新的生机。奉新距南昌仅70公里，过去交通不方便时，只有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因此需要碾转走上五、六个小时。前几年沥青公路修好后，行程已缩短至二、三个小时。这次回家，我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路正在拓宽成六车道的大道，并且可望在今年通车。 如大道修成，从南昌至县城，个把小时也足够了。交通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幅射力量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和农村定位的改变。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电话（全县居民用户普及率达37%）、宽带的普及，相信很快会带来全县经济的变化，是前所未遇的发展良机。 这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可带来空间的改变。在过去的交通条件下，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一旦交通条件改观，农村不再是农村，而实际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城市经济幅射的一部分。笔者预测，因新的高等级公路修通，很快将出现上班在南昌，下班回奉新或周末在奉新的新候鸟一族，进而带来奉新房地产经济、旅游经济以及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由此，笔者曾对当地人士提出，奉新的发展定位应做出回应，及时调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几年的发展思路要改，不一定非要重复别人发展工业、污染环境的老路，而是要充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就像台湾宜兰县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跳过工业化，着重通过环境的保护，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新的城乡变化态势下的经济优势，寻求后来居上的发展。 第三，围绕城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新调整。历史上，奉新的猕猴桃、大米、毛竹等一直是传统优势作物，也是过去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但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却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苗木产业。据县统计公报载，2002年，全县的花木产业面积达2万亩，从业人员5千余人，并形成4个千亩连片花木基地，花木已成为部分农民增收的一条好途径。 对于这一产业，笔者专门调查了当地的一个大户。该大户用于苗木种植的承包土地达150亩，但每亩农地每年承包费用仅200元，加上人工等费用，每年的全部支出也就10几万元，但创造的收益却堪称暴利。譬如，他收购并卖出一棵较为贵重的桂花树可获利几千到上万元不等。而且，他的产品卖出去也罢，暂时卖不出去也罢，关系都不大，并没有太大的市场风险，笔者戏称是一旱涝保收的“绿色银行”。这样的产业，无疑将成为振兴奉新经济的重要产业。 本文所罗列三宗：打工经济、农村融入城市并带来新的定位、围绕城市化的农业产业调整，全都是二元经济互动之结果。在这里，关键是打通二元经济的“经络”，勿使其堵塞，关键是要理顺市场关系以使市场力量能够充分驱动。政府所需做的，与其说是生搬硬套的“支农”，不如切实地消除各种各样城市和农村之间市场互动的障碍，如解决好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进入门槛问题、欠薪问题、农村产品进城交易问题以及农民安家落户在大大小小的城镇的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幅射农村问题解决，则“三农问题”的大部分即可解决。 几年前，温铁军先生曾提出，“汝果欲支农，则功夫在农外。”这是真正精通“三农问题”的方家之论！ 第43节 Econ 部落的烦恼 《万科》周刊 何帆 遥远的极北之地，有个部落叫Econ。这里天寒地冻，一年中倒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融。狂风刮过戈壁荒滩，把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刮得呼呼啦啦转圈跑。严酷的生存环境让Econ部落的人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格。他们吃苦耐劳，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坚持锻炼，每日里忙忙碌碌、打熬身体。Econ部落的人既不会莳花种草，也不懂吟诗作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爱好——搜集一种叫货币的古董。在这个部落里，聚敛货币几乎成了一种艺术。 在外人看来，Econ部落缺少优雅的举止、华美的言谈，总是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但他们也不得不佩服，Econ部落的人思路敏捷、行动迅速、精明过人。尤其让人生畏的是，Econ人纪律性很强，对部落荣耀有着一种近乎宗教的热忱，加上民风强悍、生性好斗，是群很不好惹的家伙。屈指算来，在SocialSciences这块大陆上，Econ部落几乎可以算得上最为荣耀的帝国了。 部落人丁兴旺，有很多家族，但是最为显赫的有五个：赫父、麦地、吱呀哥、四担福、贫思顿。Econ的酋长是由这五个望族的族长轮流担任的，这次坐庄的是赫父族长。部落中的大事，往往由五家的族长联席表决。Econ部落充满着民主、和谐的气氛，即使没有大事，五家族长也常会聚一聚，交流交流感情。 这天，五家的族长又聚到了一起。窗外正下着大雪。虽然只是下午，天色已经非常昏暗。屋内烧着一盆炭火，围坐在火盆边上的五个族长脸庞都映得通红。赫父族长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干咳了一声，说话前清了清嗓子： “各位老哥，你们还记得吗，我家有个老妹妹，20年前嫁到了Psychology家。她嫁过去不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我把他举起来想看得更仔细，没想到这小子着实不客气，一泡尿浇到我的胡子上。如今这小子已经长大，出落得玉树临风，当真是个人物，不久前还得了Noble奖，也算给咱争了口气。” 赫父族长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打量各位族长，发现他们个个面色呆板，一言不发。Noble奖本是社交界的最高荣誉，每年只授予最杰出、最有风度的个把精英。获奖仪式上，这些精英出尽风头。他们高坐于金光闪闪的宝座上，听着合唱团的颂歌，接受大家的献花和赞美。会后的宴会上，有最精致的食物、最醇正的美酒、最艳丽的女人。像Econ部落这样的农民，本来是和这种场合无缘的。20多年前，有个和Econ部落私交甚密的大银行家慷慨解囊，为Econ部落在Noble奖上捐了个长凳，所以每年也会有一个Econ人躬逢盛会。尽管长凳坐着不如宝座舒服，有时候也会受到其他精英的白眼，但是总归也是件十分露脸的事情了。 五个族长中要数麦地族长最为年轻，也更为气盛。他看到其他几位族长均默不作声，面有不悦，忍不住冲着赫父族长发话了：“Noble奖说好了是给Econ部落的人，虽说你那外甥也是咱们的亲戚，但他从来都没在Econ部落住过。把这么重要的大奖给外人，我总是想不通。再说了，我最看不惯这小子的狂劲。最近他到处胡说，甚至诋毁咱们的宝物‘理性人’眼镜。这像是Econ人说的话吗？” 麦地族长嗓门很大，边说边摇头。其余四家族长都情不自禁地向屋子里朝北墙边的一张桌子望去。桌上一个精致的水晶盒子里，摆放着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乍一瞧很像普通的墨镜，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周身发着幽幽的绿色光芒，显然是用上乘的玉石雕琢。 部落长年生活在雪地之中，阳光反射之下，雪地格外刺眼。很久以前，Econ部落的祖上发明了这种被称为“理性人”的眼镜。戴上“理性人”眼镜，看到的色彩柔和多了，眼睛顿时会觉得好受。 透过这种眼镜看到的世界基本上只有黑白两种色彩，但是Econ人已经非常娴熟地掌握了透过黑白色彩之间的深浅把握复杂的世界面貌。久而久之，戴“理性人”眼镜的人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在他们看来，色彩就是要越单纯越好，生活就是要越简单越好。曾经有个到过Econ部落采风的摄影师告诉他们，用黑白两色拍出来的照片比用彩色胶片拍出来的照片更有味道，这句话深得Econ部落的赞赏。他们的哲学就是要追求最简单、最有普遍性的概括。“理性人”眼镜就这样逐渐成了Econ部落崇拜的图腾和外人眼里Econ部落的象征。 但是，最近不断有嫉妒Econ部落的人说用“理性人”眼镜看到的世界是片面和扭曲的。他们嘲笑Econ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彩虹。别人说三道四倒也罢了，但是最近那个刚得到Noble奖的小子也大肆鼓噪，说戴“理性人”眼镜久了，视力会退化，性欲会减弱，说得Econ部落里也有人惶惶不安。 赫父族长苦笑了一下，说道：“麦老弟，这正是最近让我心烦的一件事。我们Econ部落一直被外人叫做帝国。周围的部落过去一直是向我们朝贡的，来的时候一包一包地拎土特产，走的时候还总是神神秘秘地趴到我们的耳边，说能不能结成亲家。我们不是过去也议过这件事吗，当时想的是，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将来邻国的王子不就都是Econ部落的骨肉了吗？谁曾料不是这么回事，有的女儿嫁过去在婆家受气，生的儿子也有很多像Psychology家的这小子一样，梗着脖子就不认舅舅。” 他看看吱呀哥族长，说：“吱呀大哥，听说你那大女儿嫁到Law部落，最近回娘家也是哭哭啼啼的？” 吱呀哥族长年纪最长，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一直闷着头、眯着眼抽水烟袋。听到赫父族长叫他，他喷了一口烟，这才睁开眼睛，瓮声瓮气地说：“儿女大了不由娘啊。当初我家姑娘嫁到Law家，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是他们两情相悦。那阵子Law家的小子天天在我家楼下唱歌，把我姑娘的心撩得忽悠忽悠的。我家姑娘大伙也知道，人很贤惠，长相却一般，爹妈也是总为她操心，看到Law家的小伙长得又俊，人又上进，赶紧就帮他们完婚了。刚嫁过去小两口好得不得了，我那闺女名字都改了，叫老衣氏（lawandeconomics）。可是Law家是个大户，兄弟姊妹又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矛盾太多了。Law家小伙又是个孝子，听不得对他妈有半句不是。我那闺女连有过几次委屈，跟丈夫一说，他反而暴跳如雷。婆婆更是和小姑子们一起来排挤她。我实在看不下去，都想劝姑娘离了算了，可那闺女死心眼，说什么等丈夫再成熟些，就会更沉稳。叫我看，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嘛。” 四担福族长插了句话：“吱呀哥，你们家不是还有个小儿子在外面闯荡吗？听说他在女孩中很受欢迎啊，在Sociology部落还被人叫做少女杀手呢。” 吱呀哥族长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一开始大家觉得他特别能侃，总是把小姑娘侃得眼泪汪汪的。但是后来就发现，他太花心了，稍微有点姿色的小姑娘他都要上去套瓷。最后不知怎么穿帮了，几个小姑娘凑到一起对证，敢情他跟每个姑娘说的都是一套，要么是成本收益，要么就是供给需求，听都听腻了。我那小子就是有这毛病，他从来都是自说自话，不会听听人家小姑娘心里到底想什么，现在也吃不开了，媳妇还没找到呢。” 本书来自www.abada.cn免 费txt小说下载站 贫思顿是五个家族中人数最少的，贫思顿族长等了很多年也没轮到当酋长，所以他在族里说话特别小心，轻易不表达意见，专拣别人爱听的说。他一脸羡慕地望着麦地族长说：“麦地家这几年不是总在招赘吗，那些外国的小伙都心甘情愿到我们Econ部落当女婿，说明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呀。” 麦地族长正得意地微笑，吱呀哥族长就不耐烦地打断了贫思顿族长的话头：“你觉得那是好事啊？我听说这几年Math部落的男孩都往Econ部落跑，麦地家的好几个最漂亮的女儿都叫他们娶了。Econ部落的男孩反而倒不受待见了。我们这些年本来就男孩多、女孩少，再这样下去，不是打光棍的要越来越多了吗？再说Math部落的那几个小子，他们要是把女孩带走，我老人家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现在倒好，入赘了，定居了，天天领着花枝招展的太太招摇过市，还在大街上当众拥抱亲吻，像话吗！” 麦地族长脸红得像猪肝。他不自觉地摇着头，说：“老爷子，这都什么年代了，您的头脑也该解放解放了吧。” 吱呀哥族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该解放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的洋派作风。头发都染成五颜六色的，有的还剃半个秃瓢，这就是解放了？我尤其看不惯他们做的活。我跟你说吧，早就有人反映了，他们中有的家伙干活时从来不戴‘理性人’眼镜，就会搬弄些什么舶来的玩意儿。欺负我吱呀哥没有出过国怎么的？我比你们知道得多，那些东西在Math部落早都过时了，像垃圾一样丢在街上没人拣，只有我们这里才像宝贝一样供着。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去捡别人的垃圾，小麦，你说说，这就是思想解放？” 吱呀哥族长的辈份要比麦地族长高一辈。麦地族长见老爷子越说越来气，也不敢顶嘴，只是十分地不服气，兀自把头摇得更快了。赫父和麦地是邻居，麦地族长也是大家一致推选的下一任酋长候选人。赫父族长想替麦地族长挽回些面子，这时不紧不慢地说： “吱呀大哥，我倒是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Econ部落现在有些衰败的气象，跟您老人家当年的路线有关。想我Econ部落的人都好打抱不平，当年出了位大侠，江湖上都尊称他为凯爷，凯爷不仅武艺高强，还爱仗义直言，出谋划策。您当酋长那阵子，您族里也出了个大侠，人称弗爷。弗爷专爱挑凯爷学艺不精，他逆炼经脉，居然最后比凯爷的武功更强。可是弗爷从不允许他的弟子行走江湖，只许他们在家里照口诀练功。他老人家自己过瘾了，江湖上Econ部落的名声可是大不如以前了。” 吱呀哥族长摆了摆手：“那些江湖恩怨，现在说他作甚。可你说我们没有弟子行走江湖，可是冤枉啊。前几年东欧、中亚、南美、东亚，不是都有我们吱呀哥小子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吗？最近有个四担福族里的怪人，在江湖上走了两三年，回来之后竟然性情大变，专门批评Econ部落的同门。兄弟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于我们自己不团结啊。” 吱呀哥族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扫了其他四位族长一眼。席间忽然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四担福族长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欠身而起：“四位大哥，时候不早了，我已经约好今晚有个饭局。Politics部落有位长老来谈合作办学的事情。”其他几位族长也应声道别。赫父族长慌忙起身，拱手送别各位族长。 出得门来，雪下得仍急。赫父族长踏雪而归。夫人已经在家中温好了酒菜。赫父族长坐到桌前，拿起筷子又放下，忍不住长叹一声。夫人忙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赫父族长讲述了今天聚会的情形。夫人如释重负：“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们大老爷们，这种事情还拿得起，放不下？天天说分工啦、合作啦。该分工就分工，该合作就合作，愿意娶过来就过来，愿意嫁出去就出去嘛。都不是小孩子了，过得好是人家自己的事，过不好也用不着你们操心。我倒觉得跟外边有娶有嫁挺好的，麦地家刚生的那几个混血儿多漂亮啊——哎，听说在Psychology家的那个大外甥挺会给人算命的，什么时候跟他说说，让他也给我算一卦？” 第44节 难题还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 《万科》周刊 赵晓 学界奇才 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像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 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与我握手，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一文。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 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宏观经济研究组广泛引用。 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以及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 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老实实地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却被他批成了侏儒。 读者朋友应该想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甚为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捧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厚道。 “造反派”风格 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 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20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本国的贸易壁垒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贸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 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使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误入歧途？ 无需再举证书中的言论，看看斯氏的标题，自可知斯氏矛头所向：“全球化机构的承诺”、“未能兑现的承诺”、“选择的自由？”、“东亚危机：IMF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全球性推向崩溃的边缘”、“谁失去了俄罗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其他危害”。 斯氏的“中国药方” 激烈批评国际组织，反思当前全球化之害，斯氏不忘举出波兰、中国等在他眼里看来是全球化的另类并给予了赞不绝口的评价，以更显国际组织导向之荒唐。书中的第7章“通向市场的更佳途径”，便盛赞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可替代战略，而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以5.6％的速度下降。 读这段论述时，我想起了斯氏的一个经典手势，那就是在许多会议上，只要讲到经济转轨，他都会将两手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字形。斯氏的意思是，下降的手臂代表的是俄罗斯，它在不断地往下走；上升的手臂代表的是中国，它在不断地往上走。如此，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好，还用得着争论吗？ 可惜的是，似乎无用争辩的事实在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却依然存在着不屈不挠的争论。比如，萨克斯、杨小凯都在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并批评中国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中去。而对于斯氏所盛赞的中国，有许多并不令人满意的绩效——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环境损失、能源和资金以及效率损失，还是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正在引起诸多非议和担忧。 很显然，斯氏关于中国的评价很高，以致于太高了。我估计许多中国人都不敢接受。 斯氏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也已经在国际上遭到激烈批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思·罗格夫就委婉而又坚决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斯氏学术上是天才，但在政策制订上过于简单，并且过于自信和自夸。他批评，当IMF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时，斯氏却不顾大局像英雄一样在大搞“揭发”，这完全有可能造成当时的信心危机，而斯氏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未必合符情况。他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斯氏也许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斯氏最近到中国来，顺便演讲和宣传他的这本新作。在最近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讨论到中国经济过热，斯氏侃侃而谈，建议中国政府放任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出口征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让在场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不敢接招。而以我对中国经济多年的观察和认识来看，斯氏对于中国的药方实在太过简单，大可怀疑。 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致地读斯氏的新著，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前是杰出的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 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辩不出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 中国古语有“一叶知秋”的说法，而货币主义旗手，当年独扎大营、挑战几乎整个凯恩斯学派的弗里德曼则说过另外同样引人深思的一句话：思想的浪潮常是世事的浪潮之先声。苏东变革后，全球化痛痛快快走了十年，但看今日斯氏雄辩滔滔，全球化的浪潮或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呢。 第45节 一位荆轲式的英雄 《万科》周刊 朱伟一 面对共同基金的种种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麻木不仁。难道美国股民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股民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吗？不会的。股民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半路杀出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一位为股民请命的孤胆英雄。确实，共同基金违规、违法的证据很难查，但共同基金如此丧心病狂，撒下弥天大谎，势必留下蛛丝马迹。美国的人民群众曾经多方投诉，向证交会和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反映过共同基金的各种问题。但证交会并不认真去查，而斯彼特慈尔不仅查，而且一查到底。 斯彼特慈尔劫富济贫，拿出券商吐出来的一部分钱，分给纽约州内的法学院和慈善基金，很有一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有些人说，斯彼特慈尔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2006年他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受益者便会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美国对斯彼特慈尔的褒贬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人有政治野心，想借整肃券商替自己扬名，以便在政坛获得更大的发展。但细想起来，斯彼特慈尔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扬名有可能，但他挑战华尔街金融寡头，政治前途不会看好——得罪人太多。斯彼特慈尔何等聪明的人，其中道理不会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最大回报是青史留名。可惜，中国现在就没有人想青史留名，还不怕“生后骂名滚滚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 斯彼特慈尔得罪的人很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请斯彼特慈尔到国会做证，向证交会主席唐纳尔德森介绍共同基金的丑闻。该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领导，而斯彼特慈尔也就是我们省里的司级干部。正部级主席有请，斯彼特慈尔应该不敢不到。但斯彼特慈尔就敢不去，而且竟敢在同一天跑到另一处会议赶场，并在会上郑重指出：“美国人民已经对美国商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商界能按规则办事”。斯彼特慈尔还煽动部下，说是“证交会铸成大错，但却推说人手与财力不够。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这一谎言。”不错，仅仅是证交会稽查部就有830位律师，而纽约州检察长手下只有18位律师负责投资者保护，但却对大券商不断出手，让他们胆战心惊，有时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很有一些人视斯彼特慈尔为英雄，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律师”。 在斯彼特慈尔的感召之下，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也说出了一些内情。莱维特承认，证交会本来是可以多做些工作的。他说：“回过头来看，许多领域内我本来是应该监管的。”早在任上莱维特就试图加强对共同基金的监管，但因国会内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阻挠而作罢。但莱维特当时为什么不仗义执言，披露黑幕？还不是因为当时股市不错，莱维特想多当几年盛世监管者。 再看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此人如此不顾“大局”，如此破坏“安定团结”，换在新兴市场国家，多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能让他自由泛滥。当然，这种假设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地方，斯彼特慈尔这样品性的人是干不到司局级的，很可能正处级也干不到——不听招呼还行？！ 从客观条件上说，从法律构架上说，美国是联邦制，各级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主体。所以斯彼特慈尔虽然只是一个州的检察长，但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干部一比高低，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证交会争锋。当然，联邦制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民选。斯彼特慈尔是纽约州市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布什总统奈何不得他，纽约州州长也奈何不得他。 斯彼特慈尔确有“一人敌一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但我们不必自惭形秽，也无须谈什么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有过。秦朝万乘之国，荆轲却有压倒秦王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暴君所屈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之气。但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多的是搔首弄姿，多的是东张西望的巧笑，一遍又一遍地列数各种成绩，一遍又一遍地讴歌各种壮举。明明是花奴打鼓，文人娱国，非要美其名曰“天风惠我伯牙琴”。中国缺少斯彼特慈尔这样的勇士，多的是像公鸡那样整天报晓的主流经济学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一个出家的和尚，便有如此仗义行侠之心。都说唐朝盛世，什么是盛世？这就是盛世！李白一介书生，在今天多半会被打成百无一用的另类，可他也有“别时提剑救边去”的铿锵之句。 第46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万科》周刊 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 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 第47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万科》周刊 哈耶克三访台湾 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 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 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 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 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 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 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译，听众爆满。 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 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 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 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 第48节 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 《万科》周刊 秋风 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 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 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 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 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 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 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 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 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 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 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第49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 《万科》周刊 万杰 加息周期，汇率吸引眼球 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当1997年整个东亚笼罩于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之下时，中国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定。作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积极财政政策。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渐渐由通货紧缩转入通货膨胀，人们担心的焦点，由内需不振转为投资过热。 自2004年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CPI（消费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存款利率、PPI（生产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的非正常现象。由于银行存贷款双双出现负利率，央行加息势在必行。自10月29日央行9年来第一次加息开始，中国进入加息周期。 通货膨胀导致负利率，负利率导致加息。进一步追溯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会发现，中国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低估——按现行汇率中国国内物价低于国际水准。 因此，中国当前的所谓汇率问题（人民币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所谓利率问题（通货膨胀、负利率、加息），系出同源，且殊途同归。解决了汇率问题，利率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汇率问题也会自然消失。总之，或者人民币升值（道路1），或者国内通货膨胀加升息（道路2），或者双管齐下（道路3），中国必须在三条道路中做出选择。 从目前情况看，央行选择了首先升息，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道路1。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悬念只在于人民币何时升值、以何种方式升值、升多少。 现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升值者据说找到了八大理由，而主张升值的理由更多。在加息周期终于登场亮相的这一刹那，另一个舞台上犹抱琵琶的人民币汇率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外汇政策诸形态及利弊分析 任何一个发行货币的现代国家都有外汇政策。外汇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兑换政策，二是汇率政策。 兑换政策有两种，一是自由兑换，就是民间（包括境外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外汇，当局不作干预；二是外汇管制，就是民间必须得到许可或通过指定渠道进行外汇买卖，当局可以禁止某些买卖行为。 汇率政策也有两种，一是管制汇率（或称固定汇率），就是汇率由官方规定或者官方以市场手段将汇率限定在它期望的水准上；二是市场汇率，就是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局不做干预。 由于市场汇率的前提是外汇自由兑换，因此外汇政策一共有三种基本形态：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外汇管制加管制汇率）、完全自由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市场汇率）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管制汇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汇管制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外汇管制严重损害境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资本流入。境外投资者因为害怕将手中的外币换成本币后无法换回，因此不敢做长期投资，只有少数敢于承担风险的投机资金会进入一切快速周转领域。要让境外投资者没有后顾之忧，必须允许货币自由兑换，或对外资的撤出做出长期承诺。 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也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因为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所以当局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价格，而调控的前提是，当局手中必须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旦碰上本币换外汇的高峰，而当局外汇储备用完，管制汇率就宣告崩溃。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理论上看，自由的外汇制度是最好的，没有以上两个弊端。但如果全世界非主流货币都采用这种外汇制度，将导致交易成本严重上升，国际贸易从业者无所适从。假如全球有100种货币实行自由外汇制度，那么将有上下浮动的4950种汇率，这等于将国际货币市场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史前时代。所以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半管制外汇政策，尽管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 中国目前对国内居民采用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而对外国机构和人员实行官方指定汇率、统购统销的特殊政策。这种外汇政策的优点有两个，一是国内居民资金无法进入汇市，降低了遭遇金融风暴的风险；二是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不会削弱外资进入的吸引力。 但这种外汇政策也有缺点。它在国内实际物价与国际市场平衡的情况下非常稳定，但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可能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一是可能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取短期暴利；二是将可能导致逐利资金以实物贸易替代汇市操作，引发国内的物价波动和利率危机。中国当前已经感受到这种尴尬局面的威胁。 中国输入通胀与人民币升值压力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状态，国内市场一经启动，就呈现井喷式增长；加之外汇管制对外国居民网开一面，中国迅速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国内市场的快速启动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尤其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但是产能增长反映到货币供求上需要一段时间，因而汇率难以随之做出紧贴式的调整，这就导致中国的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渐渐走低。尽管对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估测，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从10％到40％相去甚远，但人民币被低估则几乎无人加以否定。 人民币被低估为国外逐利资本提供了快速赢利的机会。比如：将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购买物资，然后销售到美国市场上再得到美元——这一赢利模式相对于在中国做直接投资，风险更低、收益更高、操作更简便。 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导致从美国到中国的单边货币流和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美元储备急剧增长。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边贸易同时破坏美国和中国的物资－货币均衡，导致两个国家都出现物价波动。 在美国的一侧，由于货币流出和大量非本土生产的物资涌入，导致了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在中国的一侧，由于美元换成的人民币全部投入市场，与本土消费者形成竞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输入通缩，中国输入通胀”。 短期内看，输入通缩对美国构不成致命威胁。首先美国的经济总量远大于中国，对华贸易所占比例有限，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幅度也有限。其次短期内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要容易，美国只要适当增发货币，就等于向中国收取铸币税，无偿得到中国的物资。 第50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 《万科》周刊 但中国输入通胀，对国内市场冲击极其巨大。而治理通胀的难度远大于治理通缩，无法治理的通胀，必然伴随利率危机，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但利率调整对于资本市场将构成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而这种呼声，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个别行业的实际利益受损。中国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相比，存在结构性差异。因而从中国流向美国的物资流，其类别组成并不均衡。它对美国市场的冲击，不仅降低整体物价，更改变美国国内的物价结构。那些与中国产能重合的行业，因价格上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而面临被挤出市场的危险。这些行业及其政治代表，必然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交涉，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二是人云亦云，占了便宜又卖乖。将贸易顺差视为好事，贸易逆差视为坏事，是近代欧洲重商主义的一贯传统。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益最大的是美国消费者，但美国政界部分人物或者是不明其理、真的糊涂，或者是转嫁矛盾、故作糊涂，总之以贸易逆差为理由，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或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三是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短期利益背后的长期危机。对外的贸易逆差，短期看是美国发行货币而无偿占有其他国家物资，但长期来看则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一旦这些流出的货币返回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物资，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国家，不可能限制境外主体入内购物。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外来物资将抑制美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增长，进一步扩大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及其杀伤力。而如果人民币被低估，从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就不可避免。按照美方统计，２００２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１０３１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２３。７％，中国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出于这种担忧，一些美国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促成人民币升值。 对人民币升值的诸多忧虑皆不能成立 既然美国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国自然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说法。近期在围绕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中，出现了不少对人民币升值的忧虑。但严格来说，这些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无一成立。 理由之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比如，在人民币对美元8：1的情况下，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40000亿人民币，假如人民币升值为对美元6：1，则外汇储备整整缩水1万亿人民币。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中国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可以拥有无限的人民币供应来源，毫无必要将手中美元主动兑换为人民币，因此以人民币折算额作为外汇储备的价值尺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美元储备为例，美国物价上涨会导致其缩水，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会导致其缩水，但人民币升值绝不会产生同样的作用。 理由之二是，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到外资进入与国内就业。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中外之间的物价差距必然要消除，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消除，就会以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方式消除，最后的结果都是中外物价趋于平衡。选择人民币升值还是选择通货膨胀，二者必居其一；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最终影响二者相同（尤其人民币缓慢升值与通货膨胀相比，对出口的影响无论短期长期都没有差别），但对于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升值远小于国内通货膨胀。因此，出口竞争力、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就业都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有效理由。 理由之三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利，并侵蚀中国外汇储备，带来金融风险。这种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所谓热钱套利，指的是在预期人民币升值前，外币以投资名义进入中国兑换人民币，待人民币升值后，再兑换回美元，撤资退出中国。除非中国修改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和撤资汇出承诺，否则无法制止此种套利行为，也难以规避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净损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额（截至9月底为5145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截至8月底为5450.29亿美元）基本相当，如果在外汇储备遭受损失后，随之发生外资的大规模撤资，中国外汇储备确有不足支付之虞。 但问题在于，即使人民币不升值，这一漏洞仍然存在，热钱还是可以进入中国套利，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因为人民币不升值，就意味着国内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热钱在进入中国后，可以任意购买实物资产，坐待通货膨胀完成，然后兑换美元撤出中国。除此之外，热钱还可以直接在中国购买物资拉到美国卖掉，顺顺当当赚钱。要尽可能避免热钱的套利，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更多热钱进入中国前，壮士断腕，立即升值人民币并一次到位，如此可以将以上两个漏洞同时堵住。所以，对热钱进入中国的担心，不仅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反而是人民币应该尽快升值的理由。 理由之四是，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夸大通货紧缩的危害而忽视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是收敛性的，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那样的恶性循环，而治理通货紧缩，难度也远低于治理通货膨胀。在中国产能急剧提升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通货紧缩是正常现象，日后自然不药而愈；而现在中国对投资过热存在高度警惕，但通货紧缩正好对投资过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边搞宏观调控，一边担心通货紧缩，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理由之五是，可能增加国内低收入阶层负担。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理由，就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暴富效应”，此消彼长，低收入阶层的支出负担可能加剧。问题是，这种“此消彼长”的简单思维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所谓暴富效应，指的是社会富有阶层的财富按外币计算突然上升，但是这对于低收入阶层有何影响呢？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即使有也是正面影响居多。外币财富上升将促进进口，抑制出口，更多物资将进入国内市场，物价得到平抑，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这显然是福音而不是灾难。 人民币升值：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综上所述，对人民币升值的各种忧虑皆不能成立。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是远远优于国内通货膨胀的选择。 从理论上看，人民币应该立刻升值，而且应该以迅雷掩耳不及之势一次到位。虽然短期内这对出口部门会造成一定损失，也会影响部分就业，但是长远来看，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不是轻易可以做出的决定。 要消除热钱套利的空间，升值又不能一次到位，那就只有将升值的步调放到极其缓慢，以使套利者的可能收益低于其机会成本。因此，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也很可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缓慢到贯穿整个升息周期。 现在，央行已经第一次升息，从后续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喜的是资本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尚可接受，忧的是通胀的势头没有明显变缓（即使从理论上看，升息也只能适度遏制PPI，对CPI没有直接效果）。因此，这次加息只能算是一次反响不激烈的试探。决定人民币是否升值的，是下一次加息。如果第二次升息后资本市场仍没有出现激烈反映，且通货膨胀尤其是PPI指数出现回落，则升值的计划可能继续被搁置。 除了是否升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升值的步调选择。如前所述，中国最可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在3－5年内缓慢升值，与加息双管齐下并保持同步。初步推断，人民币每年升息的幅度应该不超过3％。这个幅度低于美国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对于热钱来说，这样的收益率对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吸引力，可以基本消除对热钱套利的顾虑。 汇率变动：几家欢乐几家愁？ 各行业受汇率变动的短期影响，可以按照其外贸依赖情况分为三种类型：进口依赖型、出口依赖型和外贸无关型。 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对进口依赖型行业有利，对出口依赖型行业不利，对外贸无关型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常识，无需赘述。 而长期来看，因为人民币升值是国内通胀加升息的替代路径，而升息对企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负债率。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长期影响与外贸依赖类型关联不大，而与行业的负债情况关联很大。 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交易双方的综合负债率一般较高，对利率比较敏感。人民币升值可以舒缓加息的压力，减少加息的上限或缩短加息周期，对这些行业来说是极为利好的消息。 另一方面，加息压力的缓解，对上市公司股价也非常有利，而利率敏感行业上市公司所受的影响又将高于大市。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就得看中国政府的决策和手腕了。 第51节 闪耀于上空的云层之上 《万科》周刊 悼念董辅礽先生 巴曙松 年7月30日，我正在深圳参加《福布斯》中文版的基金年会，忽然先后接到北京学界几位朋友的电话，告知董辅礽先生在美国逝世。尽管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真的，我还是马上通过电话向其他几位朋友求证，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次日早上遇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刘纪鹏教授和曹远征教授，再次向他们问及此事，直到董老师的学生、我的朋友杨再平博士电话通知我8月7日在北京参加厉以宁教授召集的董老师的追思会，我才真的相信，董老师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晓命运无常。即使如此，在获悉董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中来。 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 积累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和认识之后，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学会了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至少能让董老师知道我对他的尊敬和感谢。 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回视，宛如眼前。 当年在武汉读书时，我了解到，董老师每次到武汉，基本上都要去拜望张培刚老师，一次董老师拜访张老师之后，到东湖附近的一座宾馆开会，学校派我给董老师送一份材料，算是我第一次单独接触董老师。当时我正在读载有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本文集，我向董老师提及此书，说读后觉得有收获，能够比较简捷地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董老师不以为然，反问我说：那本书真的好吗？还是直接看一些经典的原著更好吧？我第一次领教了董老师的率直，也记住了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治学原则。直到现在，我还以“好为人师”的导师身份提醒我的研究生：要读经典原著。 随后的求学期间，在不同的会议上，我能够比较经常地见到董老师，聆听他的指教。在张培刚教授80寿辰庆贺会上，董老师作为张培刚教授指导的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结合张老师的治学与人生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以董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造诣，其尊师之情，让我印象深刻。 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结束了，开始要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步就是求职。我喜欢北京包容、平静、开放的氛围，希望到北京工作。张培刚老师基于我的求职愿望，提笔向在北京的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在北京求职。 我首先通过同学李佐军博士找到董老师在三里河的家中，董老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亲笔写了两份推荐信给他的两位事业上卓有成就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厉以宁老师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厉老师当时十分狭窄的住所中，他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且积极为我提出建议。当时的我一方面是面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年少无知，在两位老师的推荐遇到一些操作性难题之后，就忙乱地转而报考其他机构。 董老师和厉老师都是异常忙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如此细致地为我设想，除了张培刚教授的影响之外，两位老师关爱年轻人的胸怀也可见一斑。前一阶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日本的有关金融机构主办一个关于中日金融合作的论坛，北京大学方面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厉老师签名的邀请函，感于当年厉老师的热情帮助之德，我推辞了另外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会议，专门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必恭必敬地向厉老师呈送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会议上十分忙乱，来不及与厉老师细谈。出门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对厉老师说，我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厉老师拿起我的书，指着封底上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张培刚老师吗？”然后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开了。 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北京工作之后，尽管与董老师同住一个城市，但是考虑到董老师异常繁忙，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愧对董老师当年对我的关心，无颜去打搅董老师，所以反而联系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文章、观点和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读时亦觉亲切。期间曾经有一次联系过报考董老师在社科院的博士，董老师答复说，刚好那一年没有轮到他招生，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从而转考中央财经大学了。 在此期间的见面，就基本上是在一些论坛上，董老师在讲坛上侃侃而谈，我则是在台下认真记录，并且在内心向董老师表示深深祝福的听众。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内向的、甚至有些羞涩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能知道董老师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地打听董老师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我心中十分替他高兴。 我在香港工作时，常会从深圳坐飞机返京。一次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走过安全检查门，等到我追过去找，他已经走得不知去向，让我在人来人往的深圳机场颇有一些怅惘。不过看到董老师还像一个独行侠自如地奔走各地，还是让人感到高兴。 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在经历了多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杨再平读完董老师的博士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博士后，师从胡乃武教授；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随胡乃武教授作博士后的，后来因为手续等方面的技术原因，转而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所以是差一点与杨再平博士成为同门师兄弟的。有了这个渊源，我经常通过杨再平博士了解董老师的一些状况，所以虽然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是对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十分熟悉。杨再平博士邀请我参与这个小组，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与杨再平博士的谈论中，我多次提及过董老师为他的学友、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小组，由杨再平博士、叶辅靳博士和我组成。杨再平博士和叶辅靳博士都是董老师的亲佳弟子，对董老师的经济思想更为熟悉。所以第一次在董老师的新家中讨论提纲时，董老师特地赠送给我一套比较完整的著作，这使得我有机会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演变框架。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年给我的帮助；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评委中又经常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我获奖，才从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 我又说，我其实一直希望有机会多拜访董老师，向董老师学习，但是惟恐冒昧；何况自己一无所成，经常拜访反有攀龙附凤之嫌。董老师退休后，连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我倒是有机会聆听他指教了。现在想来，幸亏我当时抓住机会向董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不然现在就更为后悔了。 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出患有直肠癌。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研究，是此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目前也有一种新药在试验中，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电话指导书稿的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的遗作了。 董老师去美国治疗之前，不少友人前去送别。我考虑到董老师已经检查出重病，人来人往可能不利于身体恢复，不当有过多的应酬，于是给董老师写了一份电邮，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去送别的原因，同时祝福他顽强的生命再次激发活力，尽早康复。董老师很快就回复我的电邮，情绪也十分稳定乐观，我心中稍感宽慰。 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送别董老师去美国时，七尺男儿，当着董老师泪流满面。我对韩志国一度表示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的送别就是最后的诀别？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 董老师，从今而后，他将从美国归来，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第52节 自发的法律与自由市场 《万科》周刊 秋风 自亚当斯密以来，尽管经济学界的风向几度变幻，但大多数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市场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当然，自由市场首先需要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而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学家都会同意，只有法律之治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显而易见，在法律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然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自由，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扭曲。 经验的事实是，共和时代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 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 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 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心中，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是这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 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科学专家。” 对于普通法，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 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样描述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 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发布的所谓裁判官法。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地影响实体的诉讼，从而创造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息地创造法律。 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法律。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时代。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理论和裁决编篡而成，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 市场经济与普通法 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历史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英语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惟一法律之时。”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 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学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就像在计划经济与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学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个领导们作出的，而他们对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们确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结果也受到这一知识的有限性的约束。” 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论证的“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对于计划人员，还是对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心地谋求公众的利益，即便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知识局限性问题。 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谈论得够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不过得其皮毛而已。一部立法总是普适地试图规范所有人之行为，然而，立法者却注定了是“无知的”。“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凭本人而不与相关的每个人合作，创建出指导所有人现实活动的规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与所有人无穷无尽的关系网络中。不管是民意调查，还是全民公决，或者是政治磋商，都不可能使计划经济中的局长们发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那么，同样，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备决定这些规则的能力。” 而哈耶克论证了：市场是一个发现信息、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古典罗马法、普通法为代表的自发的法律秩序，也是一个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最有效的程序。因为每个法学家、每位法官都参与了法律的创造，事实上，每个民众也参与了法律的创造，正是当事人的争议活动引发了法学家和法官对习俗、司法先例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所以，古典罗马法和普通法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创造之法”。这一过程，集中了有关社会生活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而任何一个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因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说总是不很适宜的，就像再严密的计划，最后总是要落空一样。 自发的法律与企业家精神 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能够真正做到“与时共进”。它允许人们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与理智的人认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们甚至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提交给法学家或法官来解决。法学家、法官为解决这些千变万化的纠纷，必须以全部的智慧，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新的规则。在这里，法律在适应创新，只要你的创新是正常人认为合理的。 因此，只有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会层出不穷。而这正是市场发育、社会繁荣的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秩序又是稳定的。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因而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和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家必须比较准确地预期他人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而规范人们行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变动，因而，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剧变化，会使企业家损失惨重。最近20多年来的企业家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立法也不能确保这种预期的确定性。表面上看起来，立法白纸黑字，非常精确，事实上，立法总是立法机构中临时凑合成的多数意志的表现，而通过运用种种政治技术，少数派可以很快变成多数派，从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地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机构不可能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时期内，法律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动。在罗马，“法律永远不会在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且，一般情况下，法律也永远不会受制于某次立法会议或某个人（包括元老或国家的其他执政者）的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 罗马法、普通法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确定性”，为企业家进行大胆创新提供了风险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罗马法和普通法的灵活性又为容纳企业家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对于企业家活动的规则框架来说，法律体系既稳定又灵活，既能提供稳定的预期，又能提供创新的激励，在确定性与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还有比这更优良的品性吗？ 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 古罗马、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19世纪以来的美国证明了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自由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具体的纠纷，而要解决本地人之间的纠纷，当然要看争议人所在的社会的习俗、惯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来自英国的普通法法官，却会以《大清律例》或广东的习俗作为实体规则进行裁决。这样，香港社会就没有经历大陆商业社会的那种断裂。当然，这些法官也通过对中国原有法律、习俗的解释，通过零碎地引进英国的新规则，为当地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规则。这样，香港普通法的架构包容了中国传统法律、习俗、英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等等。 这是一个自发的淘汰过程，也是一个自发的融合过程，因而，最优良的规则、最能体现公意的规则被保存、传播，从而为香港商人提供了一个最为宽广的空间，给它们以最大的创新自由。 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人在谈论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体制的时候，在知识上也更多地转向美国，于是，普通法的若干规则也被融合进原来以欧洲大陆民法体系为范本的法律中。但仅此可能是不够的，孤零零的一些普通法规则不足以支撑自由市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具有与市场的自发性相对应的、一个自发的、无中心的法律生产制度，也即普通法的法律框架。假如有了这样的框架，它会自动地生成中国的市场制度所最需要的规则，不管其原料是中国的旧习，还是欧美的新规。 第53节 期待下一个十年 《万科》周刊 柳传志 万科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一条做减法的道路，我非常赞成。只要行业发展的空间足够大，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寻找行业发展的规律，是有可能做到利润持续增长的。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使得万科能够专注在这个领域里发展。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PC业，在2003年的时候，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大概在35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已经是27%。从这个数字来看，如果联想集团想要在中国PC领域实现100亿美元的营业额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迫使联想集团在两条道路中选一条，一条是向纵深发展，做一个世界级PC企业。还有一条横向发展。两条路一定得选一条，停在中间不动是肯定不行的，这两条路都有非常大的风险——这就是中国企业20年所遇到的难题。 我今天不想讲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联想集团下属的联想控股公司实现多元化的道路的想法。 联想控股公司由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拥有50%以上的股份，其他50%的股份是投资人所有，它下面有三间子公司。我自己的位子就是联想控股的总裁和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还是那三间公司的董事长。 今天我想站在联想控股总裁的位置上说几句话。2000年的时候，联想进行了分拆，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利用企业管理的实践来验证一下我们对选人、培养人、用人的体会。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选择、培养好年轻人，把他们放在领军人物的位置，由他们和我们一起来选择行业，然后由联想控股进行投资，用比较高明的方法把这个新的领域做起来。联想控股是一间投资公司，投的是不同的行业，也可以说是多元化，我们选择的行业一定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行业。 另外，既然我们选择了年轻的领军人物，对他们所要选择的行业也要充满信心。我们的要求是，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要在所选择的行业里坐上头把金交椅的位子，如果不行，我们就出售这个业务。既然是我们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上，能够让他和他的班子感觉到是自己的事业。做多元化行业，一个是要选择行业，一个是选择合适的人，配给他足够的资源。 第三是组织架构，这个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它能不能进行多元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选择的组织架构是子公司的形式，而不是事业部的形式。如果是事业部的形式，公司的总部至少有三个职能：一个是战略，一个是人事，一个是财务。很难想像一个企业又做电脑、又做房地产，又做投资，用一套体系去进行人事建设和人事激励，又去和高度专业化的企业竞争，还要取胜，这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研究过一个成功案例，但我们确实学不了。 而用子公司的形式就不同了，子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战略设计体系、执行体系、文化建设体系，让领军人物和领导班子有充分的主人翁感觉。我们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关键就是选好这样的领军人物：能够虚心向王石这类专家学习，但是又野心勃勃，希望能在若干年之后赶上、甚至超过王石——最起码能够平起平坐这样的领军人物。 因此，对联想控股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找到或者培育出领导人，能不能为这个领导人准备好资源，比如资金、比较好的和根源化的基础。在多元化的要素里面，领军人物和资金是最难解决的。 我主要想谈的就是组织架构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组织架构是适合多元化的组织架构。我很想做的事，是用5到10年的时间证明我们选人、用人是成功的，用这样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开展业务是可行的。今年是联想20周年，希望联想30年的时候，能够根深叶茂，希望10年以后能够和万科一起再庆祝30周年。 第54节 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 《万科》周刊 刘长乐 尽管20岁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年轻的生命，但是在中国企业里面算是寿星了。当然在座有很多的寿星，跟这些寿星相比，凤凰卫视是小弟弟，是晚辈，我们只有8岁，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成长的烦恼。 今天，我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发言，因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的专家。但是我讲的题目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无关，我们没有资格去讲企业成长的寿命、企业增长的机制等等问题，我还是就我在传媒业的一些想法，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些战略思维。 今天，我重点想讲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解读。和做企业相比，做媒体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有明星主持的细节上的细小甚微，一草一木，无论是节目的播映还是楼盘的创始，都要散发出健康人、自由人的快乐的信息。 我还记得王石先生“高于25%的利润不做”之道，而我们凤凰卫视一直倡导“憨商”之道，看长远重大节。商业固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有比利润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把凤凰卫视比作一只凤凰，她需要有：一、云天的志向，二、节目的翅膀，三、机制的长风。 首先，云天的志向是凤凰的凤骨。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大新闻不断的时代从事微型的媒体事业，这意味着我们有比别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表达空间，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存的风险，这都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一扇门，而是打开一扇窗，能够让国与国沟通，人与人沟通，实现思想观点的全方位的开创和多元化的教育。一位西方的开国人士说过，最终的国家安全是在于新闻自由。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世界的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全世界的华人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子有更大的理解，是人类的共识，也是凤凰着力要做的事情。 有一位华人歌手说过，歌手的成长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先是做一个对的歌手，不把词曲唱错，然后是一个的好歌手，最后是一个真的歌手。我想做媒体也是如此，在历经了对错之变，好坏之分之后，真相、真挚、真性情才能持久。对媒体而言，凤凰卫视深知明朗的建设性心态，不脱离现实的生存环境，又倡导道义担当，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第二，节目的翅膀。节目的翅膀是飞翔的能力，激烈的竞争是社会的活力。我们仍能微笑，欣赏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从反省中激发勇气，认为太阳每天新鲜，万物终将敞亮在阳光之下，这也决定了凤凰的风格形态，是追求大气、厚重而新颖，我们努力使新闻取其真，文化取其美，观点取其多元。最近凤凰卫视播出的广受关注的节目，那些镜头的剪辑需要客观地报道新闻，而隔着遥远的空间追溯，最后的山河岁月，其表达的或许暗合了某种事情的某个角度，将淹没的历史和现实匡正，让观众重新审视民族和战争。小之个人、大到国家的成长都需要命运的提醒，每个人自身也将在磨砺中一次一次地被提醒。 有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术事业成功得益于两条：一，历史实践要有层次感，而现实发生的问题必然会与我们遥远的时间点一脉相承。第二条，不说假话，有选择地说真话。假话事关品德，选择在于尺度。传统媒体的版图正在被新的媒体所削减，传播载体路径在变化，对传播理念和实践带来巨大的冲击。比如无线上网、网络宽频、手机彩信层出不穷，它们已经能对任何一场人质事件、奥运赛事实现及时全面的把握，台前和幕后都不再神秘，凤凰卫视只能与时俱进，甚至领先潮流，比如对艾滋村的报道，让感情和身体全面贴近真相。 如果说凤凰卫视“9·11”的报道解决了华语媒体在世界媒体割据中“有没有”的问题，那么伊拉克战争时，凤凰卫视已经回答了华语媒体“在不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现场，而卢宇光先生则在枪弹现场去回答了我们“行不行”的问题。卢宇光先生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的记者，这次对俄罗斯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他表现出了非常的勇气，他的职业道德和将事件披露的良心使得他在枪林弹雨中泰然自若，他与CNN媒体都发布了非常独家的报道，使得我们华语媒体有资格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专业气势。这就是充满专业激情的凤凰文化，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真知灼见的力量，因为深入才有洞察，因为热爱才能感动。 第三，机制的长风，是持久有序向前发展的保障。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同之处，其大多数归结到“人”这个字上。所以，对人的态度、对人的发挥是企业的最大战略。企业的本质决定企业的生命，品质取决于优秀人才的团队意志，取决于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同时还要有审时度势的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在用人上，我们首先尝试以专业人才明星化、品牌化，其次希望明星作为最大化，最终做到明星价值资本化，只有符合市场价值的规律，优秀队伍才能日趋优秀。 有人说名人揭示媒体的潜力，英雄揭示人性的潜力。我们既要名人与品牌的互动，也要促使英雄与史事的共存。凤凰八年只是蚕蛹破茧，当然，企业家们在究竟是采取大雁阵的管理风格，还是采取野游式的管理风格中间有不同的争论。我们注意到企业家的明星制像美国的CEO明星化一样，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我们希望有大雁阵的情况，前面大雁消失，后面的大雁也能跟上。 树木、楼房、城市、频道、梦想都在拔尖而起，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终不变的还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有关真诚、友爱、宽容，有关正义、和平、自由、公正，不会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质，它是人类的灵魂。 人生必有风险，所以引人入胜。现代科学已经作出了验证，每个人生命中所用只是人体本身智慧的7%，人自身的九成智慧仍然尚待开发。所以人生需要攀高，人生也能够攀高，在人生的攀高过程中，我们要战胜的还是我们自己，愿意王石先生和20年的万科与所有在座的企业家们一路共勉！ 第55节 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 《万科》周刊 王石 非常荣幸我第二次到讲台上来。既然主题是“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我就着重谈两点。其一，着眼于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谈谈经营万科20年的体会；其二，以10年为一个时段的话，万科已处于第三个10年的起点上，我们会有哪些考虑，或者说有哪些忧虑。 经营万科20年，我把握了两点，一是中国很朴素的传统思维：做企业如同做人，要有尊严，要有人格。1983年到深圳创业时，我33岁，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已经成型，非常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时深圳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之际，很快就形成权钱挂帅、拜金主义，权钱交易的不正之风蔓延开来。我本人始终坚持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丧失人格，丧失企业的尊严。不仅不能行贿，也不能受贿，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来讲，都不允许我这样做。在那个环境中坚持下来，是非常难的。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万科1988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我和管理层讨论制订股份制公司运作章程的目的，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还是做出来就要执行。如果仅仅是要从刚刚起步的股市筹钱，表面上可以写得冠冕堂皇，但背地里的做法可能是另外一套。最后管理层达成了一致看法，坚持要把万科改造为一家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股份公司，不但这么说，而且要踏踏实实这么做。当时有个担忧，在很不规范的市场里面，我们先规范了，会失去很多机会，结果可能被淘汰掉。但我坚持一点，宁可被淘汰掉，也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走下去。很高兴，万科与当时的风气保持了距离，而且我们还活得越来越好。 作企业要有尊严，这完全是受中国商业传统的启发，和西方商业伦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我作为一个有着深刻民族烙印的中国人所把握的底线。但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的成熟，本来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东西却成为了稀缺资源，到了今天才发现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危机，这个局面可能是当初和我同期的企业家都不大可能料到的。为什么万科能走到今天，而且越做越顺利，越做社会资源越多，我想更多地是因为我们的规范、守法，恪守企业的道德底线，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 很多人问我这样做在当时是不是很难？应该说不难，但是有困惑。 为什么不难？因为万科很清楚自己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走过很多探索之路甚至是弯路后，社会会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1999年深圳一位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出了问题，在工作中有权钱交易的行为。他一出事，深圳的不少房地产企业鸡飞狗跳，老总双规的被双规，住院的住院，出国的出国，失踪的失踪，一下子深圳市场静了下来。有一次我在酒店吃饭，有一个朋友就走了过来，很惊讶为什么我还在公开场合露面，其他公司都有问题了，你的万科这么大，就没有问题？我一下子就反映过来了，当时我真的很自豪。虽然做规范化，起步非常艰苦，但心态非常平衡，晚上睡觉踏实。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市场也给予了万科公平的回报。 去年以来，我到北大、清华的商学院，以及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交流，感到了一些困惑。当我谈到万科坚持的底线、王石从不行贿的时候，让MBA们举手表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不相信的，说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恰恰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社会共识来讲，大家都觉得做商业，行贿是正常的，虽然公开的道德都不允许，但私底下这成了大家都默许的规则。去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在云南召开，我和其他四位嘉宾交流了企业的商业伦理问题，讲了底线的问题，下面很多人不以为然。有位嘉宾很坦然地讲我行贿，下面的掌声很热烈。我想给他鼓掌的两个原因，一是引起了共鸣，二是欣赏他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敢公开说自己行贿，但他敢。旁边一位外企的首席代表，问我行不行贿？我很淡定地回答他：当然不。经营万科20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保持企业的尊严，如果这一点丧失了，企业哪怕做得再大，赚钱再多，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点体会是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很久，很多成型的东西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为什么王石好像总是不务正业，今天登山，明天飞伞，后天航海，其实我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看我在干嘛，而是看万科这几年发展得怎样。她的势头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顺利，就是因为万科选对了一个行业，树立了一个品牌，建立了一套制度，培养了一个团队。公司做得越好，王石越能放手，越说明万科正严格依靠现代企业制度来走。 去年我刚从珠峰下来时，有媒体问我是不是强人？我说你看我不像强人吗，不强的话怎么上珠峰。我的个性当然很强，我对企业也可以采取强人的管理方式，但很显然，这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现代企业更需要的是团队，是组合，你个人能力再强，也强不过团队。大师一人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的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分工、团队合作，以及人性化管理。所幸的是，万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脱离了中国“人治”的怪圈，保持了未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刚才项兵院长讲人才组合一定要实现世界性资源的组合，特别以欧盟为例。从中国来看，我们何尝不是一个联盟体呢？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差异性非常大，这个也给企业选择人才非常大的空间。我们是否考虑一下各种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呢？万科早期业务多元化，也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当时我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也强调举贤一定要避亲。在万科的同事中，没有我以前的战友、亲人和同学。这也是促成万科透明度很高的原因。 但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万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万科管理层来自江浙的多了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搞市场经济、做现代企业、培养职业经理阶层，在中国目前各地的文化背景下，江苏人、浙江人比较适合？值得研究。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企业的竞争最终是文化融合度的竞争。 万科发展到今天，特别幸运，选对了行业，为什么？按照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前五位的地产商占市场份额的总和应该是16－20％。也就是说，算术平均下来每家企业至少有3％。万科2003年市场占有率是0.99％，假定按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万科达到3％的话，营业额至少是1000亿人民币左右。换言之，地产行业的前景非常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说联想、海尔的今天就是万科的明天。有些问题是有解的，但有些问题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是无解的。我觉得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是有解的。1998年《北京青年报》做了一个报道：《海尔的加法，万科的减法》，当时东方集团也参与了讨论，说海尔是加法、万科是减法，我们是乘法。6年过去了，这些观点得到了检验，比如徳隆的倒下，说明做乘法的难度是很大的。 中国企业家都很热衷于谈论韦尔奇的GE，无非两点，一是GE多元化的成功，大家都有把企业做大、建立企业帝国的梦想；另外就是GE的运营战略和管理水平。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还在继续，在过去的十年中，万科的专业化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下一个十年，万科专业化的具体内涵就是精细化，这是非常明确的目标。现在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管理水平，都处于粗放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批创业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觉得补上专业训练这一课，比如说MBA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不能指望一批MBA能在短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冲击，但我相信这是衡量企业能否走到下一个10年、20年的硬指标。 我非常同意魏新教授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看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很大，前景很好，但这不是核心，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如何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万科恰好处于高速增长期，一定要投入相当的物力、财力、人力构筑基于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核心竞争力。不然我们很难实现20亿、30亿甚至更多的利润增长，很快就会遇到极限，就像联想、海尔今天的困境一样。 在企业发展上，我们奉行西方的模式，实行拿来主义，但我们体内是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样的企业能做多久，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亚洲四小龙腾飞的时候，曾经把经济上的奇迹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但企业模式上又说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在座的多数都出过国，请问你们在国外能不能连续3天不吃中国菜？我相信一定不多，我可以连续两个月不吃，因为要学西方，就得彻底适应，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企业的下一步，我们要考虑文化的适应性问题。韩国三星、日本SONY都是优秀的世界级企业，而这两个国家以前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畴。中国能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性地诞生一批优秀的企业，是我们这代人将要遇到的最大挑战。 第56节 中国企业能否主导产业链 《万科》周刊 魏新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伴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推动着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么20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这样一个速度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惊讶，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感觉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当中，逐步由配角走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来，逐步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中国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 未来的中国企业还会不会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企业不会成为主角？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真的不一定是主角，比如像拉美国家，现在的经济主角已经不是本土企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拉美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产业转型的危机？使中国企业沦为本土经济的配角，或者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一种衰退期，这些问题是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谈一谈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能不能主导中国的产业链。 第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困境。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制造”。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规模的制造基地和生产企业，经济学界有一个提法叫中国制造基地，加入WTO之后叫“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的基地。这个现象我们该怎么看？ 应该说，这类企业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中国的GDP有了飞速的增长，在每个地区有这样一个企业，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影响，增加收入，增加税收，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把国外制造产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中国来了。问题是，这种制造行业的转移，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型企业——比如在苏州的工业园区，大概世界500强的前几位都在那里，这种制造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资本追逐物美价廉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些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拉美国家，现在又从拉美国家转移到了中国，无非是看中中国的物美价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看到的都是它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当然早期是这样，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看到的所谓的“MadeinChina”，意味着是质量很差的电子产品。现在不一样，中国制造的产品，其质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我们的电子商品一点也不差。问题在于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制造的，但是上游的核心技术不是在我们手中。在专业的领域，我们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产业链中的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 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处于低端产业，这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98年写道：关于暴利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基本就是这样，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制造业就要仔细反思——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在1995年的出口首次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但实际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从机电产品贸易模式来看，在机电产品高速增长的2000年，出口加工贸易的占到75.4%，普通贸易只有23%，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加工家电装备行业上。 实事求是来讲，在我国国内外市场上占优势的企业中，它们的优势主要是提供零部件的生产，无论是技术开发和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都属于起步的阶段，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更是一片空白。方正激光照排，到现在为止被政府仍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领域我们确实是世界第一，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领域受整个经济大盘的制约，在许多领域上都没有做到应有的业绩。这是非常遗憾的。 当然，这方面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仔细研究一下韩国，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韩国有现代汽车集团、三星电子集团，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企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忧虑。我觉得这不是杞人忧天。比如说，我们该怎么看拉美化现象？我和牛文文谈过这个问题，后来《中国企业家》出了一个专题叫“拉美化之忧”。从表面上看，中国制造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但我们还要想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透过拉美化现象，我们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潜在的危机。 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虽然使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更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和影响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如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营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逐步把利润吸走；另一方面，它们短期为这个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就导致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往哪走？往中国走。 世纪70年代为什么不选中国而选拉美呢？因为资本输入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要非常地安定。他为什么不到非洲呢？因为非洲这个社会不安定，在打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国际资本到中国来，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而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忧虑。 第四个问题，从目前中国制造的产品来看，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前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后者也集中在加工环节。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集中在“跨国公司的供货商”的角色，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基地。这一点我们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种低水平、无技术或者是低技术的生产，能否让中国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导？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20年之后，非洲国家不打仗了，转向发展经济，他们的劳动力就比我们便宜得多了。到时候产业全会往非洲转移，中国的经济就会变成和拉美国家一样的下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主要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倍感痛苦的一件事儿。中国的诸多产品，像空调、电视机、PC机、VCD、DVD、手机、汽车等等，从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制造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提供商提供了产品。韩国的汽车厂商，资产都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而中国的路上跑的都是外国品牌的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五个问题，政府扶持本国产业的必要性。专利的获得手段有两种：自己研发；通过资本获得。以往中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是失败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反省一下过去的产业融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把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的公司，我们换回技术了么？初衷很好，实际上却没有。 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关键时刻的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的发展就是这样。因为天然的限制，韩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发展的思路是拿资本换市场。在韩国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政府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 韩国三星的CDMA手机是怎么来的？买断的，国家支持，企业出钱买断的。韩国的汽车是怎么来的？也是买断的。韩国打造汽车市场的时候，拿到了核心技术，拿到了产权，很多韩国人才就从美国回来工作了。而中国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部件都是进口的，这种简单制造、缺乏自主开发、缺乏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恰恰会阻碍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呼吁政府扶持中国企业，一是通过政策扶持，一是通过资本扶持，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政府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 我讲了这么些看似悲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就没有雄心了呢？我觉得中国企业是有雄心的。 第一，“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从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上看，伴随着物资文明结构的发展，从欧美转到南美，从南美转到中国，下次不知道是往哪儿转移——也许是非洲。一旦工厂转移走了，我们没有专利，没有技术，我们的经济就完了。为什么把生产资料转移到拉美、中国，对欧美的经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控制了技术。大家去美国看看很奇怪，就是写字楼，没有别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转移了。 拉美的经济衰败，使中国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利用，我们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控制产业链的分工和分配的整个环节，才能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淘汰时间表。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联想和方正都是做计算机的企业，严格讲更新换代的产品，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像英特尔、微软，什么时候它们的新产品出来，我们才能开始做新的PC。中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靠垄断资源实现的，比如中国的银行、石油和电力。如果中国有像SONY、IBM这样的企业，像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企业，中国经济就真的有希望了。 第二，以方正集团为例，我们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技术的道路。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是因为方正知道拥有核心技术的好处，比如王选老师开发的激光照排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正的发展。王选老师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5个人得到这样的奖。 方正集团是一个拥有自主研发实力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方正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去年底获得了国家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方正被认为是2003年度最具竞争力的中国软件企业。我们在国外有80多家厂商作为代理商，大鼻子开始代理我们的产品了。 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很多人讲，中国不行了，很麻烦，在很多领域里跨国公司比我们走得早，比我们领先。我的观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非常成熟的领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但当某种技术更新换代的时候，中国企业是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的。 当某种材料发展变化，当某种系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比如从移动通信进入无线接入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大明白其中的技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无线接入有非常大的市场，而此时我们和外国人站的是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专注于这样的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可以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 第四，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中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国能否开辟21世纪的新航线，并且一飞冲天，关键就要看中国企业在未来20年的发展。 第57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 《万科》周刊 ——冯仑谈企业 朱雪芬 韦业宁 冯仑是一个平和的人，长谈有智者的光辉，大笑有仁者的魅力。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师者一样表达，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闻之受益。在万科20周年庆典“中国企业20年论坛”的间歇中，我们抓住“冯老师”，又开了一堂课。 做大容易，做好太难。 台湾早年有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活下来大都是“大而乱”和“精而专”的，“中而乱”的死了很多。放到我们大陆来看，国电、中石化、中粮、中油、红塔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电信公司现在都来做房地产，这属于“大而乱”，但它们死不了，房地产只是它们总资产的一小部分。在台湾，国泰、统一这样的大企业都做房地产，但房地产占总资产比例不大，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出现。比如国泰保险，它有很多金融产品，资金非常充裕，所以需要发展不动产作为一种理财工具。 “精而专”的，像万科、万通、SOHO中国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只做房地产，市场细分化，产品专业化。在台湾和海外市场，有专门做老年公寓，甚至有专门做女性公寓、同性恋公寓的，其细分乃至于此。 中国现在三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能活下来的基本就是这两类。 “中而乱”的公司就很难活，通过资本运作膨胀之后，开始谋求多元化、世界500强云云。利用现在的金融工具，要把一个企业做大并不很难，一些企业把杠杆做得很大，先在股市上把股票炒高，然后控制金融机构，拿钱出来继续做高股票，再抵押拿钱，拿地，然后高估地价再抵押套钱……几个杠杆的作用之下，企业很快就大了。这种膨胀过程需要很多前提，银根状况、市场气氛、投资气氛、社会制度等等，所有前提都是很脆弱的，一旦其中一个前提出问题，企业就会跨掉。比如股票价格掉下来，银行追要钱，资产缩水，公司就崩盘。现在一些上市公司，房地产市场热了就做房地产，网络热了就做网络，这样“中而乱”的，很难存活。所以我说，“做大容易，做好太难，”像《心太软》唱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 羊群与织物 房地产公司的运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三个维度，第一是土地制度、空间布局；第二是财务体系、金融模式；第三是价值体系、管理文化。 香港的经济是一种城邦经济，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经济体，没有农村。城邦经济的土地空间绝对有限，经济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绑在一起。中国大陆和美国是大陆经济，有城市，也有广大的土地，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小，地价差距也很大。纽约曼哈顿和美国中部的地价相差10倍甚至20倍，香港中环和新界的地价差距就没那么大。 土地经济形态的差别造成土地价值和企业行为不同。我们以前老是拿香港说事儿，这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城邦经济体里，土地就是绝对财富，土地价值被夸大到迷信的程度。但是在美国，没有几家公司是靠土地制胜的，它们还要靠很多别的因素。香港上市公司是按净资产估值，美国公司的估值方式就不是这样。 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比香港长，有200年，香港有商埠至今只有100多年。香港的企业形态和金融环境跟美国很不同，主要是贸易、简单加工业，基本没有高科技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美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制造业、金融服务、跨国公司……这种形态它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有很大关系。100多年以来，针对房地产的金融也由简单的开发贷款发展到现在的大量直接融资、不动产金融，等等。针对每一个价值链的环节，都有不同的财务安排和金融服务，从而刺激房地产高度专业化和市场细分。 香港的产业是纵向价值链安排：买地、加工、卖房，然后是后期服务。而美国是横着安排，或者只制作其中一段，做地就做地，做房子就做房子，搞出租就搞出租，高度专业化，每家公司只做一个环节来追求增值。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大量依赖银行的钱和资本市场，采用预售的方式，跟欧美的情况差别很大。金融体系不同，商业模式也就随之不同。 从文化和价值观来看，亚洲企业本来都是产权模糊、家族化、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财务不透明、关联交易多、多元化——欧美的企业文化首先就是要清除这些东西，要求人我界限清楚、专业化、细分、财务透明。这种差异在国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间也存在：上海人负面评价一个人，常说他“搞七廿三”，“捣浆糊”，“拎不清”——上海人比较西化，推崇的标准是“清楚”。到了东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动不动“咱家的菜真好吃”，喜欢把人和人的关系拉近。在西安，很多事情都更糊涂，人和人的界限不清楚，搅和在一起。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下的企业不容易长大，类似于羊群的组织，有一个头羊，头羊可能跑得快，但它能管的边界十分有限。更低级的形态是类似一棵树的组织，树冠的边界更为有限。西方的企业组织像织物，经纬是标准的，花色程序是固定的，延伸出去几百丈，花色还是如一。组织形态的标准化十分重要。 这三种因素，导致大陆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是香港模式，卖期房，夸大土地的价值，依赖银行，项目赌博，公司治理倾向家族化，不透明。现在我们注意到大陆和香港的不同，开始研究欧美的模式，这就是一个进步。万科研究美国的PULTe HOMES公司，是非常明智的。万通在国内主要学习万科，对外，我们也瞄准了美国若干公司，例如美国的TOLLBROTHERS、森林城公司等，借助这些目标来设计我们的战略。 在手机上定房子 万通去年发布的新战略，通俗地说，就是从香港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具体地从客户定位上来说，万通将聚焦于高端客户，为他们提供所有物业服务。从公寓到写字楼到定制化服务、个性化要求，从办公、居住到度假产品，围绕发掘高端客户身上的价值。我们为他们提供公寓，定制厂房，提供写字楼，提供度假产品，甚至把他们的老房子拆了重新建新房子…… 按这个模式，万通的业务分成四部分：住宅、土地、商用物业和定制化服务。四年前网络经济高速发展时，万通开始尝试和研究房地产定制化服务，按客户的要求来定做他们需要的物业，去年以来这项业务突飞猛进，以每年增长100%以上的速度成长，以至现在不得不拒绝一些订单。如今定制化服务的团队有三十多人，比开发的人都多。 定制化服务是以标准的流程来处理非标准业务，客户的需求是各种各样、非标准的，而我们的服务后台是标准的，类似DELL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客户对自己物业的网络管理和手机管理，目前正在跟PC和平机公司共同开发软件，放在手机里，使客户在全世界游走都可以随时修改自己房子。 客户定制化服务扩张很快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最近推出的“代建制”，政府的公共建筑不再通过成立“基建办”来进行，而是借助于专业公司，由政府控制预算——这释放出大量的需求。我们已经开始给一些重要机构做代建，政府方面在找专业公司合作的时候，由于万通的相关业务已经开展了四年，所以非常有竞争性，很容易在竞标中胜出。最近大家感觉万通在媒体上露面的项目少了，主要是定制化业务发展很快，已经扩张到青岛、海南、上海、南昌、昆明等地区——它跟卖楼盘不一样，它不需要大做广告，做活动。 定制化服务是目前万通增长最快的业务，到明年工程量会超过100万平米。美国的TOLLBROTHERS公司和PULTEHOMES公司也有定制服务，它会是未来很重要发展方向。 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 万通的发展方向有三个，首先，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公司。做公司就要给股东带来回报，才能对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有交代。不管大小，主要是看盈利能力，排名第几不是我的目标，万通的目标是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 其次，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万通不是要像万科那样成为全行业的领导者，但我们要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 第三，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万通最大的优点是长期思考，研究问题，在重要的关键问题上，我们总比别人觉醒得更早，比如，万通比别的公司早一年离开海南，万通是北京第一家房地产股份公司，万通第一个开发新世界广场这种市场化的写字楼产品，最早大规模转向住宅市场，最早提出商业模式变革，最早在民营公司股东中引入国企。这一系列的最早，实际上都是万通活下来的根本。 目前万通还在研究经济周期和商业模式的咬合，我跟万科的王石、郁亮也交流过这方面的看法。比如万科在天津的一个项目，5000亩，20年才能开发完，这20年里要经历四个经济周期，赚来的钱可能就被经济周期吃掉了，怎么解决？我们提出每一项开发都要在四年完成，把财务周期和工程周期分开，万通在这方面的研究花了很大力量。 很多公司还是只知道拿地，拿地，我们研究的是土地怎么由存货式储备变成经营式储备，现在土地是一年存货，二年预售，三年收入，四年利润，快一点的也要三年才变利润，所以土地储备多，存货就大，负债就高。包括很多好的上市公司目前净现金流都是负的，这就是隐忧。 万通要盯着好的公司进行研究，我们最近进行一项研究，把全世界最大的十家地产公司和中国最好的十家地产公司的年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差异，从而找到我们改进的方向。万通不能做一个忽起忽落，昙花一现的公司，而要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 第58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 《万科》周刊 赵四与小凤仙 年前，海南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万通是倒数十名之列。今天，那些房地产公司都倒下了，但这跟万通与他们的竞争没关系，不是万通弄倒他们的，我们并没有碰他们一根指头，抢他们饭碗。他们倒下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是自己倒的。所以我说，不要关心别的公司多大，发展多快，把自己搞好就是了。“剩者为王”，保证自己不犯错误，18000多家公司倒下一半，万通就是前9000名，它们都倒了，万通就是第一。我常常说，时间决定一件事情的性质。比如我们在此谈一个小时，这叫采访；谈五个小时，这叫聊天；谈五十个小时，事情发生本质变化，我们该成一家人了；谈五万个小时，我们就成文物，拉根绳子卖票让别人来看就可以挣钱了。又比如最近电视上放的《大帅府》，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一年，是作风问题；去三年，是瞎搅和；一去三十年，那就是爱情。她去了38年，把事情办成了。企业也是如此，全世界公司平均寿命7年，中国公司平均2年，今天的万通是14年。万科是20年，它是行业第一——但在10周年的时候不敢说，15周年的时候也不敢说。 其次，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了事情的性质。比如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关键在于跟谁做。 所以万通咬住万科不放，学习万科好榜样，选择跟万科在一起，至少“扫黄”不会扫到我家来。当不了小凤仙，还可以当小凤仙的丫鬟。小凤仙用的丫鬟也应该是好丫鬟，厨师也是好厨师。选择和那些垮掉的公司一路，一旦出了事情，倾巢之下无完卵，扫黄一抓走，万通也就没了。 总结起来就是：持久性，不做错事，找个好伙伴，找各种各样的优秀伙伴，包括供应商、中介。企业的死亡训练 什么人最有平常心、前瞻性？神，他们说道理说得透，因为他不介入烂事儿。另外，他们总是从事物的终点看问题，才会有平常心。一般人看事情，最多不过看见，看清楚，看明白，看到，事情的后边是什么就不知道，所谓一叶障目。神和伟大的人从事情的后面看起，看透，看穿，看破，看烂。神从终点研究问题，你去问生，他从死说起；而普通人求生，还交钱磕头。普通人希望好，伟大的人从坏开始研究，所以他们有心理准备，就不会慌张。神从不慌张，饱经世故的人不慌张，大人不慌张，男人不慌张；什么人容易慌张？小孩、女人、涉世不深的人、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对未来没有预期就会慌张。 我谈企业不谈什么百年老店，想做伟大的企业就得研究企业怎么死，得把企业的死法研究透了，回头过来讲“剩”的。什么“努力做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普通人求签拜佛。在伊拉克人处决人质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特种兵最冷静，保持坦然自若，因为死亡训练是特种兵的最后一项训练，死亡是他们的最后一件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专业的做法就是不慌张。 死都研究完了，对未来的预期清楚了，当然就淡泊了。庄子的老婆死了，他还鼓盆而击之，为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死之后才能进入自然，变成泥土尘埃，最终又回到世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过程。 一个企业要不死，也要从死开始训练。企业的死因一般有四：其一，社会革命，萨达姆时代牛气的企业，美国人来之后就死了。其二，自然灾害，来一场地震，企业破产了。其三，技术进步淘汰企业，在手机时代，BB机公司垮了。其四，商业周期波动。这四种因素中，社会变革是企业管不了的；保险公司替一般企业管第二个；第三个，技术进步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影响不大，把房子造到天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商业周期而死，这种死法是人力可以解决的，所以房地产公司要做的，就是替物业买好保险，然后研究商业周期。所以万通前几年就提出了“反周期”的研究。 中国的企业老板多数不愿意从终点看事情，而万通就是要站在未来研究今天，站在未来安排今天，不可能成为神，就尽量成为神的邻居。万科20周年，比万通年长6年，万通研究万科，就是站在未来6年看今天。万通研究美国有50年历史的房地产企业，等于站在未来40年看今天。 中国的企业家中，段永平、李东生都是很有平常心、前瞻性的，做事情非常平和，研究问题非常谨慎。当然还有万科的王石，万科并没因为自己第一就自得自满，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研究战略。 多数公司还研究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一些公司已经在研究全世界地产公司的发展；多数人看到繁荣的时候，一些人已经看见萧条，所以万通提出“反周期”。因此最近的“8·31”没有给万通带来什么麻烦，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企业变成了大人，学会了控制弹性和节奏。 希望万通未来能做到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也就成为盈利能力最强，最受同行尊敬，股东最满意的公司，这个境界应该说是一辈子的追求，未必是我能做到的。 五岁娶媳妇 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领导都会做项目，但不会做公司，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两套功夫，就好比会打铁和会经营钢铁公司是两回事。我说过，五岁娶媳妇不是机遇，因为还没有能力，能力跟机会要匹配才能成事。美女从窗前过都瞎激动，但带回家去没法使。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生孩子只需要一分钟的冲动，组织家庭，承担责任却需要更多能力。25岁会当爹不一定能作教育家，当爹只教育一个孩子，能教育好所有孩子，还能办学的才是教育家。 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家，只要是房地产公司都能搞好才是企业家。王石管理的公司没有不赚钱的，这就是企业家。一般公司做三个项目，老板就没法睡觉了。万科这个公司已经发展成织物的形式，可以不断复制，万科做40多个项目，王石还能满世界“玩”——其实我不同意媒体说这是“玩”。王总和我在外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很宏观的问题。管理40多个项目的董事长，就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如果他光知道门窗怎么钉，这个公司就死定了，和5岁娶媳妇一样，全乱了。一个董事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视野就应该越大。我和王石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讨论人类历史、企业历史、社会变迁，大的判断都是站在终点来看企业。董事长理性的原则是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建立制度——这是董事长最重要的产品，建立持续盈利的公司这样一个机器，而这样一个机器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建立的。 华盛顿创造了美国制度，200年来，美国的财富积累成为世界第一，GDP占全球将三分之一。中国200年前的GDP比美国高，那以后出了很多领袖，他们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传奇但没有创造财富，如今中国的GDP不到全球4%。我们的传奇比美国多，美国总统一届4年，还来不及传奇就下去了。而中国尝试一个主张，用了70年，社会成本巨大。 公司也一样，不能让大家为一个人的决策陪葬，公司应该少出领袖。创业者建立起持续创造财富的制度，然后应该淡化自己，用好的机制选拔人，用业绩淘汰人，这个公司就能进步——哪怕关于房地产的事儿一点都不懂，懂这两句话，就能行。 大和尚 小和尚怎么才能成为大和尚？要勤奋地念经，从一部经念到五部经，从门前扫地念到后堂，由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然后开始云游四方。云游的都是大和尚，小和尚就是打扫卫生。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大和尚，云游、修庙——这不是“玩”，是研修，实地读书。 比如这次我们到北朝鲜，就能看到制度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王石说到万科内部建立反对机制，万通也要有合理的反对机制。虽然我自己还是大股东代表，但正因如此，没有制约机制潜在的危险更大。在制约机制下，我提出任何建议都要先经过反对机制过一遍，然后再正常决策。 另外，还要把决策的责任放在天大的位置。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可能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美国模式，必然使万通的财务弹性大，而土地储备少，在未来几年，决策带来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 中国人从来都是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决策不花成本，都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主意，没有制度制约，永远都是决策偏离轨道，总要解决遗留问题。我们200年来的制度选择太多样了，而西方在500年前选择过一次之后就没再选择，只一套，500年不变。所以500年前荷兰、西班牙牛气，400年前葡萄牙牛气，300年前是英国，200年前美国开始牛气，100年前日本兴起，50年前四小龙兴起，我们这20年来才开始牛气。从清末开始，我们试错了70年，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孙中山夭亡了，蒋介石跑了，毛主席去世了——都是自然规律，竟不能用和平的办法讨论清楚一个好办法，然后定下来不变。 我希望万通的未来也不要因为我死了才发生变化，应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机制。还要实行任期制，该退就要退。后人说秦朝，其兴也忽，其亡也忽，快起快落，就是因为创始人能干，“咵”地起来，“咵”地弄死。德隆是一个例子，如果在它起来之后，迅速建立一个制度，有人能制止创始人的膨胀，可能就会好。 在公司里，我不追求绝对权力，希望在我能做事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门窗是经理的事情，公司开发的项目门窗不好，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因为我建立的制度没有能把门窗做好。我只调整制度，不调整门窗，我创造优秀的制度，选出优秀的经理，让公司的经理们发自内心地把门窗搞好。 万科能迅速成长到今天，很大一个原因是上市以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制度，现在的万科是公司推动项目，而不是老板推动项目。国内很多房地产老板不想办公司，只想做项目，公司成为老板的附属，外人看不见公司，只看见老板。 由“平常心、前瞻性”引出来很多思考，最后还是归结到这六个字上面。 第59节 象征大于一切 《万科》周刊 吴晓波 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中一半以上与本年度中国财经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关。“偶然性”和“象征性”成为了人物入选的最重要的标杆。 【丁磊】 一年前，如果有人对网易的丁磊说，他将成为中国首富，这位1971年出生的宁波青年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在胡润的2003年中国百富榜上，他攀上了这座巅峰。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际，丁磊因为迟疑不决而使得手中的网易股票数度出手未果，谁知道，正是这一大把在三四年前几乎变成垃圾的股票让丁磊因祸得福，2003年6月以来，在“中国概念”的刺激下网易股价一路上扬，最高达70美元，这正应了洛克菲勒的那句话：发财真是要一点运气的。在成为首富后，丁磊的清醒和低调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张扬的前辈们似乎代沟分明。 【张庆伟】 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张庆伟是谁，但他成为“年度大奖”的获得者却似乎是众望所归。在某种意义上，这位42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代表一个久被淡忘的光荣群体而走上领奖台的。在2003年度，“神州五号”载人飞行无疑是共和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庆伟说，“航天这个行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要么成功，要么就是失败。”这是人们在整个充满了表演、矫情和不知所措的颁奖晚会上听到的最血性、最有男人味的对话。 【温铁军】 吴敬链先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虽然是一句过誉之词，却有着一份由衷的肯定。温铁军的入选纯粹是一个象征。“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胡鞍钢的这一观点如今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呼应，可是，它要真正成为国策制订的第一要义却还有待时日。以研究“三农问题”出名的温铁军此次站到聚光灯下，应是这一呼声的最直接的体现。温铁军还跟茅于轼先生一样，亲自弯下腰进入乡村从事实际的教育工作——在2003年，他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晏阳乡村建设学院”。在温铁军的身旁，我们看到另一些同时代人的身影：茅于轼、曹锦清、秦晖，而在他的前面，我们依稀看得到另一些已经遥远的身影：费孝通、梁漱溟、马若孟（美）…… 【吴鹰】 在国有资本充分垄断的移动运营领域，居然能冲杀出“中国第七富豪”（胡润百富榜），吴鹰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异数，也因此，他一直行进在怀疑的眼光中。1997年当“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开通第一个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电信行业中的专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短命的过渡性产品，直到今天，是否应该限制小灵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然而，小灵通最终成为中国电信在移动通信领域对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惟一王牌，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有关监管部门屡次下达禁止令，尽管小灵通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多次遭遇政策狙击，可是，吴鹰似乎总能在最后时刻化险为夷。2003年6月，他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被《商业2.0》评为全球高速成长企业的第一位。 【顾雏军】 每一年的中国财经圈都会惊爆出一些溅起满天风雨的争议人物，在2003年，便有杨斌、周正毅、艾克拉马、陈凯等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可能入围年度人物。关于顾雏军，在很多人看来，他当选经济人物应该是在去年，当时他以超低的价格收购科龙引发一场新闻大战。 岁的顾雏军需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很多：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资本猎手吗？他有从事实业的耐心和能力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顾雏军先后将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等品牌纳入旗下，俨然成为中国家电业继张瑞敏、李东生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家电大王，他甚至宣称，“我要整合的不仅是冰箱行业，而是整个制冷产业链。”在一次采访中，顾雏军说自己的梦是“成为民企中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显然，他的故事还在路上。 【黄发静】 即便是在浙江传媒界，黄发静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他的当选在很多人看来都十分的意外。在2003年初爆发的那场温州打火机与欧盟之间的反倾销纠纷中，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应该是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先生。至少在Google里，与周大虎有关的页面数为1140个，而与黄发静有关的则是696个，而且其中一半是报道他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新闻。 【苗圩】 正如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行业决定企业命运”，经济人物的表现往往与一个行业的兴衰密不可分。近年来，汽车行业的迅猛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象征，在2002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入围，而在今年，另一家汽车巨头东风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苗圩——这位经常被读错名字的企业家，“圩”常常被读成“yu”，而其实应该读作“wei”——毫无意外地又以行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而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年之后的下一个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上汽公司的当家人绝对有可能赫然在榜。 【龙永图】 如果龙永图现在还是外经贸部副部长，他肯定不会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名单上。与此可以类比的是，在本年度的中国财经世界中，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表现和影响力有目共睹，由中海油转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卫留成（他曾以中海油总裁身份入选2001年度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引人瞩目，然而他们却无缘任何评选。在入选的消息公布后，有记者问目前身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先生，他希望颁奖晚会上由谁来为他颁奖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是：朱镕基。 【牛根生】 牛根生似乎是一个很有新闻细胞的企业家，在2003年，他领导的蒙牛总是跟各种各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蒙牛累计为非典捐款捐奶1200万元成为国内第一家捐款抗击“非典”的企业；10月，牛根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参加泰国的APEC会议；2003年11月，蒙牛借力“神五”发射开拓市场；同月，蒙牛以3.1亿元成为2004年央视标王。 牛根生说，我做实业不作秀。这句话在很多人读来好像有点欲盖弥彰。不过，1999年才创办的蒙牛公司却似乎真的在创造奇迹：仅用四年时间便成为中国乳业领军人物，利乐包纯鲜牛奶销量名列全球第一；冰淇淋销量名列全国第二。 【唐运祥】 说起人保，全中国无人不知，但若说起唐运祥，知者几何？相对于此次评选中其他当选者的知名度而言，唐运祥头顶的“星环”要黯淡得多：如果你在Google中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关于他的记录只比黄发静多一点！ 唐能入选，更多代表了大型国企在过去几年改革的阶段成功——正是这位曾经当过县长的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将一家54年历史的特大型国企推向了国际资本市场，使人保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第一股，能做到这点，也实属不易。所以唐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就像他自己在颁奖晚会上说的：获奖是我的动力。 第60节 德隆困局 《万科》周刊 彭涛 进入4月，一向不平静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掀惊天波澜。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新疆德隆集团旗下的三只股票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同时上演高台跳水。 年4月12日开盘不久，新疆屯河就直奔跌停板而去，全天在此附近徘徊，尾盘收9.87元，跌幅8.27%。湘火炬的走势与新疆屯河如出一辙，尾盘收报9.33元，跌幅达到7.07%。新疆屯河成交334万股，湘火炬成交440万股均创下近期的天量，呈现典型的放量急跌形态。 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中，新疆屯河的高点是在14.67元，湘火炬的高点出现在16.18元，新疆屯河的下跌幅度超过35%，湘火炬的下跌幅度超过40%。当天跌幅没有超过7%的合金股份盘中最低跌去5%，尾盘收回略挫1.24%报21.96元，但即便如此，距离去年11月底29.40元的高位也有25%以上的跌幅。 对许多市场观察者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德隆旗下“三驾马车”的股价，自去年底以来即步入缓慢但坚决的跌势，至今年5月初，每股帐面价值平均下挫30％至40％。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媒体铺天盖地负面报道而来的，是德隆信用的急速贬值。一个月内，德隆系掌控的上市公司蒸发了150亿元的市值，衰败的征兆笼罩着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及其伙伴们苦心经营了10年的金融产业帝国。 月21日，徳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打破一贯低调的作风，面对媒体检讨此次危机。“刚开始暴跌的那一两天，我突然蒙了，好像一直良性运转的物体，突然离开了自己所掌控的视线。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 “自从3月2日起，我们就出现了信贷危机，那一天是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之前德隆信贷危机还没有形成，但那一天有媒体说我们资金链断裂了，这个信息迅速被传开，银行也没说不给我们贷款了，但他们开始拖。拖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看德隆到底有没有问题，二是看其他金融机构的动静。” 唐万里称，德隆系的资金压力并不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非上市公司体系内。德隆合并报表的公司总资产是240多亿元，净资产大约50亿至60亿元，而德隆相当一部分非上市公司还处于投入期，投资5亿多元的乳业今年才形成销售收入，钾盐产业也是投入好几个亿，未到收获期，还有一个投资比较大的农业种植业利润才几百万元。 据唐万里介绍，德隆集团合并报表总负债是130多亿元，总负债里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下面的子公司里，所有公司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所以这些负债由所属公司自己消化，用利润来冲抵财务成本。发生在德隆集团层面的负债大概有8亿元。按照这个说法，德隆的债务窟窿似乎并不大。 然而市场反应让人们更相信，德隆的债务已经远远高于其资产，即使按照唐万里的说法，变卖德隆资产也难以偿还债务，这是德隆面临的真正危机。 从德隆对外披露的信息看，与该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机构投资者大概有1000多个，有很多战略伙伴关系都发生在德隆的子公司内，德隆集团这个层面接触的并不多。最近，德隆的抛盘主要就是来自战略投资机构，而这些机构基本都与相关证券公司等方面签有三方协议。 问题也许就在这些“三方协议”之中。显然，德隆在融资安排上充分考虑了各个企业之间的“防火墙”，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资本运作手法。 但就像一位金融专家指出的那样，国内商业银行有时只看企业贷款手续是否合规，而对企业的风险视而不见，这就是国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 从长期的观察来看，1992年便涉足中国证券市场、成长至今的“德隆系”在资本市场上具备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在产业领域，徳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涉行业涵括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不等；在金融领域，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等一一被德隆纳入囊中。这个颇为庞杂的组合是一项项成功的资本运作的结果。 德隆曾声称，其目标是成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一手做产业整合，一手做资产证券化，创造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这便是所谓的“德隆模式”的真正核心。 这条路径在理论上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现实的商业环境下却更像虚幻的梦。国内不仅没有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以释放并购形成的种种风险，也没有足够的市场资源支撑企业并购后的发展。 外界很快发现，德隆对产业的整合远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运作成功。在投入巨大的资金之后，产业整合并没有产生德隆所许诺的那种点石成金的效果。足够的现金流回报并没有出现。主营番茄酱的新疆屯河近年来的利润则始终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来回波动；主营电动工具的合金投资自2000年以后的业绩从来没有恢复到德隆入主之初的水平；湘火炬的利润有一定增长，但业内有所存疑，其他未计入上市公司中的产业详情无法尽知，但据有关商业银行方面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 很难界定德隆按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思路本身是否存在误区，但德隆在产业领域内贪多求快的扩张恰恰为此后的隐患种下了苦果。从汽车到银行、从信托公司到农业公司，德隆一律好坏通吃，这种粗放式收购决定了其最后整合难以产生正的现金流，反而泥足深陷，长期处于资金饥渴症。 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三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攀升，总的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事实上，这只是支撑庞大产业帝国的脆弱金融链条上的很小部分。 目前看来，产业整合只是为德隆带来了非常有限的造血功能，而对于德隆需要不断填补的金融黑洞来说，却是杯水车薪。德隆还不得不继续融资以弥补产业战线过长造成的财务漏洞，而漏洞却在不断扩大，资金链持续紧张。 是通过资本整合产业，还是通过产业进行资本运作，目的与手段的错位，德隆实际上陷入自己所布的局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德隆不愿意承认产业投资并不成功，随着危机的加剧，德隆明确对外表示：近几年加速扩张导致了企业自身的现金流和造血功能吃紧，今后将适度地进行收缩，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企业内部现金流。这对以往只会做产业加法的德隆来说，确实是一个思路上的突破，关键是现在的德隆还有没有机会。 是做资本市场上长久的投机客，还是在挖到第一桶金后迅速转型为一个脚踏“实业”的投资家？德隆困局引出的这一诘问，对任何以“资本＋产业”模式发展的民营企业来说，都是无法避开的路坎。 其实，格林科尔、复星实业、新希望、万向等一批民营企业采取的产业扩张手法，与德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在运作技巧和运作方式上，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复星实业，其投资核心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而格林科尔通过整合产业进行资本运作，二级市场上很难见到其身影。 与之相比，德隆更像是一家真正的产业整合者。从德隆整合的产业来看，其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回报期较长的边缘产业，真正资本投资的热点行业不在德隆的目标中，这或许就造成了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悲剧。 资本与产业的结合更多地体现一种投机性。在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拥有良好的技术和市场，可塑性强，就像地下金矿一样等待开采。在利益原动力的驱使下，一批民营资本以快速并购方式发展起来，将民营灵活的管理、激励机制注入到被收购企业，往往会起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 也正因此，国内现在进行的产业整合，更多地处于探索阶段，找到金矿或许比选定一个方向挖煤更重要。在这方面，抛弃金矿而去开采煤矿的德隆，试图通过资本运作整合国内传统行业，不得不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甚至进入银行业，但庞大产业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财务上的恶性连锁反应。 各种迹象表明，德隆脆弱资金链随时断裂的可能已引起金融机构、甚至一些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已明确规定，凡涉及德隆系的担保提款权限均收由总行控制。银监会还多次就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中的股东资格、股东行业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控制民营资本借入主之机大规模融资带来的风险。 因此，虽然业界不断有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呼声，解决民营资本融资困难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这恰恰成为德隆困局最致命的打击。 目前来看，德隆的结局无外乎两种：最好的结果是，这次危机成为德隆的一个转折点，德隆在金融业全面收缩，并专注于已经建立的优势产业，这样德隆仍然有机会全面崛起；而最坏的结果是，政府或债权人全面接管德隆，该公司下属的实业将迎来新的大股东管理，德隆的名字将从市场中消失。即便如此，在处理南方证券事件过程中，政府在应对企业危机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有关举措应不会对市场产生更大的震荡。 也许，能救赎德隆的只有德隆自己。德隆究竟在“资本＋产业”模式中培育了多少价值，都可以在这次困局中体现出来。不过，就算在历经风雨洗礼还有余生的话，德隆亦不得不换一种活法了。 第61节 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 《万科》周刊 吴晓波 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当今商业界的思想创新？在我说出答案之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那些热力四射的商学院和咨询公司。 在今天，如果你还想在CEO堆里走进走出，或者你还想用一些新概念来轰炸你的老板或下属，你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后面，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当今全球商界，“管理潮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一个自我滋养的关联体和生产链，它包括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巡回会议，它们丝丝相扣，互为倚重，并能创造出足够的利润直至下一个新的思想诞生，在这样的循环运作中同时还包装出一位位智力超人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们。 美国女学者卡罗尔肯尼迪对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她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商学院、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们推动的，它们因为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断有新的管理思想涌现——谁会第二次掏出数千上万美元去听内容相同的课程？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积极，他们定期给那些管理大师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新的思想——最好是一年之内。 世纪80年代，休迈克唐纳德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管理潮流的生命周期为11到13年，从它诞生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桌上，到必须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到巡回演讲和研讨会，到进入咨询公司和企业，直至最后被使用、被质疑或被弃置，而下一个新的伟大理论将“适时”地在此刻产生。 然而，在唐纳德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管理潮流的流速显然加快了。1982年，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合作撰写了《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它以一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全美的CEO中流传。可是很快，卓越的魔法激发出了管理者的渴望，该书成为第一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管理类书籍，管理学成了一门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流行产业。 其后的整个80年代，无疑是管理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曾经有人制作过一个题为“1950－1995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线”的图表，这张图表记录了这45年间先后出现过的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研究发现，在头20年只有9次管理潮流，而其余的理论——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并且除了其中3个——“不断提高”、“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和标准检查”，都诞生于80年代，没有哪个理论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 在过去的6年里，随着IT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运用，企业生存型态发生了惊人的衍变，于是，种种因此而诞生的管理理念更是层出不穷，而其被替代的速度则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 因发现“7S战略”（结构、战略、体制、人员、技术、作风和共同价值）而著名的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例：某年，他与一位纽约出版商洽谈出版一本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商对他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询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他问道，“但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理查德帕斯卡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一句话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话。”出版商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议理查德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应该把新思想用一句话说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情节，但它的确发生在管理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急迫，人们渴望高度概括的思想，最好就用一句话。 正是因为受到利润的驱动和流行时尚的蛊惑，管理学者们在出版合同、咨询费用和巡回演讲的利诱下，为世人提供简单的一步登天法，而不是认真的调查研究，许多听起来不错的理论其实都不能用于实践。“那些产生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里的思想，就如同大风来临时弯曲的棕榈树，当大风过后又安全地树立起来，每次风暴来临都是如此。”卡罗尔肯尼迪用嘲讽的口吻写道。 在今日的中国，各种管理模型和概念正一次次地轰炸企业家们的大脑表层。可是，一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显然已经产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聘用跨国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可是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谈得上成功的案例，而诸如乐百氏、实达、康佳、联想等失败的名单倒是可以排出一大串。“那些跨国咨询公司就像一群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当企业家在树林中走错路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声鼓噪。不过，其实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树林的出口在哪里。”这样的埋怨听上去很刺耳，却也可能是眼下的实情。 第62节 某个地方 《万科》周刊 缪川 我们只不过是从万物旁经过 有如一阵空气的交替…… 现在，我在深圳，里尔克让我得以回想某个地方。 年3月25日，北京的沙尘暴达成它暴虐的愿望。窗外，满是令人窒息的黄，人们在路上匆匆走过，急于摆脱空气，甚至城市。窗内，房间已经面目全非，那些书、唱片和衣服已经被放进箱子，等待搬家公司把它们送往车站。 手里放着一本书，《在路上》，凯鲁亚克的作品。接着上次断掉的地方继续读，这让我复杂烦闷的心情渐渐沉寂。我看着迪安和萨尔在星空下的影子愈拉愈长，看着他们在纸上渐渐成长。对我而言，阅读是另一种小心翼翼的旅行，它提前解放了由于变动而烦乱的内心。当人看着段落有节奏的延伸，必然也会被标点中的每一分呼吸所吸引，如同身在一个完全陌生而安全的地方，没有向导，没有地图，有的只是一点点深入的好奇心和渴望。这时候，我是一个张大眼睛凝视万花筒中幻化的花纹的儿童。生怕错过一点细微的变化，一点凝固中带着调皮的图形。 年3月25日，深圳即将迎接一场大雨。窗外，满是令人沉郁的阴。人们都在写字楼中忙碌，急于处理完手中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前往机场的车窗内，手提箱沉默着，那些书和唱片被安置在这个城市中，它们在等我回来。 两年，每天在笔和墨水之间穿行，每月在不同的城市间穿行。每天的生活继续，每天的动作和势态继续，我和同事们穿行在报表和文件中，穿行在狭长街道的窗口和气息内，穿行在季节漫长而粗暴的更替之间……幸运的是，我还习惯于在闲暇的时光陪伴我的书。对于这个年轻而浮躁的城市而言，阅读的时候，我是城市的局外人，铅字和段落让我距离这个城市的屋顶遥远而安全。尽管，这短暂的幸福要不断被睡眠和琐事打断。 现在，几米的《又寂寞又美好》在手中——他病中绘制的绘本，其中一页总是让我停驻不前。这是一个穿着短衫短裤的孩子，他面对一棵仅存一片树叶的树，沉默，另一页上写： 一片叶子即将凋落， 我是世界上惟一看见的人。 我年纪还小，什么也不懂 但我答应他， 我会永远让他活在我的心中。 两年过去，叶子鲜活如昔。 第63节 口水王 《万科》周刊 丁宗皓 给儿子起的那些绰号，都是转念之间想到的，比如老肥子。其实不怎么高级，但读起来满心欢喜。检验的方法是，我大声地念出来，他妈妈哈哈大笑，笑过后，想想又笑，就算通过。但她同时嘲笑我说，你自己觉得有意思罢了，岂不知天下父母大抵如此。 孩子出生之前，会释放一种激素，刺激子宫收缩，使自己降生。还有，刚出生时，孩子比母亲还兴奋，肾上腺素是母亲的好多倍云云。这是科学家的说法。如此，儿子也是自己来到新世纪的。 刚生下来，儿子被裹在一块布里，我看不出科学家所说的这种兴奋，吃、睡、哭泣，尿片、奶瓶，如此而已。孩子的姥姥最早为儿子起了一个绰号，很是曼妙，小咩咩。这个称呼是用在小牛犊或者小羊羔身上的，是人对它们的昵称。所有的生命在幼年的时候都如此让人怜爱。 姥姥一边看着儿子，一边讲小牛犊和小羊羔出生时的样子：它们挣脱胞衣后，努力地站立，不断地重重地摔倒，我看过那样的情形，心中多是不忍。但多次摔倒后，它们就会站住了，然后学会迈出第一步，颤巍巍的。她说，它们在学习站立的过程里，不断地跪下，拜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像完成了一个仪式。然后才能走。人在这件事儿上不如那些小咩咩。孩子是那么的软弱，翻身，坐，走，说话，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因为我们的意识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所以小咩咩这个绰号没有叫响。儿子满月时，姥姥也放弃了这一称谓，至于为什么，她没说。我们也没问。 儿子有着一个宽大的额头，在整个面孔上，突出极了。所以我给他的第一个绰号是，大脑壳子。在外面，我打电话回家，第一句问的是：大脑壳子干嘛呢？他妈妈说卖呆呢或者其它，顺理成章。 了解孩子，其实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常常遇上的问题是，知道他有需要，但是要什么需要破译。所以开始的时候，在那么小的孩子身边，我们其实心怀胆怯。我常常躺在他小小的身边，看着他安静地睡觉，如果他忽然哭起来，满脸涨红，不管身边的东西准备得多么充足，我们一样手足无措。 起初，儿子是被横抱在怀里的。于是我发现，那么小的孩子其实已经知道，从床到大人的怀抱里，是他走出的重要一步，所以只要他没有睡觉，就坚持在那里。后来，我们尝试让他斜倚在腿上，或者被摞上，他就笑。他为任何一次小小的出发高兴。这是我了解他的开始。有一次，他想从床上到我的怀抱，我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只是俯身下去，我手伸到他的背后，做出抱的样子。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很是惊奇。大脑壳子是一直持续的绰号之一，因为有一天他成功地把身体翻了过去，这就是趴着了。这个世界角度的突然变化让他害怕，也让他失去了自己的视野，原因是他的脸埋在了褥子里，他没有力量抬起自己的头。 有一天，我的儿子能够支起脑袋坐在那里时，转头时颤颤巍巍的。腮帮子上的肉向下坠，我于是看见了一个和躺着时有所不同的家伙。他的眼睛黑亮，对外界有所警觉。嘴唇嘟在一起，像两个鲜红的花瓣。在这个阶段里，他才获得自己第二个绰号。夏天脱光了这个家伙，给他洗澡的时候，看见坐在澡盆里的他胳膊和腿圆滚滚的，一节一节地挤在一起。温暖的阳光把身上的水珠照得晶亮。于是，他的绰号就有了：小肉丸子。 肉丸子先生能坐或扶着床沿站着以后，就拒绝把他横在胸前的抱法。他有些贪婪地要求我们，持续地这样抱着，他常常冷静地四处张望。他妈妈忽然问我，你说他在想什么？我想了想只好说，你还是问他吧。肉丸子的头常常扁扁地睡在我的肩上，只要我的胳膊稍微流露出放下的意思，他会忽然醒来，定定地看我，像目击了一起阴谋。他要求我们抱着他走，去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他则四下张望着，像坐在马车上的战地将军。他妈妈说：他肯定以为是自己在走呢。 会走的时候，儿子则跌跌撞撞地亲自深入那些地方，一天里不知道有多少遍。后面紧紧跟随着姥姥、姥爷一干人马。我搞不懂，那么小的身体，每天不停地来往探询是不是也有万水千山的意味。与此同时，他得到了新绰号：臭小子。某日，他妈妈皱着眉头在房间里嗅着，怎么有一股臭味儿？旋即恍然大悟，是儿子的鞋袜。这么小的孩子，如此味道的脚！他因而得名。 臭小子忽然开始清楚地说话，很难想到，他说的既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我们一直灌输的两个概念，他只是含糊地吐出，以至于很难确认。他清楚说出的是：这——啥？他在提问？！此后，他笨乎乎的身后，像跟着一个秘书班子。 这——啥？臭小子约略地伸出食指。 姥姥张望着。然后确定地说：门。 这——啥？ 表。姥姥果断地说。 这——啥？臭小子把手指向窗外，目标有些宏观。 沈阳？天？空气？姥姥觉得好像都不大对。是楼啊，宝宝。姥姥把目光落在对面的小区上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问必答，这是一个规矩，即使是一千次提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但如果认真起来，实在是难啊。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壁问我。 杯子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口问我。 杯子口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另外一侧杯子壁。 也是杯子啊。我心虚了。 儿子看着我，手指又晃晃悠悠回到了这一侧。我看出了他的疑惑和企图，还没有等他开口，干脆抱着他望风而逃。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逐渐地，儿子确定了自己喜欢的事物。汽车、鸽子和风筝。风筝与鸽子在窗外并不常见，所以儿子专爱汽车。他喜欢看汽车的书，更喜欢站在窗台上，目送一辆汽车吐着尾气东来西往。他专注，若有所思，黑色的眼珠亮晶晶的，表面上仿佛有一层十分让人费解的思量或者别的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爱上一种东西，为他的神情，我心里掠过一阵悸动。 那一刻，在精神极其专注时，他爱流口水。 我说：儿子，看见没有，红汽车啊。 他说：哦。他流口水。 我说：儿子，又来一个啊。 他说：哦。还流口水。 我说：儿子。这个大啊。 他说：哦。口水。 儿子只有在看汽车的时候，才用简单的哦字回答我的话，而其他的时候，都是他在问。我为儿子起的这个绰号就和这个有关：口水王。我十分得意这个绰号，以至于思之再三，还是把这个绰号做成了这个小文的标题。 刚刚来到的这个春天里，口水王也找到了更好的漫步办法，即骑在我的脖子上。我偶尔的一次实验，被他确定为必选方式。现在只要看见了我，他会哈哈大笑地笨拙地跑过来，张开双臂。但他在我的脚下停住，随即转过身去，把后背给我，等我把双手伸到他的腋下。他妈妈说，等我把他举到头顶时，他笑得最满足。随后他让我走，去他常去的那些地方。 那时会有口水，落在我的头顶上。从那里看世界，情景肯定又不同了。 登高临远，大约是人共有的冲动，有那么一天儿子会呼啸着推门而出，和同伴们走进更大的世界里。我想像过那个情状，是走进他自己的风云里。对，是风云。我愿意用这个字眼儿。 上帝安排了很多事情，让孩子慢慢地长大是其中的一件。这样，对于我来说，飞快的时间就忽然慢下来，我们才能睁大眼睛看到每一刻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里，建立一种也只有上帝才能全部说清楚的联系，那关系一言难尽。 我好久没有看见自己了，镜子中的自己像一个多年不见已经在他乡老去的朋友。 第64节 克伦佩勒背后的女人 《万科》周刊 译 如今的年代，我怀疑还有哪位女子能够像洛蒂那样，为了父亲的艺术生涯而奉献毕生。洛蒂是奥托·克伦佩勒的独生女儿。作为著名指挥家，克伦佩勒是柏林二十年代现代音乐运动的同义词，也是伦敦六十年代交响乐团演奏水准的基石。 他的名声并非靠单枪匹马取得。克伦佩勒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起来像一个歹徒，抑郁的时候动不动就寻死。如果没有他身边至爱亲朋的关怀，克伦佩勒绝不可能完成伟大的音乐事业。现在，虽然克伦佩勒过世已经三十年，他所调教出来的演奏家们依然是各个英国乐团里的骨干力量，每当提到克伦佩勒的名字，这些人就会两眼放光。 照顾克伦佩勒生活起居的，首当其冲是他的结发妻子乔安娜。为了这个男人，她一辈子受尽磨难。早年相识的时候，克伦佩勒就是一位色情狂，总是不知好歹地追逐身边每一个女人。古斯塔夫·马勒的千金曾有一次被克伦佩勒追得围着桌子打转儿。情急时刻，她想起这个流氓还是父母的密友，于是决定唤醒他的尊严和友谊。“克伦佩勒博士，”安娜喘息着说，“在巴赫b小调弥撒中，第48个乐句，它的最高音是F还是降F？”克伦佩勒一下怔住，然后便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起来——音乐是惟一一种可以凌驾于他的狂躁病之上的东西。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这造成他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所以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此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小伙子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指挥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实非易事。而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魅力，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都能得心应手地准确把握作品。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演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还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士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会儿像暴君，一会儿像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使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她从来不曾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却发现他的床上还躺着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洛蒂的人生完全被荒废了。牺牲下一代的幸福，不可能被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认同。就在前几个月，洛蒂刚刚去世，享年79岁。她的家在苏黎世附近，远离音乐界的活动，讣闻并不引人注意。 洛蒂原本是一个聪明女子，她有魅力，有才华，本可以在人生中另有建树。有一次我问她，对这一切是否耿耿于怀？她很有教养地不动声色，对我的鲁莽问题毫不介怀。 她人生的一切规划都围绕着她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一角色虽然毫不起眼，但对她的意义不亚于一位女政治家、一位女艺术家或者一位女总裁。1954年，洛蒂曾经写道，父母的境遇“令我哀怨，愤懑，而且……心有不甘”。她对父亲的激励，不但永久地保留在了那些唱片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 最近爱乐乐团将举办一场音乐会，谨此缅怀洛蒂·克伦佩勒女士。 第65节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万科》周刊 刘雪枫 我是因为影片的名字而想方设法去看这部电影，并且我明知道这个名字中文的意义大于外文的意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虽然译法未必贴切，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影片的原文片名来自小说中的一个句子，直译过来是：“世界上一切早晨不再回来（TOUSLESMATINSDUMONDE）”，它也可以转译为“每天只有一次日出”。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要珍惜每一个早晨或每一次日出？怎样珍惜？那就让“悲伤终结”吧！这样一个充满意境的译名显然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才能起得出来的，我深信这一点。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听到一张唱片，这是所谓的“电影原声”，所有的音乐都来自马莱斯、圣哥伦布、库普林和吕利，一次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盛宴，演奏者为萨瓦尔和他的民族合奏团。一些古色古香的音乐为何却冠之如此令人深思的名字？这部电影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我在网络上结识的爱乐者中，喜欢这张唱片的大有人在，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将要播出这部电影，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一整天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并提前半个小时打开了电视。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马林·马莱斯，不如说是他的老师圣哥伦布。这两个音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显然至今还是一个谜。影片改编所根据的小说是帕斯卡尔·奎格纳德写的，他的写作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迷上了低音维奥尔琴的声音，或者说是在听了西班牙著名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大师约尔蒂·萨瓦尔的演奏之后，便决心写一部这样题材的小说。他选中了萨瓦尔经常演奏作品的法国作曲家马莱斯和圣哥伦布，据说他们两人还有师承关系。但是文献中关于两人的记载非常少，所以小说的虚构成分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地位。比如根据马莱斯“可以适当进出老师的房子”这句话便推演出马莱斯与老师女儿的恋情故事，而且始乱终弃，酿成女方悬梁自尽的悲剧。因为圣哥伦布留下的作品有一首名为《悔恨的坟墓》，便虚构出圣哥伦布的妻子早逝，他整日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当中，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间里对着妻子的画像一遍遍地拉奏着《悔恨的坟墓》，这差不多也是影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故事情节”。 影片从年老的马莱斯指导宫廷乐队排练开始，他像吕利那样挥动着手杖，既志得意满又寂寞惆怅。排练过程中，马莱斯向乐手们讲解着音乐的真谛，就像他的老师圣哥伦布曾经教诲的那样。排练间隙，使命完成行将就木的马莱斯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他向圣哥伦布学习的过程。但是当镜头摇向几十年前时，圣哥伦布却成了影片的主人公。这位当时法国最伟大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因为妻子的早逝而心灰意冷，他既不肯应国王之招，又不思创作教学，他在林间有一个盖在空中的小屋，他经常在那里拉琴，马莱斯和圣哥伦布的女儿则藏在小屋底下偷听。 圣哥伦布一直对马莱斯有所保留，他既觉察到他年轻的学生日后必吃宫廷饭，又顾忌马莱斯的过人才华，认为他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自己，而马莱斯将无人再能超越。但是，圣哥伦布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大女儿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年轻英俊的马莱斯，她主动担任起马莱斯的老师，将父亲传给她的技艺倾囊转授。接着，圣哥伦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马莱斯果然应国王之招成为宫廷乐师，而且一走不再回头。他不仅背叛了老师，而且残忍地抛弃了终日思念她的恋人。 圣哥伦布在追思亡妻的日渐虚弱当中，再遭丧女之痛，终于郁郁而终。马莱斯在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之后，内心的谴责与自伤也随之加剧。他也像他的老师那样，以饱含情感地演奏低音维奥尔琴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表情与周围环境，似乎都是圣哥伦布的再现，那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低音维奥尔琴的歌唱此时成为无可替代的发乎内在的音乐。除了老年马莱斯的讲解与叙述之外，影片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位主要角色如圣哥伦布、他的女儿和马莱斯之间的交流都用演奏音乐来进行，所以，影片的核心元素正是音乐，就像小说作者与电影导演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初衷一样，这也是影片的原声唱片发行至今仍热销不衰并不断突破古典音乐唱片销售纪录的原因。 当代最出色的低音维奥尔琴大师约尔蒂·萨瓦尔与他最尊崇的前辈马莱斯有着相同的音乐经历，他们都曾经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嗓子变声之后，不约而同地将声音“转移”到低音维奥尔琴上，这是对另一种“人声”的热爱。 除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唱片之外，萨瓦尔还录制过六张马莱斯的低音维奥尔琴作品唱片，虽然非常好听，但离开了电影所虚构的故事和营造的温暖色彩氛围，它不会给听者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听萨瓦尔演奏圣哥伦布的唱片时，感觉也是一样。因为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富于诗意与哲理的名字，我才爱上了电影中的音乐，这音乐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画面，我尤其喜欢听画面“淡出”时音乐的渐渐消失，所有的恩怨情仇都随之远去。这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都会有温暖明亮的日出，而悲伤，但愿它就此终结。 第66节 耻辱的标志 《万科》周刊 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打旋子，超出观众所想像的体能限度时，那掌声就热烈极了。我于是知道，那场《天鹅湖》在很多观众看来，其本质是一场杂技演出。 我要讲的第三个寓言还真是一场杂技演出，时间已经是在一九九九年。沈阳杂技团拍出了一场节目，叫《天幻》，后来这个节目在世界一些国家演出过。其中一个最为惊心动魄的节目大约叫“椅子功”，演员是一个小男孩，把椅子在自己的脚下一个一个摞起来，同时作一些高难动作。最后，他脚下的椅子几乎顶到了舞台顶。没有任何保护，只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不堪设想。人人看着，都惊魂未定。那天晚上的掌声都集中在他身上。 很久以来，想写出这些细枝末节来，但又恐辱没了沈阳人，好像他们人人都是热情的门外汉，即使我说本人也是坐在他们其中不该鼓掌时瞎鼓掌的一位也脱不了干系。现在说出来，只是故弄玄虚地说说寓言的意义，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寓言，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点点滴滴看见了我认为的一个脉络而已。 那就是：第一，任何艺术里都有技术的成分。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精神的洗礼”、“理性的升华”、“情感的宣泄”、“人性的打动”种种，直说吧，就是感动。 第二，需要被打动？还是欣赏技术？经过漫长的较量，精神最后让位。 第三，精神最后成为了技术本身。 这三个阶段贯穿着一段漫长的历史，而我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这段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这就是所谓寓言的含义。 在此之前，技术被我们不屑地说成是商业性。我认为技术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唤起感官兴奋的部分：成龙大哥从这个楼顶跳入那个楼的阳台，成龙大哥从楼房的斜体立面上滑下，毫发无伤（抱歉，记不住这些电影的名字），惊险是技术必备的符号。莎朗·斯通大姐和道格拉斯兄半裸着在床上，莎大姐的手则悄悄地伸向床下的冰锄，性与暴力是技术性必备的符号。真实感也是必备的符号：潜艇在水下炸成两段，子弹穿过肉体的声音等等。 二是相对纯粹的技术。面容姣好的陈美在舞台上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手中的小提琴的炫技，在快到密不透风的旋律里拉出每一个音符。观众关心的是，钢琴家的十个手指弹出一百个手指才够用的旋律，她是怎么忙活过来的？看看人家，多么厉害！ 技术始终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是为了表达特殊状态下的情感而存在的。至少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技术从艺术中的分离，以商业面目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二十年间历史性的渐变。起初，我们都煞有介事地坐在中华剧场里，听原本不熟悉的交响乐，而且为鼓错了掌而懊恼。那时我们真是渴望在精神上和一个导师、一片净土和家园相遇。记得我买第一张CD《钟声》（THEBELLS）时，听得灵魂出窍。接着开始买很多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恍惚间心中有一片原野，铅云低垂，人民、牛羊和大地融为一体，生存与苦难的主题如此感动灵魂。而在闲暇时，则看看《英雄本色》（周润发版）、《魔鬼司令》（斯瓦辛格版），看看长衣、墨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江湖英雄。我第一次看见老斯的肌肉时大吃一惊，他一只手拎起一个匪徒的一只脚，使之悬在崖壁上，然后漫不经心地乱说一通，然后松手，让人叹为观止啊。 但随后又觉得我的欣赏跑题啦。于是我回来听克莱斯勒、德沃夏克、布鲁赫。史塔克演奏德沃夏克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让人落泪，正在遥远的故乡，正在被怀念——有这样心思的人都会哭泣。在那乡思里，定然也流过斯美塔那念念不忘的伏尔塔瓦河。而电影则看《走出非洲》或者《克莱默夫妇》、《与狼共舞》种种。 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样两个，一个是社会性的，庄重严谨，建立在我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那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一扇门。一个是感官的，像枕边书，成龙、金庸、斯皮尔伯格以及《金瓶梅》等。生活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常态，那就是贝多芬不能进我们的卧房，而《本能》也不能在客厅里面播放。即使商业性力量再强大，这个规矩也不能破。 可后者是如此强大的潮流，对于严肃的事物构成了毁灭性的消解，它以技术全面而精美地迎合了感官需求，以至于，严肃的艺术渐渐成为一种象征，出现在祭坛之上。书柜的布局也有这样的象征：不能没有《鲁迅全集》、《红楼梦》或者《圣经》，尽管可以不看，把它们放在高处就行了。下面腾出地方都放上《心灵的鸡汤》之类。 那天，我在网上查我所尊敬的奥斯卡奖名单，一直心怀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看获奖的电影：《莫扎特》、《走出非洲》、《野战排》、《末代皇帝》、《雨人》、《与狼共舞》、《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英国病人》、《美丽心灵》等。尽管美国有那么多又恶心又好看的商业电影，但是始终没有得最佳影片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人没有让感官电影获得这一荣誉。而《猎鹿人》、《野战排》居然还反思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雨人》要在美国社会打开亲情，《辛德勒名单》描述人类史的悲剧，这些主题不可谓不沉重。可是，近几年来，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技术对这个奖项的侵袭。《泰坦尼克号》、《角斗士》、《拯救大兵瑞恩》一方面制作极其精致，贴近感官，一方面开始主题简单化、童话化——这就是技术占领艺术空间的体现。2003年获奖的《钢琴师》承接了《辛德勒名单》的主题，但强调的是事件的细节真实，这也倾向于感官。 年是奥斯卡精神资源油尽灯枯的一年，获奖的是《魔戒三》，那是正式向感官投降的标志，也是精神成为了技术本身的标志。至少在这一届里，生活已经远离了电影，正式成为一个游戏，制作的游戏和精神的游戏，最后成为童话。奥斯卡无非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投射。技术演进的过程，无非是人类群体精神消退的过程。这几乎使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精神和现实问题——没有，当然没有，实际情况是，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看见了梦想的可笑，也看见了改变现实这个想法的幼稚，甚至宣泄都成了可耻的标志。 人在2004年成熟了，不再需要精神的手杖。他们历尽种种精神沧桑，未免不是为了这个结果，这何尝不是自由一种，否则谁在推动这么大的浪潮？ 人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群体，是个孤独的精神源流，他们坚持为人们掌灯，仿佛世界是一处无边无际的黑暗。马勒带我们走时，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哀鸣，企求向上帝接近。听《科尔尼德莱》时，我们是在向上帝倾诉和忏悔。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关闭精神的窗口，因为世界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露天广场。只要打开感官，就能找到乐子。所以，今天幸福的标准，不是个人精神探险，而是融身大众之中。 孤独者就是孤独者，我们已经看见了谜底，已经看清楚去路了。贝多芬、老柴等，不用再扮演夜莺了。现在，我是盗版CD与DVD市场的常客。开始时，老板问我：李斯特全集，要不，大哥？现在他问我：靠！枪战，老激烈了，咣咣地，要多少？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里，像一次错误的投胎，可谁又能说错呢？ 第67节 哈佛见闻录 《万科》周刊 吴晓波 年6月，我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邀请，去做一次短期访问学者。在紧张而不无枯燥的学术交流之余，我倒更喜欢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瞧瞧那些不太为美国人发现的哈佛。于是，有了以下这些随笔。 当Carol嫁给 是哈佛肯尼迪学院MPA班的学生，她的台湾同学显国至今还记得第一堂课自我介绍时的情形。Beth一上台就声称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她来读MPA就是为了日后能够进入政府，为同性恋立法奋斗。然后，她指着坐在墙角后排的一位女生说，她就是我的妻子。 的妻子叫Carol，一个特别喜欢笑的胖女生。6月6日，就在毕业前的四天，Carol和Beth宣布她们将举办婚礼。哈佛所在的麻省是目前美国惟一立法认可同性恋婚姻的州，而她们是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对同性结婚的学生。那天，经显国的介绍，我被认可参与这场特殊的婚礼。 婚礼在一所学院的教堂旁举办。显国告诉我，35年前，哈佛是一个男女分校的大学，这里是当年的女子学院。特别爱瞎想的他喃喃地说，Carol和Beth选在这里结婚，是不是表明一种微妙的性别立场？ 来参加观礼的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手中都拎着或抱着食品，大家嘻嘻哈哈的，看上去与其说像吃喜酒，倒不如说是来开一场PARTY。举办婚礼的地方是一个空荡的大房子，上百个人围成一圈，在屋子的中间，由四位女生举着四根竹子，一块大的丝巾绑在竹子的顶部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拱顶，Carol和Beth就站在丝巾下面。她们的一位同样也是同性恋的女同学头戴神父式的蓝格子小帽主持婚礼。她听上去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能够把每一项仪式都说成一个段子，逗得大家哈哈笑。 新人互致信词，她们的一些同学代表，来自印度、非洲、中国等国家的同学对她们一一进行了祝福。听上去，那些祝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每个人讲完，四周的掌声和笑声就格外地响。我想，在场的每个人看上去很轻松，其实也未必真如此。 举着竹杆的四个女生也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一直热泪盈眶，不时地擦着自己的眼睛。显国告诉我，Carol和Beth已经相恋12年，这次终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美国同性恋争取合法婚姻并不仅仅为了形式，在医疗保险等方面，这都有很多实质性的意义。比如根据美国法律，一对夫妻的医疗保险可以在任何一方的公司投保，因此很多家庭都在条件较好的一方投保，如果没有合法夫妻身份的同性恋家庭便不能享受到这项政策。 婚礼的最后，是Carol和Beth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证书被贴在一块很大的纸板上，她们邀请的证婚人是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我溜到人群的最前面给Carol和Beth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站在人圈的最外面。波士顿六月的天格外地蓝，婚礼的屋子很大，四周都是玻璃，院子里的花香一阵阵地吹进来，从这个窗口吹进，又从那个窗口出来。 一大盘无核葡萄装在一只印有阿拉伯花纹的铜盘中，在与会的宾客中静悄悄地传递着，每个人都掰下几粒葡萄放进嘴里，这是当地对新人的一种祝福方式。一对女同性恋微笑地把它传到我手中，我摘下一粒，放进嘴里。葡萄很甜，可葡萄皮有点酸。 哈佛毕业观礼 关于哈佛学生将在毕业典礼的前夜用裸奔来庆祝的传闻，在最后一刻崩塌。据说，是因为前来观礼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本年度哈佛毕业生是创记录的6500人，而观礼的家长来了2万多，把一个小小的Cambridge市挤得满满的。 月10日早上，天就开始下雨，举办典礼的哈佛广场从6点多起就人流湍动，到9点正式开始的时候，已经是遍地各色人等，满目缤纷雨伞了。当各院学生鱼贯进场的时候，他们手中拿着的东西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商学院学生理所当然拿的是一美元，肯尼迪政府学院拿的是地球仪，神学院拿的是一朵鲜花，公共卫生学院拿的是避孕套，法学院拿的是鳄鱼。据说他们以前拿的是公平仪，这些年才改成鳄鱼，说是这个世界公平已成，律师只需如鳄鱼般敏捷凶猛就行了。 哈佛的毕业礼，每年都弄得很隆重，这次请来的宾客中便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土耳其的总理，后者的女儿刚巧今年从商学院毕业。典礼分两部分组成，上午是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由校长萨默斯主持，斯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据说自他出任哈佛校长之后，理财有当，致使校产大大增加，现已超过400亿美元，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资源之和还要多。在全校集中之后，所有的毕业生便分散到各个学院各自活动。 我因在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便去观礼了本学院的活动。在肯尼迪广场上，一条红地毯已经铺好，学生的家人都站在两旁，当学生排队而入的时候，四周时时响起一阵阵的尖叫和掌声。鲜花处处，祝福四溅，一时间真让人感动于知识的荣耀。 学院的仪式很是庄重简洁，先是院长D.Ellwood讲话，然后由副院长唱名，每个学生上台领取自己的毕业证书，这无疑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刻。本届肯尼迪学院毕业生中有两位很特殊的人，一位是67岁的老先生，他的年龄竟比很多教授都还大，另一位是坐着轮椅、戴着呼吸器的女生，她读的是公共政策硕士，当他们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满场学生起立长时间鼓掌。 在讲话中说，尽管肯尼迪学院以培养政治家为理想，可是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你们未来最大的理想将实现在家庭。我希望20年后，你们能再来哈佛，那时，你们的子女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上，而你们坐在父母的位置上。 如果说这段话很让人动容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有点酸溜溜的了。在现在哈佛的各学院中，商学院似乎最为显赫，在最新出版的毕业纪念报纸上，有人做出调查，23.2%的学生表示将从商，而从政的比例则只有8.3%。Ellwood院长在致辞中似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很有点酸葡萄地说，“我们隔壁的那个学院（谁都听得出他讲的是谁），他们手中拿的是美元，而我们的学生拿的却是心怀天下的地球仪，这就是肯尼迪学院的骄傲。” 恰巧，在肯尼迪学院观完礼后，我又溜到商学院去玩。学院的院长Clark正满脸笑容地与一个个学生拍照，有人便开玩笑地把Ellwood的话讲给了Clark听，他耸耸肩说，这就对了，我们的美元是效益，而他们手中的地球仪从来都是成本。 四周的人哈哈一笑，各怀心事，天高云淡地散去了。 萨默斯治校 我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远远地看到过一眼萨默斯，他个头不高，跟那次来参加典礼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一起矮半个头，可讲起话来的声音却比细声细气的安南要响很多。在这里，经常有人提起萨默斯。 萨默斯是哈佛自己培养出来的“神童”，他27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年，年仅28岁的萨默斯就当上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在哈佛执教10年，他以研究“失业、资本税、储蓄行为及宏观经济”而著称。他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2001年3月，在戈尔竞选失败之后，他被聘为哈佛360多年历史上的第27任校长。 萨默斯治校，据说有三招。 第一是广聚财源。他的前任鲁登斯坦校长已经是个敛财高手了，可萨默斯的手段好像更高，除了向大财团和富人募资之外——这是美国高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国靠财政拨款大大地不同，他更是在资本市场上大展身手。萨默斯本来就是全球新经济的旗手级经济学家，在他的打理下，如今的哈佛投资基金在华尔街已经是一只举足轻重的大鳄了。 第二是狂抢教授。有了钱，萨默斯就大笔大笔地去买明星教授，近年来，MIT、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很多教授都被他挖了来，颇是引起了一些不满和非议，而很多政府的高官在下野之后也被招进哈佛，在肯尼迪学院里，就有退下来的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明星排排站，光芒自然来，学校的质量便油然地更上了一层楼。 第三是向平民倾斜。萨默斯出身世家，他的舅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可在治校上他却绝对地走的是反权贵路线。在就任演说中，他就宣称哈佛绝不应该是一所贵族学堂，而应该向更多的种族、国家开放，向平民子弟开放。近年来，哈佛的国际交流学生大量增加，这与萨默斯的力推是分不开的。近期，他甚至提出全免年收入在四万美元以下的贫寒家庭子弟的学费，使得这些人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到哈佛这些日子，我总是不可救药地拿它与我熟悉的中国高校相比。在这里，你看不到很新潮的建筑物，连高楼大厦都没有几幢，它的学生宿舍绝大多数没有空调器，如果单从气派、时尚和豪华来说，它跟目前中国的很多动辄上千亩的大学城相比简直就是“小巫比大巫”。但是，哈佛有35座图书馆，20多个博物馆，有世界级的教授学者，有肆无忌惮的学术气氛，这一些却好像不是一两年就能建造起来的。 美国人喜欢搞排行榜，哈佛已有的26任校长干得好不好，都会由后来者一一点评排行。我不知道萨默斯会排在第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靠归大堆和造高楼而能够名垂青史的概率大概非常非常的低。 让人头痛的郑和 今年夏天，在哈佛人文学术圈里最热门的中国名人是郑和。对，就是600年前的那个明朝太监。不久前，有一位哈佛学者发表论文，试图证明哥伦布到北美大陆的时候，确实看到过中国人，也就是说郑和比他要早到87年。 其实这种说法早在两年前就由一位英国业余历史学者提出过，不过这次哈佛学者给出了更为确凿的证据。明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后年则是哥伦布去世500周年，在这种关头一再出现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声音，终于在全美学术圈溅起了一圈不小的涟漪。有很多人纷纷跳出来反驳这种论点的荒谬，并认为那些猜测不值一辩，因为“哥伦布看到过的中国人，毫无疑问是印地安土著”。那位哈佛学者自然不服气，说他还会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大家都有点紧张，不知道他袖子里还有什么炸弹。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郑和到没有到过美洲，都是老鼻子以前的事了，难不成中国就因此对北美大陆拥有主权，然后可以把它讨回来？ 可是，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李若红博士却很严肃，她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郑和真的比哥伦布早到美国，并且真的有中国人在这里生活的话，那么美国文化起源就要重新写过了。美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血缘来自欧洲大陆，由此，他们建立了基督教的道德正统和文化渊源，可是如果加上一个郑和的话，所有的结论都要重新下过，所有的价值都会被重新评估，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李博士斩钉截铁地说，就算是那位学者千真万确地拿出了郑和到过北美大陆的证据，美国人也会梗着脖子不相信。 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它让我们如此真实地看到了学术的另一面，那掩藏在种族、政治和文化立场背后的另一种价值观。 近来，美国最热闹的当然是大选，小布什的声势还是很盛，可是一些揭露布什家族的内幕电影和书籍也让他很是不好受。有一本书披露，小布什攻打伊拉克就是为了替老布什报仇，当年萨达姆对老布什恨之入骨，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入门口地板上就是一幅老布什的大头照，谁要进会堂都要踩着他过去。这种“蔑父大仇”，当总统的儿子怎么咽得下恶气。还有一本书，则把布什父子与本·拉登的渊源说了个来龙去脉，其中一个细节是，“9·11”事件后全球禁航，但就是有一架飞机把本·拉登的几十个直系家属从欧洲运到了沙特阿拉伯。 天天在这些新闻中沉进浮出，一方面闹得人一头雾水，不知道真伪到底如何，可是另一方面却也油然地想起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的那句大白话：在政治和国家问题上，永远只有利益，而没有朋友。前两天，哈佛商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反倾销问题时也对我说，商业史一再证明，任何国际经济摩擦都无所谓是非，全部是利益在说话。选择性的聆听和有立场的真理，从来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 话说到这里，似乎掀开了美国式正义的另一层面纱。让人悲哀的只是，就连郑和到没有到过北美这种纯学术的问题上，也会遭遇如此强大的文化认同阻力。不过替美国人想想也是，如果将来美国历史上写，第一个到这片土地的文明人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欧洲人，那么，大鼻子老师怎么接着往下讲呢？ 第68节 像林冲那样唱歌 《万科》周刊 佚名 一 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收音机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很显然，它的地位比手电筒要重要得多。收音机占据了大部分人的业余时间，直到更霸道的电视机出现并且逐渐普及。我还记得，那时候收音机总是放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至少是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吱啦作响的家伙，但我还是每天都蹲在它附近，这就像许多年后的我不喜欢电视机，不喜欢电脑，却每天都运行它们一样。所谓喜欢，大概仅仅是一种姿态罢了。我们真正离不开的，往往便是那些不喜欢的东西。 我最早认识林冲便是在收音机里。当时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出现，而一个少年英雄的成长则以他为薄淡的背景。那个少年英雄叫做岳飞，等他长大了，他会手握长枪，马踏贺兰，雕像一般地矗立在我们的视野中——哦，是耳朵里。我在收音机里听着他渐渐长大，顺便地，记住了一个叫林冲的人。那个叫林冲的已经死掉了，他和岳飞有同一个师父，同样的武艺，但他没有岳飞那么大的成就，后来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强盗。 收音机里的岳飞是主角，也是英雄；林冲则是那个叫周桐的无所不能的老家伙心头永远的痛。收音机里没有说他是一个强盗，只说他“为奸臣所害”，郁郁而终。对于叙述者而言，奸臣真是一件完美的道具，可以随时将其嵌入各种情节中，解决一切矛盾。当我开始写小说之后，我发觉作为叙述者，我是苍白无力的；而苍白无力的最主要原因，是我没有一件像奸臣一样好用的道具。 我一直在找这样一件道具，以使我的小说更好看一些。我有一些网友，他们也在写小说，也总能在论坛里获得惊诧与赞美，但谁也不能保证每一篇都好看。我想，他们也在找如奸臣一般适宜、如奸臣一般性感、如奸臣一般无所不能的叙述道具吧。 二 若干年后我开始读《水浒》，当林冲出场时我压抑不住地兴奋；尽管在读《水浒》之前，我已经大略地知道了一些林冲的行状，不过这不妨碍我阅读的热情。那年我12岁。 当我看到林冲初上梁山泊被那个叫王伦的屎蛋指派到最后一张交椅，而他也默默接受的时候，我很委屈，委屈得都快哭了；可我哭是没有用的，因为林冲没表示什么。这个脓包，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喜欢他了。尽管他最后气势汹汹地杀掉了王伦，搞得自己很像一个暴徒；但他给我的印象用“窝囊”两个字就可以完全涵盖。 我回想起儿时收音机里岳飞身后的隐藏人物林冲，心想，这样窝囊的人合该为奸臣所害，郁郁而终。再后来，宋江攻破了东昌府，俘虏了那个会扔石子的张清——顺便说一句，张清是我很多年里的偶像，梁山泊英雄终于凑够了百八之数，要排座啦。 岁的我记性非常好，那时候我能背下一百单八将的绰号和姓名，当然，是按照书里排列的顺序。现在我的脑子已经完蛋啦，但我还是记得，林冲同志在梁山担任马军五虎将之职，排名列关胜同志之后，秦明同志之前。林冲同志在梁山泊众家英雄的总排名是第六位，是个领导干部，是个带头的强盗。良好的记性残留到今日，使我在做《南方周末》小强填字的时候很是风光——我很少看沈宏非或者是别人的专栏，只有小强填字是我的最爱。 上一期有一道题目叫做“林冲所担任过的职务”，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八十万禁军教头”，却短少了两个字，我呆了半晌，终于忆起林冲同志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过“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这一重要职务。 林冲的排位还是不错的，我读完那一章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是啊，从儿时起，我便一直在想像着林冲，我终于看到他当上领导了。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宋江为胞弟宋清安排的酒席总管一职最是肥厚，但12岁的我没有现在这么爱钱，那时的我认为“五虎将”什么的才是真的，比银子值银子。林冲最后死了，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那么多的人都死了。 三 以上是我对林冲这个人物从知晓到了解的过程。这过程里有许多废话，枝节甚多。这不怪我，因为12岁之前我的思维比现在混乱得多，能记住那么多人名，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下面要说的是我12岁以后的一些事，如果在叙述中依然显得笨拙而混乱，那说明我的思维从12岁开始就再没有进步；如果你想对此表示遗憾，请把我的帖子复制下来，存在硬盘里，然后放入回收站——如果你的回收站是马桶形的，那就再好不过啦，你点“清空回收站”，轰隆隆……我的废话就消失啦，这是你对我愚笨表示遗憾的最好方式。 说实话，我并不希望你那样做。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认真一些，再认真一些。我说过，如果我的小说能更好看一点，我会很兴奋。尽管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奸臣一般的道具，但这并不妨碍我讲故事的热情。我的贴子将有一个题目，叫做《像林冲一样歌唱》。这个题目有些叵测。之所以要起这样叵测的标题，是因为我的小说都是贴在论坛里的，这样的话比较醒目。谁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东西那么快地被淹没，虽然那是最终的、必然的结果。 但这样一个标题并不是很好充实。林冲并不是一个著名的歌者，我要非得说他获得了梁山卡拉OK大赛冠军似乎不那么容易。但这样一个标题却在某一日脱口而出，继而变成了我硬盘里一个文件的名字。这个空白的文件像一道题目，等待我去解答。我清楚，解答完这道题目，我就可以再也不看《水浒》了。 四 我长大以后，一度对一些出身北大的诗人非常迷恋。请注意，是“出身北大”的“诗人”，缺一不可。一个北大出来的政客或者学者显然就不那么吸引人，甚至一个记者或者小说家都不吸引人。诗人，惟有诗人，而且是北大那地方出来的诗人才拥有让人迷恋的气质。这说明我很势利。不过没法子，我就是这样的人。后来他们之中有几个不幸去世了，遗憾之余我只好寻找一些活着的继续崇拜。我选择了一个叫西川的人，我傻乎乎地看着他的诗，然后说，写得真好啊。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我买了一本《让蒙面人说话》的书，那是西川的随笔集，我看到了一些洋溢着智慧和才识的文章，所以我想，西川的诗写得真好啊，就凭他这些好看的文章，他的诗怎么能不好呢？ 在《让蒙面人说话》里，有许多篇文章给我印象深刻，比如《色情的莎士比亚》、《我为什么喜欢玛丽莲梦露》、《我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从马可波罗未曾旅及中国说起》、《巴尔扎克的肚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他才华横溢之余，他提到了林冲，他说林冲是他所深爱的小说人物。西川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只有一个人是我深爱的，这人就是林冲。林冲大概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惟一一个孤独者的形象……，他在草料场中高喊‘好大雪’时，透露出无限的苍凉感。” 西川是我的偶像，他说的话我信。我重新找出《水浒》，回忆着我12岁时记住的那个林冲；尽管施耐庵竭力将一个“豹头环眼，满山唤作小张飞”的林冲强加给大家，但谁也不会把林冲想像成张飞那个样子。林冲是文雅的，甚至是孱弱的；他总是留给大家一个背影，而且很是瘦削。 五 《水浒》是中国人取之不尽的影视资源，因此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或是电视上看到现代人装扮的林冲。也许你知道一个叫梁家辉的香港演员，他演过皇帝，演过大亨，也演过同性恋，他还演过林冲。在那部电影的最后，林冲变得坚忍勇决，与那个反面人物进行了一次噼里啪啦的大决斗。我觉得梁家辉还是很适合扮演林冲的，这俩人都跟得了肺结核似的，但很遗憾那部电影很糟糕，不但浪费了大量篇幅来描写林冲与鲁智深的革命友谊，更在最后把林冲变成了一个本色的英雄。 也许这样的电影看上去更让人舒服，现代人已经无法容忍一个声名在外的传统英雄像林冲那样活着了。但说实话，离林冲实在是远了一些，也不合逻辑；如果林冲果然如电影一般在最后即变得冲动而嗜血，那他必定会返回东京去杀高俅，而不是去梁山当那个劳什子的强盗！ 相比较而言，央视拍摄的《水浒》里对林冲的处理就更好一些，他不但一如既往地窝囊，而且结局较之小说里更加悲惨——他等于是被宋江气死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群星参北斗”，但是，林冲这样的人合该气死，这是窝囊一世的必然结果。 而那草料场前的孤独，其实已是林冲最后的歌咏了；如果说宋代有小资的话，林冲大概便可以算一个。 林冲没忘记在那样一个悲戚的雪夜小小地犒劳一下自己，他买了酒。整部《水浒》贯穿了酒香，但其他人的酒往往是增添豪情的工具，比如武松，你这酒不是烈吗，不是三碗不过岗吗，我偏要喝上一十八碗；或者是鲁智深，他的酒伴随着狗肉颠覆了和尚的清规戒律——而林冲的酒却是苦的，寒冷的雪中他的酒是他仅有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伴侣。《水浒》中的醉酒虽然不乏苦闷、郁郁不得志时的独饮，比如宋江写反诗一节。但宋江最后毕竟还是写了反诗，发泄了郁闷，而林冲的酒却毫无结果。他的酒没有变成泪水，已是万幸了。 林冲喊道：“好大雪！” 在那样一个雪夜，林冲被自己的孤独彻底埋葬了。那之后，无论是身为逃犯的林冲，或是身为强盗的林冲，都再也没有活人的鲜活气味。他那一声嗥叫，嗥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点欲望；如果这算歌唱的话，林冲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最苍凉的歌者。 好大雪。好大的雪！ 六 今年冬天特别冷，雪也特别多。我没有机会如林冲一般独自行走在雪中，但走在人群里，我相信自己与林冲一样孤独。 遗憾的是，我无法在雪中歌唱，哪怕是一声简单的“好大雪”。一个人，他该有怎样的机缘，才可以像林冲那样歌唱？ 我最后一次翻开《水浒》的时候，林冲正在距离山神庙三华里的地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裸着身火烧草料场。我找不到12岁时为英雄们排座的孜孜不倦的自已了，我走在雪里的时候，只觉得冷。我的鞋很滑，如果我奔跑的话，肯定会摔倒。我的小说还没有一个如奸臣一般的道具，我的生活里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我快乐或者悲伤。灰蒙蒙的城市天空下，没有一个瘦削如痨病鬼的林冲孤独走过，有的只是一张张与我相似的平庸面孔，他们和我一样安静地走在雪里，却没有适意的感觉。 很多现代人的身上都有林冲的影子：才干、谨慎、敬业、坚韧、低调、懦弱，屡屡受挫折后又敏感、多疑、暴躁、孤僻、封闭、傲慢，最终窝窝囊囊、怀才不遇、心有不甘、然后孤独一生。 第69节 十年一吃巴蜀梦 《万科》周刊 杨早 年12月19日，天下太平。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叫富顺的县城人民医院中，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十年。 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富顺，原名富世，因六朝时创建的富世盐井得名（后来号称盐都的自贡，起初不过是富顺的一个区），唐初避太宗讳，改名富义，宋初又避另一个太宗讳，改名富顺。这个地方除了出盐，也出过一些人，据说明清两代中进士者两百多人，川谚称“富顺才子内江官”。说到才子，明代有李调元，清代有刘光第，民国有李宗吾和陈铨。据说记得乡先贤的事迹有助于励志，所以这些人我从小就记得很熟。 富顺的吃不算著名，但也不辱没天府之国的名头。其时敝人尚未成长为一名美食分子，但显然已经得了启蒙的滋味，后来能够一直将吃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小时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个年纪的吃是不成体统的，只好不依谱系而按照地域，将其划分为三类：家中、街上和学校。 素有豆花饭，荤有炒茄猫儿 富顺吃食中最家常又最知名的，莫过于豆花。豆花不是豆腐脑，也不是老豆腐，在外省学会吃川菜的同志注意，你们根本就没吃过正宗的豆花！ 黄豆现推的豆花，如雪如玉，堆在一汪鹅黄的卤汤中，食指已经开始微微摆动。 然而富顺真正名震全川乃至行销海外并非豆花，而是豆花的蘸水。而且一定要现点的，罐装的完全不是那回事。紫红的辣椒，翠绿的葱花，一碟碟地摆在乌黑的木桌上，并无香味，却已引得唾液如心事般奔涌。一碗豆花，一碟蘸水，是谓之“素豆花”（“荤豆花”只是加一碗肉，其实不必），再来两斗碗“帽儿头”（两碗饭扣在一起），就是人见人爱的“豆花饭”。拢共两毛五分钱，却能吃得人满头大汗，口舌生津，一个字：HIGH。《死水微澜》里说，当叫花子都要在成都当，其实在富顺当也不坏，一天总能吃上一顿豆花饭。 豆花蘸水最好的牌号是“刘锡禄”，听说后来此人到美国去了，于是整个富顺的豆花饭水平倒退了一个世纪。他女儿开的“小刘豆花”，也不错，只是不够HIGH。 闲常早饭，馒头花卷外，有泡粑和燕窝粑。泡粑类似外地的发糕，只是小个些，易消化，不甚经饱，以西湖宾馆的为佳——顺便提一下，富顺有一个西湖，县志上明确记载“天下西湖三十六，富顺西湖列第七”，推想前三名大概是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惠州西湖，中间还有三家，不知在哪块地界。 燕窝粑是所有小孩子的恩物，因为从我爸到我，无不对之终生垂涎，念兹在兹。其实不过是做工精细些的花卷，抖散成丝状，染红色，极甜，间杂肥猪肉粒。这有什么好吃呢？然而热爱得不行。多年后我将它写进大学时的作文里，同学们都以为粑以燕窝名，定然高级好吃过广东茶楼的“顶点”、“超点”，实则也是穷人乐。但是小时候对它的爱慕不亚于慕少艾。 小时吃的席，多半是婚宴丧火或年节时的转转酒，据说我一上桌就霸着面前那盘菜猛吃，带我的大人无不叫苦连天。现时多已淡忘，印象深刻的只是一盆青笋焖兔。富顺人实在爱吃兔子，上学时会经过一条叫马门口的街，一条街都是杀兔子的，杀好的兔子一只只倒挂在树上，无头，据说剥了皮的兔子和猫难以分辨，常常有奸商挂兔头卖猫肉，顾客回家一吃，酸的。这种传说不时听闻，以致重兔轻猫的观念根深蒂固，后来在广东十年，从来没起心去吃他们的龙虎斗，大概这是童年阴影。 我小的时候，富顺的酒席还是很有章法，六个碟子的凉菜，三道热菜，一道汤，一道甜点，再三道菜，一道汤，一道甜点……似乎可以无限循环。 有一道菜，在我知道它的妙处时，已经是禁菜，炒茄猫儿。茄猫儿，就是青蛙。据说不准卖，可是你挡不住，在农贸市场上禁，农民会背到居民家里卖。后来发布指示，什么级别以上的干部不准吃。没多久，县里一个头头被抓了现行，他开会时有乡下亲戚给他送来一背篼这个！我自小被教育要爱护益虫，吃青蛙时却从未有半点怜惜或悔恨之心，这东西实在太好吃了！用红椒丝、姜丝，急火炒，浇一勺明油，哇！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差点儿把舌头吞下去”。素有豆花饭，荤有炒茄猫儿，一想到它们，我就怒气冲冲地质问自己为何要远离家乡。 街头吃食 由于我家是一个文明家庭，所以我在十岁前很少有下馆子的经验。那么在街上吃什么呢？爆米花、棉花糖，这些是少不了的。成都街头常见的糖饼，富顺并没有。我能记得的街头吃食，无非是稀米粑、冰粉和凉糕。 稀米粑大约是糯米做的，如纸般薄薄的一大片，如寻常果盘大小。味道很淡，有一点点甜，像软糖外的糯米纸，但是更有质感。一片可以颇吃些时候，每片又有不同的颜色，一分钱两片，小时也是狂爱的吃食。掰一小块放在嘴里，让它在唾液中慢慢溶化，也是极满足的事。在大人眼里这是既不健康又没吃头的东西，因此决不容许购买。据说我曾经为了争取这一购买权和姑姑闹别扭，以跳进水田相威胁。她不理我，我也就算了。 这么平淡的叙述出自强势的大人一方，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时的悲愤和失望是难以言表的。每当我读到书上关于弱势群体权利的表述时，我就会想起那个试图用自杀捍卫一片稀米粑的小孩。不过，倘或今天我带着一个小孩，他要求购买这种低档的不卫生食品，我同样会强硬地拒绝。不管怎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冰粉是夏天的吃食，家里也会每天做上一桶给大家饭后喝。然而街上的冰粉更有味道。用纱布包一种叫“冰米子”的植物颗粒，不停地在水中搓捏，慢慢地那水便凝固成果冻一般的半固体。舀一大块在碗，用马口铁小勺切碎，浇了稀稀的红糖水，一口气吸喝下去，心头一片清凉。不知怎的，总嫌家里的冰粉凝得不好，红糖水也兑得太甜或太淡，还是街头五分钱一碗的解恨。 冰粉都是凉水摊带买的，这种小摊主要卖凉水，自来水加上糖精和色素，盛在玻璃杯里，用玻璃片盖着。买这种水喝也被大人悬为厉禁。可是对于一个疯跑了一下午，满脸是汗，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得精光的小孩子来说，一杯凉水可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凉糕是担子挑来卖的。糕是米糕的一种，黄黄的，一大块地罩在纱布里。挑担子的人为你切一块下来，同样放在碗里，切成小块，浇红糖水。凉糕味道像湘西的米豆腐（或者就是同一物也不一定），碱味颇重，我不甚爱喝，但是在门前叫住一副挑子买东西吃的况味很有意思。 一个思之潸然的食堂 有人说：学校有什么好吃的？中学之前是没有，每顿饭都回家嘛。顶多是校门口应季的桑葚。夏日的中午，校门要两点才开，许多小朋友都会提前一刻钟到达。于是五分钱一捧的桑葚便迎来了它的旺季。到校门开启时，大部分小朋友的嘴唇都是乌黑的一圈，常遭到把守校门的值勤老师的怒斥。 上了中学便是另一番天地。富顺最好的中学是二中，离城约四公里（这个学校近年出的最有名人物大概是郭敬明，据说是韩寒之后最红的文学少年）。学校在柿子岭上，周围都是川南丘陵地形，一条大江从山脚下流过，说不上山明水秀，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那时还没有班车通学校，所以几乎全部学生都必须在校午餐。富二中的食堂是当时学校风潮的重要源头。大师傅们早上来做饭时，会发现门板上钉满了干枯的馒头，三不五时会有大字报在校园出现，那往往是上百行的长诗，而且是一韵到底，带给观众许多吟咏的快乐。有一句顺口溜流传上下：“天大地大不如富二中的馒头大，山清水清不如富二中的稀饭清。”现在的小孩当然不知道这是“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翻唱版。 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仍给我很深的印象。首先是水煮肉片，那是用菜头（外地不知叫什么，就是榨菜的原料）打底，一颗颗花椒粒密布于汤内，肉片半肥瘦，在筷尖上泛着油光。肉片的鲜嫩，菜头的润滑，花椒的电麻，轻易就制造出一场舌头风暴。多少次吃完这个菜，跑到水龙头下冲舌头，以抵消一点儿那种蚀骨销魂的快感。这样的好菜居然才卖两毛钱。每逢后来吃到不知所云的辣椒汤，内涵单薄的打底生菜，以及冰冻三尺的肉片，我都忍不住深深地怀念那一大盆富二中的水煮肉片，直至泪流满面。 其次是每当放学时，大师傅们站在校门口，用大簸箕装了无数的卤鸭头和鹅翅膀。五分钱一个的鸭头，擎在手中，一路吃回去。当然，十分钟不到就报销了，然后是抓蝗虫、偷玉米、逗农民家狗的时间。 虽然有这么一个思之潸然的食堂，富二中饮食天地的美好就在于它的多样性。罗素说得好：须知参差多态，正是幸福的本源。通往操场的门口有一家小面店，冬天的课间，那是一定要去吃一碗抄手（馄饨）或汤面的。抄手基本上只有皮，面也只有一两，然而要的是那碗奇辣无比的汤。我们站在小店口，一面呼噜呼噜地喝汤，一边听老板娘和来吃东西的工人打情骂俏，印象比较深的如“你个舅子！”“是，我是舅子，我是你姑爷的舅子！”四川话骂架往往以承认对方的前提，再偷换概念来达到反击的目的，窃以为比“你才校园民谣！你们全家都校园民谣！”的反弹式要高明一些。 更好的吃处在校外，一般是三四个人，合出一块钱，到小饭馆里请老板称一点肉，加素钱炒个“翘荤”。莫忘了，咱学校是在农村包围之中，那肉那菜都是鲜灵无比。每次都让我们吃得汤尽盘干，心满意足。哦哇，不能再想了，口水都流出去七厘米啦。 不太方便的是要凑够人，有时人数够了，又须大家同意吃何种菜，常常因此同学翻脸，各自走开，隔几日方又凑到一起大吃小喝。 饭后的余兴也很多。说过了，我们处于农村包围中，校外的公路上，常年都有农民摆摊卖各类的果菜，什么时鲜卖什么。甘蔗、大麦柑（柚子）、番茄、苹果、桔子、玉米……“划甘蔗”是流行的娱乐和赌博，取一根甘蔗，向老板借了刀，用刀头点住甘蔗梢，使之立住，提起刀来，喝一声，刀在空中划一个圈，在甘蔗将倒未倒之时立劈下去，倘能将甘蔗一分为二，那自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独享整根甘蔗。大半都是宫本武藏式斜劈而下，则断口以上的部分归你，下一个接着来，直至将甘蔗分完，而输家反而要付甘蔗钱。许多人对这游戏乐此不疲，志不在吃，往往有赢了后分赠路人的壮举，当然也有为甘蔗倾家荡产的，老板总是很乐意让你赊帐。 我最喜欢的，是用两角钱买一个大麦柑，携一册小说，去到礼堂的阶梯转角处，那里有一扇窗。慢慢地翻书，慢慢地将大麦柑剥来吃了。富顺的大麦柑总是青涩的，吃得满嘴发麻，从嘴唇到舌头都失去了知觉，而且酸得流泪不止。然而哲人说过：有吃的，有看的，沙漠也是天堂。就这样吃掉一个大麦柑，看完一册书，听得预备上课的钟响，站起来拍拍屁股走出去。 说到此处，想起唐振甫先生批评川菜美韵久已不传，全无规矩，剩下的，只是火锅这种上不得台盘的东西在那里跋扈。确实，火锅只是符合外地人对川菜的想像，一味麻辣而已，论到细品，有甚滋味？忍不住改龚定盦诗曰： 剧谈惯喜说吃喝，满眼京华尽火锅。 忆到滋味唾液涌，天下美食已无多。 第70节 一对月收入300元的哈尔滨夫妻 《万科》周刊 沈灵均 看过两位高手写的《月收入4000元在北京怎么过》和《月收入3000元在上海怎么过》，深有感触，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前两年的经历。 我那时在哈市做点小生意，经朋友介绍，租到了一个地点稍偏的厂属住宅楼。搬家那天，乱七八糟的粗笨东西很多，一个人摆放很辛苦。我试着去敲隔壁家的门，邻居家的夫妻很爽快地答应了。夫妻俩看上去都是大约三十五六岁，干起活来很勤快麻利，从两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男的叫强，女的叫华。他们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正读初一。忙活到傍晚，我极力邀请他们到饭馆去吃晚饭，两人坚决地拒绝了。我便订了外卖，拿到他们家里，夫妇俩很不好意思：“不过是帮忙归置点家当，这么破费实在是不敢当。”华整理餐桌预备餐具，还到厨房炒了一盘花生米，说：“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准备的，炒盘花生米，大家拿它下酒。”我心里很纳闷，都什么时代了，炒花生米也能招待客人吗？我趁说话的时候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的家：一室一厅，房子未装修，家俱是十几年前的那种组合家俱，仅有一台老式的北京牌电视，室内是张双人床。房厅是张单人床，外加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它们都被收拾得很干净。 我对这个人家深入的了解起始于一次吵架。那天，我晚上回来，听到隔壁有吵架声，继而有男人的吼叫声和女人的哭声。肯定是两口子吵架。我想都没想就敲他家的门，开门的是强，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华在那儿抹眼泪。我只说了一句让大姐到我家坐会儿吧，便不由分说，把华领到了我家，给她拿饮料和面巾纸，不禁随口问了一句：“夫妻这么多年，孩子都那么大了，还吵什么呀？”华竹筒倒豆一般把情况告诉了我。 原来，十几年前，强和他哥都没有考上大学，强的爸爸告诉他俩，只能有一个人接班（那时国有工厂的工人退体后，子女可有一人接班），而得不到接班的人可以得到一间平房，所以当时强的哥哥选择了接班，而强得到了那间平房。三年后，他便用那间平房与华结了婚。华也是接父亲的班，工作在某厂办公室，干得不错，领导也是与华父熟识的老人儿，当时厂效益很好。鉴于以上的条件，婚后两年华便分到了现在住的这套一室一厅楼房，可也就在当年，强上班的那家街道办的小商店倒闭了。强拿出家中仅有的三千元积蓄去学人家做生意，可是赔得很惨。这以后，强在家看孩子好几年。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华的工资支撑。可是就在三年前，华的工厂减员，同办公室就她一人下来，因为她不是大学生。厂里照顾她，给她办了退休，每月能得220元退休金，再加上平房出租一个月100元，这样一个月320元的收入，全家维持了近三年。 就在前些日子，华的厂里又有了新文件，原先得到福利分房的职工，公房要作价卖给个人，华的这个楼房要向厂里交5000元。而强的哥哥接班以后，工作没两年，效益也不好，工资时有时无，再加上没有房子，所以直到三十多岁也没找着对象。终于在三十七岁有了对象，要结婚，因为困难，强的家人提议让强把平房借给他哥哥。强回家与华商量。华因为楼房交款本已很头疼，又听了这事，就发生了吵架事件。 我听了呆上好一阵子，吃惊地问她：“一家三口一月320元怎么过呀？”华告诉我：“不浪费每一分钱。”买菜四五天一次，从不去菜市场，而是早起到早市买，不论斤买，买估堆货，回家挑出能吃的。在夏天的时候要多买几斤柿子，给孩子吃，柿子维生素多。全家一个月买二斤肉，瘦肉全都给孩子，肥肉焯油炒菜，不光解馋而且省油。冬天则腌一缸酸菜和咸菜。电话只接不打，晚上看电视就不开灯。华还说，结婚十五年了，用的餐具还是当年结婚时买的，孩子从没穿过过百元的衣服。强做饭很好吃，再不出奇的菜也做得滋味十足，结婚后，他们从未下过馆子。日子再紧，亲戚的红白事没落过。若再有剩余，攒起来买些穿戴。现在还得留存补够那5000元！ 我真是吃惊于华如此精打细算过日子。华说她跟强日子过得还可以，就是强的耳根子软，谁的话都听，回家少不了吵架。 后来几年，我们常有走动。据说强的哥哥还是去近郊租了一间平房。我那些日子经常早回家，他们便总邀请我去吃饭。饭很简单，总是一盘青菜、一盘花生米、一盘鸡蛋，强做的味道的确特别好，我每回吃得都比在饭馆吃得饱。 强的儿子很懂事，我从未见过他向父母要求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孩子也很有礼貌，我每回给他的零食，他都交给他妈妈。他还会给我倒茶水，陪我说话。 相处得久了，他们的亲戚我也认识了一些。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强和华特惦念老人，华经常到婆母家去帮忙干活，不惜力的那种。而强也总是买来鸡或鱼，做妥当，除了给儿子留下少许，其余全部装入饭盒中给岳父拿去。两口子也极少红脸，一家人经常在饭后下棋或是打扑克。休息日到江边散步，到街心花园打羽毛球。后来，他们都分别又找了工作，但都没干长，可是谁也没有埋怨对方。 我本来想劝华把平房卖了，做点小生意，可是当我见着那间不足30平米的平房以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转眼到冬天了，华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件新羽绒服，才60元，我看也挺好。他家有时弥漫一股醋味，华告诉我，是她煮的，为防感冒。她还向我要过大可乐瓶子，每天晚上装上自来水放在暖气上，这样第二天全家早起洗漱的水就不致于很凉。春节的时候，他们也置办了许多年货，新衣新帽、烟花鞭炮。华说她这一年攒了1000元，加上前两年的2000元，她把这3000元交给了厂里。厂里特准她剩下的2000元以后再交齐也行。 又过了一年，因为一些原因，我要离开那儿了。临走时，华欣喜地告诉我，有个熟人给强介绍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玻璃店打更擦玻璃，店主不错，听了他家的情况打算用强。他们家的买房款已经全部交给了厂里。我也一阵惊喜，我告诉华这是个好兆头，因为玻璃越擦越亮，生活也一样。 第71节 一天 《万科》周刊 简直 一 早上十点睁眼一看，又是一个好天气。窗外，太阳光从东南面的天空，以及西南侧那幢高层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同时照进来，看上去有两个太阳。人类的伟大可见一斑。 和不争论兄确认了下午的聚会，就开车出门。星期六的三环路还是很不错，除了一对追尾之后趴在双井桥上吵架的汽车对交通稍有影响之外，马路上车子都跑得挺欢。先以舅舅的身份去看望正在上大一的外甥，然后以网友的身份去西子湖茶楼喝茶，这样的安排使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显得比在床上赖到下午稍有意义。 大一的外甥正在构想一个惊人的计划：退学回家，弃电从医。两周前我已现身说法地劝过一回，告诉他其实本科教育是狗屎，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今天见面一问，原来老舅说的话都成了耳旁风。没别的招了，今天就来个忆苦思甜。 菜点上来了，小伙子吃得很香。正是能吃的时候嘛。想想挺奇怪的，十一年前初到京城的时候，倘若也有个舅舅之流三天两头来学校接了吃饭，自己的生活与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对，这是一个说话的由头。于是从十一年前讲起，从学校的伙食讲到英语学习，再讲到当时我所见过的北大理科学生是如何起早贪黑到图书馆占座，还讲到这些理科生现在在硅谷如何风光（这部分是综合留学幻想小说编的，以我本人浅尝辄止的留学经历来看，把本科毕业直到而立之年这七八年时光捐给异国的穷乡僻壤是一件非常无聊、非常不划算的事情）。论证了学理工的大一同学就应该埋头读书之后，问外甥：你们宿舍的同学还都是十点起床么？外甥很实在，点了点头。这一点非常令人疑惑，是如今的大学生与往昔不同了呢？还是北大自有北大的牛处？考虑到后者的可能性大得多，不免责怪了一番他的高考数学成绩。这孩子在数学一门上就丢了一百分，而他的总分再多二十分其实就能上北大清华了。 对牛弹琴达一个半小时，看看是前往聚会的时间了，结帐回学校去拿车子。外甥一路沉默着，令人不由得郁闷起来。真可谓人各有命，如当初有这么一位聒噪的舅舅来请吃饭并且给我讲述过去的大学生活，对我而言那该是一件多么给人启蒙的事情。回忆中已日渐模糊的大一生活，能想起来的就是自己脑子里当时异常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情结。那个冬天我组织的社团出版了一份刊物，发刊词上我似乎写道，这个冬天应该下点雪了，但它还不下，让我们等到何时呢？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加上当时尚在读博的刘军宁、单少杰等几位的文章，让我们的刊物只出了一期，就连社团都被“取缔”了。那时没有人告诉我大一应该怎样为大四找工作做准备，没有人告诉我燕园外边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市场是个什么样子。 在出身良好、日夜攻读新东方红宝书的同学的环绕下，我整整做梦直到大二，才被一重一重的调查和处分的威胁警醒，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后来就一味地流俗了下去，直到今天，终于晚熟、且后发先至地成为一个问题少年的市侩开导者，一个试图回避他人青春理想的、年长十一岁的长辈。 二 每次聚会，缥缈兄都非常准时，而我是例行的迟到，但今天终于被我早到了一回。停好车，买了一包白沙站在路边抽，不久就看见缥缈兄像一个知青一样单肩背着挎包走了过来。永远是那么亲切、和善的笑容，而今天绽放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更加温暖。到茶室里坐等片刻，书生伉俪、AK47、不争论、zhaoxiao和ZW等次第而来。 不知谁说起了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事情，使得这次聚会终于成功避免了黄段子交流而上升到学术讨论的层次。ZW尖锐地指出，出租车司机向出租汽车公司交租的事，即使取消，也不能改变市场上出租汽车司机的处境，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福祉和自然环境来换取低廉价格所支撑的发展速度；因为出租汽车是一种特许经营的行业，如果出租汽车公司不收租，那么这钱就归了政府，司机是一样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我当然要反驳了，问为什么这就是一种必须管制和特许的行业？缥缈兄代答曰，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也有人附和。zhaoxiao精明地作壁上观。我又反驳，提出全世界都如是（何况这还只是一种假说，有待调查核实），中国也未必要如此；正因为中国有特别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所以中国消费者其实可以穷奢极欲地享受服务业带来的便利；作为举例，中国只要是个挣工资的，都敢进理发店去按摩，去足疗店捏脚，“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们有这个享受吗？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这是我的职业病。下一步我的观点听上去很宏观了：如果政府完全放开出租汽车牌照，把目前所有的黑车变成白车，并且无限制地允许老百姓的私家车挂牌营运，因为中国人多的特点，假设北京街上有一百万出租车，那么出租车的收费肯定就是汽车折旧及保养维修费、油钱以及司机按普通体力劳动者的通常收入（北京目前应是800到1000块上下）摊到行驶里程上的单位价格，可能就是一公里四五毛钱。低于这个价格，就有人转出这个行业，高于这个价格，就又有新人加入。如此一来，去十公里外办个事，打车也就三、四块钱（目前外省一些尚未搞“出租汽车管理”的中小城市就是这个价钱）。这样一来，就会有如下情景出现：拥有私家车是一件奇蠢无比的事，除了开运动车郊游越野、开名贵车显摆之外，没有任何人会愚昧到自己花钱买车、修车、加油、租车位等来开车上下班。于是，全北京大部分的车都跑在路上拉活儿，停车难的问题被无形化解，交通拥堵的问题不复存在。全世界都会惊叹中国人性化、个性化的公共交通工具之发达。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能仿效这种做法？和洗头、捏脚在它们那儿发展不起来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们的人力太贵了。而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正是在于取之不竭的廉价人力资源。 由于上面的话讲得比较圆满，ZW提出我们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他是针对某些媒体对出租汽车司机的泛滥同情而论，而我说的是更宏观的政府管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高手就是高手，又保持了不败战绩，我只好认可上一段辩论又“双赢”了。也罢，经济人俱乐部最新的口号就是：“如果你要勉强赢了辩论，那将会是与你的对手一起赢了的辩论。” 在一旁猫了多时，此时发话总结道：简直说的很对！中国就是应该大力发展所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这样又扩大就业又提高人民生活的享受。我接着zhaoxiao的话碴子添油加醋：全国十四亿人，有两亿种地，两亿制造工业品，就够吃够用了，其他十亿人互相提供从头到脚的服务，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专业，而且政府除了维护治安之外不收额外税费，如此加大服务交换，全社会的享受指数肯定让地广人稀的老毛子嫉妒得吐血而死，没死的人纷纷把打工所得的钱拿到中国来享受服务，钱花完了再回去打工，如此这般，全世界的财富都流到中国…… 网友聚会就是这样，以上不过是这一天的花絮之一。在今天三个半小时的畅谈中，缥缈兄所谈到了安徽粮食系统做假蒙老朱的事，不争论提到但未充分展开的单一目标政府与多重目标政府之行为模式差异问题，书生痛陈人大代表选举中，莫名其妙产生的选民小组组长私下决定哪些候选人进入决赛权，从而使看似良好的选举制度荒唐化的亲身经历，都使在座的各位享受到了丰富的精神下午茶。这也是一种因为人多而产生的福利啊。 因为某些同志惧内的原故，会议到五点半结束。拐了个弯把缥缈兄送到木樨地，我前往北大。 三 多时没来了，进入校门时心情居然有点激动。这是男人谈政治过多的后遗症。在昏黄的路灯下缓缓行过拖手的学生情侣、一望可知的进修地方官群体、花钱镀金的EMBA学员一排一排的小车、急匆匆踏自行车赶路上自习的那些我向外甥描绘了一中午的北大理科生，心情一阵好过一阵，这个让我当过一年兵，让我犯过各种事，倒过各种霉，进过数次保卫部，对年级学工组组长拍过桌子，经历过喜欢的刑事诉讼法老师被发配到贵阳而尊敬的前任导师在经济特区被三陪小姐打死的惨痛故事，从纯朴的西北少年蜕变为一个生活态度暧昧的毕业研究生的园子，总是让我感到那么放松、亲切。 车子停在电教前最后一个车位上（PekingUniversity的确被现在的学生们称作ParkingUniversity，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除非实现了我下午所谈的出租车自由化模式），我不动任何脑子地去大讲堂售票处排队，也不管今天是什么节目。我就是为了进去坐上一坐。 排了半天，到我了，要一张今天的票，售票员说早没了，别人排队是买下周四的《手机》票。郁闷但不觉得丢人，这是自己的地盘嘛，调头离开就是了。 沿着大路往南门去，想去风入松。路过一个博士楼时，突然想起1992年冬天我不怀好意地纠集了两三位同学去骚扰他们二级英语班漂亮迷人的英语老师、后来受挫喝吐了的事情，又倍儿激动地走进去，想找个男厕所放松一下。伤感啊，现在竟然想不起那楼号是二十几了。跟着前面的同学进了门，几位男生上楼，我在一楼右拐，走着走着有一屋子出来一位女博士，特意地看了我一眼。于是忙问：男卫生间在哪儿？二楼。 楼道顶牵着两条线，满满地挂着洗干净的衣物，走在中间，有一种穿花拂柳的感觉。上完厕所，惊奇地发现外间的洗手台边有一女生在洗碗。 出楼时发现楼居然是上锁的，跟写字楼里一样需要用卡扫一下。我当然没卡了，于是朝门房的女人喊了一声阿姨，第二声忙换成大姐，也许得改成小妹才对呐。女人冷冷地问，来找谁的，让谁把你送出去。我说我来谁都不找，就为上个厕所。女人一边开门一边说，下回来上厕所就不给你开门了。出得门来，心情依然高涨，我阔别多年的校园生活啊。 又走了几步，发现原来农园的所在现在有一大型建筑光照如昼。是新建的学生食堂。我决定在这里吃一次饭。食堂的确很新潮，外边有往楼上开的滚梯，里面又装有直升的电梯。还是那一句老话，今非昔比。问了一下，说不收现金，“请到吧台买卡”。啧啧，吧台。 买了十块钱的卡，多了个心眼，问这能当几块用，被告知可当七块八用时，觉得自己的直觉真是可以啊！要没问，端上十块钱的东西去划卡就糗大了。这肯定是因应北大校园里流窜着大量的社会闲杂而发明的铸币税，同学们通过内部渠道肯定是一块当一块。这个制度不错，支持！ 算着算着拿了七块八的东西，交钱时人家说是七块五，我说那卡能充值么？不能？那我不要了。师傅说，拿着，那边有豆包一个三毛。心下一阵惭愧，赶紧收好。 食堂的桌子很干净，找了个空位，坐下后又打量了一下整个餐厅的格局。国家是发展了，在这么体面、人性的地方吃饭，这些孩子成人后的心理应该阳光得多了吧。 正对面坐着一个头发竖着、有点胡子、一脸痘痘的男生，根据盘子里的东西和刚才的认识，可以判断他的盘子里装着四块五。一天十块的话，一个月三百。我一边吃，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四处张望。大投影正放着中央五，有人站在跟前看，脸上也有些胡子，头发也竖着，脸上也坑坑洼洼。羡慕啊，我一边吃一边色迷迷地看着这些过去的自己在目前的自己身边走来走去。 男生吃完走了，新坐下来一位女生。拿着一大瓶白开水，看来吃完饭又要去上自习了，为什么我的外甥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上的不是北大！我一边恨恨地想，一边看近在咫尺的大二女生（不知为什么我就知道她是大二）的脸庞，与男生的痘痘相辉映，她的脸上有很多细细的绒毛。我想像着两年以后这张脸就要走到社会上，到所谓的公司里，面试通过后，开始变得光滑、白皙，并在有了一定的经历后不可避免地憔悴下去，多么让人心痛的过程啊。祝你平安，姑娘（当时我真的想到了这句话，而且用的是张承志的风格）。 吃完饭，跟着学生们排队放完餐具，我真的回到售饭的柜台处拿了一个馒头装在兜里，这样就花完了卡里的钱。 穿过南门，欣慰地发现夏天看到的“野蛮拆迁违反三个代表”等大幅标语还在南门西侧已成废墟的照相馆墙上。这就是北大，因为有人抗议，拆迁就中止了，一停就是一年，领导还是不错的！心情更加好了。 来到风入松。意外地发现资源楼的外墙上那硕大的竖写“风入松”三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书店”。想想人家老板修改得很有道理。有几个外地来京人员能知道“风入松”是个书店？ 书堆里发现一本装帧美丽的《张爱胡说》，翻了翻后决定买之。因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篇到处流传的只是和张爱玲的情爱故事，这书里居然是从他小时写起的。 因为缥缈兄下车前叮嘱买本当期的《当代》看一篇农村调查的报告文学，就到处找期刊柜。多时不来，格局已生。问过售书人，知道这里没有该杂志，有点怅然。胡乱又拿了一本书，离店，回家，赶着看北京一台的《绝对权力》。 一周前不慎被这电视剧抓住了，于是想看下去编剧如何把这反腐的大戏收场。果然是戏剧，今晚已演到邪不压正，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邪方在北京的靠山——一位元老的太子被证明是一个退伍军人扮成的骗子。周梅森还是很毒啊，夹带了私货在此被我看出。倘若那太子是真的呢？那么齐书记和刘秘书长两位高大全人物的小命就悬了，这一点傻子也看得出来，只不过被编剧用春秋笔法给蒙过去了。这至少说明整个创作集体还不是发了臆症，他们知道大家知道（不是病句）所有的潜规则，都看得懂。 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以上的文字。写到这里已是“这一天”的下一天了。网上网下的人们都在过夜生活，在北京，在外地，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国外。大家晚安。 第72节 二人转，绝不高于生活 《万科》周刊 暂停 最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沈阳人，是在十年前。 那会儿我还年轻，第一次从远方回家过年，前半程坐得谨慎而压抑，在上海转签后终于坐上了沈阳段的火车。车开不久，一位乘客操着浓烈的东北腔冲列车员喊：“大姐，有雪花啤酒没？”雪花啤酒是沈阳的老牌子。列车员话接得也麻利：“今年沈阳一场雪都没下，你让大姐上哪给你整雪花去！” 大姐的嗓子亮得像口热辣辣的白酒，在轰然而起的笑声里，邻桌刚认识的两个老哥守着一瓶老龙口、两包花生豆，已经开喝了。 前几天，有北京朋友跟我诉苦，说到了沈阳发现那里没有夜生活。我说你丫这是在夸沈阳人民高雅呢，还是在侮辱沈阳？那些自诩高于生活的东西，沈阳或许没有，可要说生活，只要是24小时以内的事，沈阳全有。 下回再去沈阳，你听我的，甭去五星级的酒店里找生活，那不属于人民群众。先去小馆子吃一顿吧，喝点小酒，别要五粮液、XO，那不是秃老亮爬电线杆子——装灯嘛！就来一个三两装的口杯，辽中、法库的白酒味儿都挺正，沈阳的老龙口也行。 吃什么？那看你爱哪口了。海鲜大全、满汉全席之类的大馆子招牌响，我就不介绍了，真正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店，十个里面倒有九个门脸算不上漂亮。而且，这些地方外地人通常不知道。 市体育学院西门有家小店，叫奥凯熏味大全，每天要外卖的人排长队。熏豆皮、熏鸡架、熏鸡脖、熏猪蹄，熏烟是按秘方配的植物烧出来的，绝对是一流的下酒菜，一个口杯估计是挡不住了。 你要是爱吃酸辣甜，推荐朝鲜菜，韩都的烤牛肉和狗肉汤沈阳最有名，分店也开了好几家，你一说韩都出租司机都知道。不过要是吃朝鲜小菜，比如辣萝卜块、辣白菜什么的，最好出来换一家，因为最爽口的得数位于皇姑区北市附近的云龙烧烤店。 满族风味也有，沈阳是大清朝的老家呀。和平区一经街的南市杀猪菜馆农家风味特足，那里的血肠白肉、酸菜粉条都是害眼病贴膏药——没治了。杀猪菜馆还有一道炒脆骨，咬起来咯吱吱地，一个人吃，能给自己解闷。 串了几家馆子，喝下2、3个口杯，夜晚在微醺中才刚开头。接下来干吗？放心吧，不会让你去泡酒吧、洗桑拿，全国已经小康了的人民除了忙着数钱，都在干那些！把三里屯都泡成啤酒展销会了。到沈阳来，怎么着也该换换样儿。咱上剧场去！ 看话剧？不是。话剧，尤其小剧场话剧，属于高雅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沈阳对号称高于生活的东西具有先天的免疫力，“做报告，喊口号，沈阳人民不感冒，”出租车司机会跟你说：“别装神奇啦。”除非赵本山演，不然票房可没保证。沈阳的特产是二人转，“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前排有特座，咱坐中间，10块、20块的足够了。嗑瓜子儿，喝茶水儿，听小曲儿。 二人转在东北也火了200多年了，要说世界上还有不高于生活，而是与生活混血长肉的艺术，上世纪初的爵士和现在的二人转算两个。二人转是一个统称，一个人演叫单出头，两个人的叫二人转，把场子铺开了的人物戏叫拉场戏。按美学家王朝闻的说法，二人转“她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他是在说二人转，我倒觉得好像是在形容我那开放在初恋中的东北女孩。 余秋雨说得更邪乎，“我的《中国戏剧文化史》有缺漏，书中重点介绍的剧目历史上没演过几场，而像二人转这样天天都在生活中演的戏却无法出现在大学的讲台上，无法出现在任何文字本上，这对我们学者而言是个耻辱。” 二人转艺人们没空在意学者的耻辱，写进书里也不能当饭。他们在村镇、地头走场赚点辛苦钱，那些收了庄稼趁农闲唱戏的叫“高粱红”，全年都唱的叫“四季青”。二人转出了不少名角，老的不说了，赵本山、潘长江、李静、高秀敏都是唱二人转出身，靠演小品出了名。要说二人转重新火起来，赵本山折腾出来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起了挺大作用，老赵现在也成了沈阳的旅游形象大使，与其他城市形象大使青春靓丽的少女脸蛋相比，老赵或许更接近城市的本质。 进了场子，你就会发现黑土地里冒出十个八个赵本山太正常了，不光台上能逗，台下起哄捧场的都能让人乐半宿，简直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架势。 二人转演员都有绝活，转个手绢翻个跟斗是最基本的，你要是听到刘欢在唱《大河向东流》也别惊讶大腕怎么来了咱这寒窑，台角上边唱边颤的那个“小老太太”就是模仿秀的高手。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浪唱”，这个“浪”字诀曾经引得一大批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立志将其改造，但等到看A片、发桃色短信在文化人儿中流行起来之后，大伙就都开始引用名言了，孔子云：食色性也。而沈阳，真正是一所两个人的城市，男人和女人。跟二人转一样，“千军万马，就是咱俩”。在两个人之间，生活显露真实的一面，谁跟我谈“寓教于乐”我跟谁急，二人转毫不掩饰它彻底的娱乐精神。两个人之间的娱乐自然顾忌无多，哈哈一笑，不就图一乐嘛。 即使是名角，上台通常也不马上演正戏，而是先唱一段“小帽儿”，既溜溜嗓子热身，也制造点气氛。“小帽儿”大都和过年的情节有关，二人转本来就是农闲“猫冬”时解闷的。比如《看花灯》、《双回门》、《小拜年》，第一句台词都从“正月里来”唱起，要么是“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要么是“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逛花灯”。一出《小拜年》是最常见的“小帽儿”，你要是说这出我看过咱走吧，那你就外行了。我前后看过4回，每一次都有“事故”，有中间插进一段“说口”的，有故意唱错词引出包袱的，总之都让你笑，笑得没有一次重样的。 “从前看你竹竿子样，长来长去节节空；从前看你像豆芽菜，长来长去弯了躬……常言说好虎一只能拦路，（你是）一百个黑瞎子五十对熊！”（《回杯记》） 作为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二人转险些被西方戏剧理论和舞台程式批得销声灭迹。说唱靠本子，唱腔靠谱子，动作靠导演，这些规矩让二人转失去了特色和活力。二人转出彩就出在表演现场即兴、狂放无忌，整个演出完全以台上的演员为主，乐队的调门也跟着演员走，一曲开唱，没人能说出它哪停哪缓。 这点上的确很像上世纪的爵士乐。爵士乐也是来自社会最底层人群的自娱自乐，充满了音乐的即兴发挥和演唱热辣的性挑逗意味，而且决不会出现相同的现场版本。后来白人元素越来越多，爵士乐的“高雅化”使它最终迈进了林肯音乐厅，演奏却日益沦为炫技。二人转里面的“性”，既直露、火暴、不羁，又让初来乍到的你在冷不丁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之后，心里暗自叫绝，咧嘴儿会心一笑。一笑之际，彻底放松。 “大姐你天上住的是高楼大厦。”“我情愿跟你住着茅草房……” “大姐你上方吃的是山珍海味。”“没有小女婿吃啥也不香……” “大姐你天上的户口下方搁不下。”“我情愿跟着你把盲流当！”（《张四姐临凡》） 演员们咬字儿咬得也个色，儿话音很多，但和评剧或者北京方言的儿化音不同，北京话的儿化音让人感觉利落、脆亮、讨巧，二人转里的儿化音却总透着股戏谑劲儿。“可别累坏了你的身子儿”，这句唱词的感情色彩完全根据主语不同和演员的肢体表演而变化，当主语是“大妹子儿”，那就是一对小情人儿在打情骂俏；当主语换成某个宏大叙事的主角时，就完全成了一次让对方啥话也说不出来的“恶毒”嘲讽。满台的儿化音里晃荡着一副吊儿郎当、嘻皮笑脸的架势，没这架势怎么混江湖啊。江湖的口味就是二人转的风格。 演员逗是逗，你别看他粗口不停，满嘴段子，但有一点，二人转二人转，“万人围着二人转”，永远是这两人在台上互相玩笑取乐，把自己贡献给群众的搞笑事业，从不拿别人说事儿。偶有那些两个人互相挖苦得有点过头的情形，观众虽然还在笑，但总有那体贴敏感的看客，拍着手鼓掌却低了头：艺人不易啊，茶社里演，夜总会里演，桑拿房里演，炕上地头，牲口棚里，只要有观众两人就转起来。除了自己和搭档，没有任何资本，谁的眼色都得看，那就只好拿自己开涮。损己娱人算不上高尚，但互相开开心的同时，却让种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与“教化”，显得除了博人一笑之外什么都不值。“……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这歌唱得好是好，就是有点虚头八脑。我歇了你给钱呢，孩子他妈都下岗六年了！” 对那些大红大紫的名人，二人转演员表现出典型的民间气质，既不奉承攀亲，也不讽刺嘲笑，而是用最狠了一招：模仿，以假乱真的模仿，让你在惊讶、爆笑与丰富的联想中，感觉釜底抽薪的肆意和把日子颠倒过来活的痛快。在长期被指责为低俗的表演中，似乎隐有真正的大幽默。 东北话里有一句口头禅叫“没正形儿”，用来形容二人转演员正合适。这群活宝一遇到正经表演就绷不住劲儿，让他们做一场鼓舞人心的报告，非得事先吃两片“伟哥”不可，不然讲两句就疲软，总忍不住插科打诨的。台下要是掌声热烈，台上保准绝活不断，所以你看的时候别介意演员怎么总是跟观众讨彩，即兴类演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演员与观众不分家，气氛出来了演出越发地好看，所谓“人来疯”是也。 用二人转演员自己的话说，要演就要尽情尽兴，将“随意性”推到大狂大美的地步。“要爱就爱他个死去活来，要思就思他个神魂颠倒，要醉就醉他个天昏地暗，要折腾就折腾出个戏来，折腾出满堂喝彩！”在以全球化为口号的城市生活对西方世界的模仿秀中，大喜大悲、大收大放、充满乡野气的二人转能不能被写进戏剧史，能否被主流社会承认，实在也没有哪个东北人有精神头儿去劳这个神。 作为纯粹农村民间戏曲的二人转，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工业化、城市化轰轰烈烈的今天，不但没有式微，反而进城了。几乎在进城的第一天就和街头的工人文化打得火热，这本身就颇具意味。二人转在21世纪的沈阳仿佛成了隐藏在铁西区废弃的厂房之间、艳粉街上某扇门后，再也丢弃不掉的一座秘密花园，在里面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情感，发泄郁闷，打骂玩闹，且乐今宵。 看完了现场，连喊带跳的估计你又饿了，翟家驴肉城这么晚早关门了，咱去“大青花”消夜去，要不就进“一手店”，一人戴一副塑料手套啃酱脊骨喝扎啤。“白加啤，出问题”，别怕，我有醒酒的秘诀，沈阳人民都知道，晚上要是喝高了第二天一早直奔西塔冷面店，3块钱一碗原汤冷面下去，保证又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回北京，又想二人转了，咋办？这病我给你治，去酒吧追“二手玫瑰”乐队的现场看。“二手玫瑰”是最时尚的二人转，崔健他们管它叫摇滚。你不信？咱先不说主唱就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儿，你听这唢呐声里像针尖儿一样咬你耳朵的词儿：“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究竟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呀，是不是我拔出来真的就软了。”没错吧，冲这浪劲儿就能看出它的二人转出身。 这乐队的风格用俩字儿就能形容：恶劣。“我们的生活它还在开，往哪开？往红楼梦里开。我们的爱情它还在开，往哪开？往高潮里开。我们的青春它还在开，往哪开？往枯萎里开。我们的理想它还在开，往哪开？往西游记里开。”这种恶劣也已经上升到了恶毒的艺术高度，在众人为开屏的孔雀叫好的时候，他总是拉人转到孔雀背后去瞅两眼。至少和二人转一样，这些歌唱时刻提醒听众，那些自命高于生活的东西常常有一条形而下的命根子儿。 什么？你到沈阳看过二人转了，觉得那真是太俗啦？是啊，我没说不俗啊，总结全文大意如下：谁愿意看谁看去，中途退场你有这个自由，但别事事地说什么要提倡高雅艺术，急着净化市场，砸人饭碗，你没瞧见还有那么些人苦哈哈乐呵呵地坐在场子里看得美吗？ 我能向你证明的只是——沈阳让人舒服着呢，街上有人转来转去，台上有人转前转后；绝对不会有人强迫你高雅到把小腰抻坏了。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这所城市只顾忙着生活，从不鼓励高于生活。 第73节 八点半，交友酒吧 《万科》周刊 黄铁鹰 西安皇城酒店附近有几个酒吧，不知什么原因大部分生意都很冷清，服务员比客人多。我泡酒吧的原则是：客人少的店绝不去。因为到酒吧是找热闹来了，没人怎么找热闹？另外，酒吧的灯光都较暗，如果人再少，总觉得像“黑店”。因此，一晚上连闯了3间店，都是一进门就给吓出来了。惟独在东大街上靠近鼓楼处，有一间叫“八点半交友酒吧”生意很好，客人进进出出，显得很热闹。可是一看这个酒吧的名，又有点不敢进了。什么叫交友酒吧？难道进去一定要交友？不交友就不能喝酒？进去喝酒就能交到朋友？有这等好事？是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我以前的职业经常出差，国内国外没少泡酒吧。全世界人泡酒吧的心理都差不多：解闷。在酒吧里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闷：找人聊天；看别人聊天。酒吧里的表演往往是聋子的耳朵——可有可无。在酒吧里能交上朋友是解闷的最高境界，发展为一夜情的是解闷的极品，导致结婚的则是极品中的极品。2004年5月结婚的丹麦王子同他澳洲塔斯马尼亚的新娘，就是在悉尼的酒吧解闷时相遇的。因此，除了酒鬼，大多数泡酒吧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的是那种气氛和遐想。然而，绝大部分酒客达不到最高境界，最后只能捞了个喝酒解闷的作用。 这个招牌太吸引人了，它把酒客们想要而又得不到的东西，赤裸裸的说出来。尽管有许多疑问，我还是鼓足勇气走到门口，向正在招呼客人的服务员问：“这里面干什么的？”小伙子说：“酒吧。”我又问：“怎么交友呀？有人给介绍吗？”小伙子说：“不。自己进去找，愿意找谁找谁。”噢！我心想那不就是酒吧吗？这么多人，看来不是黑店。 进到里面，果然人潮涌涌。我的同伴说：“咱们分开行动，看谁能先找到朋友。”我说：“行！”我把棒球帽向下压了压，让心理感觉年轻一点。服务小姐把我领到一个座位上，问：“喝什么？”我说：“双份杰克。丹尼，不加冰。”我又说：“我是第一次来，这里面怎么交友呀？”她说：“有3种方法：第一，你看中谁了，直接过去找就可以。第二，你看每个桌上都有号码，你要是看中哪个人，不好意思直接过去，可以添一张交友单，把你的桌号添上，请服务员给你递过去；如果她同意了，你就可以坐过去了。第三，你也可以把你的个人资料和桌号添到交友单上，送到中间的吧台，那里的服务员把你的资料打到电子屏幕上，别人就知道你的情况了；如果有人相中你，就会过来，或通过服务员联系你。” 酒来了。我喝了一大口，端起杯开始四下巡视：酒吧里有四五十人，显然男多女少；并且都是年轻人。看着看着，我有点打退堂鼓：因为同这群人比，我的年龄不再有优势了。可是既然来了，观察一下再说吧。抬头看见吧台上面电子屏幕打出的字，我乐了。第一行：“12号台，楠楠，白领丽人，豆蔻年华，手机1234567。”第二行：“15号台，雄伟男士，1米78，年龄33岁，公司副总经理，爱好爬山游泳。”第3行：“20号台，菊苣，70年代出生，化妆品生意，爱好：蹦迪，电话：7654321。” 正看着，我的同伴端着酒杯过来了，说：“我转了一圈了，看来没戏，咱们年龄太大。”我说：“别着急，才9点半。你还是回你那儿坐，别影响我交友。说不定就有人喜欢和咱们这样满脸沧桑的人聊天呢。”他说：“那你得找间夕阳红交友酒吧。”说完，他回到他的23号台去了。我的酒快喝完了，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可搭讪的对象。我看大多数人，都是先以纸为媒，或向目标投纸问路，或通过电子屏幕上介绍自己。于是，我也向服务员要来一支笔和交友单。写上：23号，男，名大学博导，50岁，爱好：周游世界，指点人生，教人发财，电话：815815。我径直走向吧台，亲自交给了酒保。那小伙子看了看纸条，盯了我一眼，说：“这就给你录。”我刚回到座位，就听周围传来一阵阵窃窃的笑声。抬头一看，我写的那条征友广告打上去了。有些坐在远处的人，还特意站起来向23号桌我的同伴那里望了望。看我的同伴还没反应过来，我笑着钻进了洗手间。 当我从洗手间出来，向我同伴望了一眼，他依然傻呆呆嘬着酒，左顾右盼地觅友呢。可是还没等我坐下，周围又响起一阵更大的笑声，这时我发现有人开始注视我，我一抬头，看到屏幕打出：“27号台，澳洲俊男，55岁，农民，1米65，欲觅芳龄30以下，身高1米65以上，能讲英文，受过大本以上教育的女子为友。电话：518518”。他妈的，我就是27号！我的同伴狞笑了。为了证实我不是1米65，我只能自嘲地站起来，把帽子摘下了，给大家敬个礼。可是接下来，越坐越不是滋味，总觉得一双双年轻的眼都在盯着我笑。我向同伴打个招呼，狼狈地跑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也笑着出来了。我说：“本来这里就男多女少，你把我的年龄加大，身高减小，我不就更找不到了吗？”他说：“这就像美伊战争一样，一旦打起来，就不由你了。” 在回酒店的路上，看到那几间仍然开着门，但没什么客人的酒吧，我说：“为什么8点半交友的生意好？”他想了一会说：“我相信是面子问题。本来酒吧就是交友的场所，但咱们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在酒吧里，陌生男女之间搭讪也需要不是一般的勇气。而8点半交友酒吧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名义，被搭讪的和被拒绝的都无所谓，因为来这里就是交友的。”我说：“名正言顺就有这么大作用？”他说：“对呀，比如说：民国时期蔡锷将军到北京八大胡同逛窑子，爱上了名伎小风仙，也要说是为了躲避儿皇帝袁世凯的耳目——为了革命的名义而嫖妓的。因此，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的耳朵里才能变得顺了。”我说：“可是，我观察了，即使在8点半酒吧里，大多数人还是通过纸和电子屏幕来传递信息，而不是主动过去搭讪。是不是西安人特别好面子？以至于名正了，言还不顺？”他说：“这不是西安人的问题，咱们也一样，年龄一暴露，就不自然了，怕人说：老马吃嫩草；老不要脸……，因此，还没行动就感到猥琐了。人心虚，做事当然要先投石问路啦。而那些西方鬼佬，因为文明历史短，进化程度不如我们，对这些猥琐的事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所以在酒吧里才显得那么自然。” 第74节 论徐克的《笑傲江湖三部曲》 《万科》周刊 埃德温·福斯特若平扬/译 我第一次有幸在大屏幕上看《笑傲江湖》是在纽约举行的徐克电影回顾展上。我几乎错过这部电影，因为我琢磨着大多数的影迷认为《东方不败》比它优秀许多，必定是有理由的。幸运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说服我说花9美元看这部电影是值得的，而且我们计划接下去看《东方不败》。《笑傲江湖》应该是当代电影史中最被低估的电影，一种有争议的看法认为它甚至比《东方不败》更好，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被热烈追捧。 这次回顾展的观众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敢说超过了对《东方不败》的喜欢——公平地讲，《东方不败》放映太晚且拷贝太差。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笑傲江湖》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我无法理解：这部电影有这么多的导演（署名的有四个）和数不清的制作问题，它最终怎么还能成为一部很有品质且风格连贯的电影作品——我们该为电影奇迹而感谢上帝。与香港传奇导演胡金铨一起，徐克在本片中坐上了导演席（在后两部续集中他只担任监制），他用灵动而幽默的光芒推动着这部电影。他同样也给电影增加了动人而不伤感的人性。 《笑傲江湖》向更传统的武侠电影表示了敬意，同时也开创了使用吊钢丝的高度活跃的风格，这点在后来得到很多电影比如《卧虎藏龙》的借鉴。一些西方的评论家抱怨片中的动作和情节难以理解。如果说像《笑傲江湖》这样相对直接的电影，他们脆弱的神经已经受不了，那么他们看《风云再起》的时候麻烦不就更多了吗？《笑傲江湖》中缺少东方不败这样的大反派，但这并不必然是缺陷，每个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空，《笑傲江湖》就是令狐冲的故事。 搞笑而可爱的许冠杰饰演令狐冲，华山派的大弟子。顽皮的小师妹岳灵珊（叶童饰演）跟着他去完成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使这个天真而坦诚的剑客卷入了灾难与权力斗争。故事发生在明代，一个魔鬼般的太监——在武侠电影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人物——和他的手下努力找寻着一本武功秘笈《葵花宝典》，上面记载着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方法。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和让人晕眩的打斗之后，令狐冲与他的小师妹卷入了冲突，很多来历不明的人都想找到《葵花宝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两位英勇的年老剑客。其中一位是日月神教的成员，他写作了一曲“沧海一声笑”。歌曲与他们的友善感染了令狐冲。 对令狐冲施加影响的还有另一位流浪江湖的老者，出人意料地，此人是一位剑术大师。令狐冲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独孤九剑”，而且他还使令狐冲回到华山以后对自己的师傅产生了怀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令狐冲与日月神教搅在了一起，日月神教是一个类似吉普赛的高地人的迷信团体，他们被更狡猾的中原人所敌视。日月神教的首领是一个坚忍克己的挥舞鞭子的女人，她叫任盈盈（张敏饰演）。她的好朋友是放荡的驱蛇者蓝凤凰（袁洁盈饰演，她的出色魅力使她在第二部中仍然饰演这个角色，本片中的其他人都没有得到这种荣幸）。 在影片的最后，令狐冲赢得了这些女人的好感，她们帮助他对抗邪恶的太监。但随后令狐冲不得不与自己的师傅决斗——那是一个为了得到《葵花宝典》而出卖徒弟的虚伪小人。令狐冲和他的女性朋友们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但是这位年轻的剑客已经永远不再迷恋这个江湖。 从表面上看，《笑傲江湖》是一部机智诙谐而编织精当的动作电影，从头到尾充满动感和娱乐性。但在急速的外表之下，它其实是一则关于官僚社会的腐败本质的寓言。影片中只有那些拥有极大权力的人（朝廷、华山的掌门，等等）才努力不计任何道德代价夺取《葵花宝典》。反之越是弱小而被压迫的人（华山弟子，流浪者，苗人，等等）越有道德原则，他们认为荣誉与忠贞远远比《葵花宝典》重要。在与令狐冲的热闹对话中，华山掌门不成功地试图利用弟子对门规的忠诚，让令狐冲食言讲出《葵花宝典》的所在。 对话最后表明，令狐冲对禁止食言的门规的理解远比他师傅深刻。本质上，在社会中，那些制定并实施法律的人，正是那些最先蔑视与滥用法律的人。在影片的高潮，下面的问题又被提出：到底什么更为重要？——一张能够带来独裁与无限权力的纸还是朋友写的一张非凡的曲谱？令狐冲遇到的那个寂寞高手就是一名希望与这个野蛮无良的世界断绝一切瓜葛的隐士，后来令狐冲追随了他的榜样。《笑傲江湖》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寡头政治为了得到或维持权力而扭曲自然人性中最基本的道德真理。既然如此，那远离这个险恶而堕落的社会不更好吗？当那些朝廷鹰犬作茧自缚时，你与朋友尽情欢唱“沧海一声笑”不更好吗？ 东方不败 程小东作为本片的导演，创造了一部更加隐晦神秘的作品。这一次令狐冲的扮演者变成了李连杰，这位超级动作巨星使这个角色具有了更加超凡、狂野和激烈的深刻特征，这当然是必须的，因为与他演对手戏的是魅力十足的银幕女神林青霞。 岳灵珊与任盈盈的扮演者是李嘉欣和关芝琳，这两位女星也是李连杰的常配搭档。东方不败的扮演者就是刚才提到的林青霞，她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很受欢迎的女星，在《刀马旦》、成龙的《警察故事》等经典影片中都有出演。而东方不败这个角色则使她成为亚洲电影的一位完美偶像，这使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众多香港电影中获得主要角色，如《白发魔女》等。 在《东方不败》中，令狐冲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与他的小师妹一起穿山越岭。他们在按计划与日月神教的朋友会合后（双方有几个月没见面了），打算前往牛背山归隐，在那里他们可以永远重回享受美酒歌谣的生活。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忽略指出在看《东方不败》之前先看《笑傲江湖》的重要性。续集理所当然地指望观众已经看过前一部，看过《笑傲江湖》，那么《东方不败》里的很多情节和微妙之处就会得到理解。比如：令狐冲与日月神教的关系就是在早前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具有了更多的意义。还有，如果我们了解了整个噱头的话，令狐冲用毒蝎子泡酒以获得更多功力这一小细节会变得更有趣——在第一部中，令狐冲差点被毒酒毒死。 在经过一系列神奇的打斗之后，令狐冲及华山弟子再度与他们日月神教的朋友——任盈盈和蓝凤凰相遇。但是在分离的几个月中，发生了很多事。任盈盈的父亲——日月神教的老教主被人监禁，她的东方叔叔接管了神教。事实上，东方不败并不仅仅是接管了日月神教。 在三部曲的每一部影片中，权力斗争都在不断升级扩张。第二部中，东方不败率领高地人试图征服藐视他们的中原人，日本武士也卷了进来。由于感到欠任盈盈的人情，令狐冲决定在归隐牛背山之前去完成解救任我行的最后重任，导致他又卷入了一场新的斗争，很不情愿地回到了武林之中。 下面是影片最有趣的地方。在我们的英雄令狐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任盈盈的东方叔叔正逐渐变为东方阿姨。他得到了声名狼藉的《葵花宝典》，并且真的练习上面的神功，拥有了超自然的力量。然而这里有个陷阱，他必须自宫才能练成神功。结果，东方不败变成了女人，他表现出一个神功无穷的变性者所具有的喜怒无常。 这还不是全部，真正最有趣的在于，我们的酒鬼主角令狐冲（他不知道东方不败的真实身份）开始了与东方不败的浪漫爱情。虽然在很多评论《东方不败》的影评中经常提到《哭泣的游戏》这部电影，但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之间的罗曼史却从不见人提及，即使这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情节线索。在它那火爆奇妙的打斗场面和纷乱的意象之下，《东方不败》其实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两个命运多舛的人之间的悲剧。 并不是说令狐冲很难作出选择：岳灵珊和任盈盈都渴慕他。但他当岳灵珊如兄妹一般，这让岳灵珊一直很沮丧；即使他很关心任盈盈也不能说明他爱上了任盈盈。令狐冲的不幸在于，他梦中心爱的女人是东方不败——她不是真正的女人，虽然在影片中他是如此像女人。 《葵花宝典》对东方不败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她无穷的超自然力量；但另一方面，它也让他变成了她，因而远比一个纯粹的男人在情感上要敏感和脆弱得多。当东方不败没有征战杀戮的时候，她会想要远离事物，畅饮美酒，并对这“无良的世界”耿耿于怀。正是她的这一面吸引了令狐冲，反之亦然。顺便说一句，东方不败与令狐冲在水中一起品酒开始他们的爱情的场景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哎！在影片的最后，立场的不同使令狐冲与东方不败不得不正面冲突，对抗彼此。尽管早前残忍地杀死了令狐冲的大部分朋友，东方不败仍然表示他对令狐冲的感情是真挚的，因此她无法下手，没有尽全力去对付令狐冲。 在那精彩绝伦的决战之后，东方不败似乎被摧毁了，任我行又重新执掌了日月神教。但第一部笑傲江湖的道德主题仍然主导着这里，任我行与他的前任一样残忍。出于对无端杀戮的厌恶，令狐冲和岳灵珊离开了中土，去往扶桑。这部电影和令狐冲的故事到此为止。 第75节 怀念波洛探长 《万科》周刊 林黑 没有人像他那样强烈渗入了我成长的经验。狗熊一样的文明的绅士，白西装白礼帽，走到哪就能把罪恶放大到哪儿。他睡觉都睁着眼，好像将整个人生的纷纭细节都看成阴谋的组成部分，但另一层意义上，又等于让平淡的生活充满了紧张的悬念和注定要爆响的手枪和地雷。当贵妇人责骂他是“小人”时，他鲜明而自豪地纠正道：“是比利时小人！” 抒情的部分也令我们难忘，因为那时的“文艺”还没和政治与教育分家，观赏刑事案件也暗带审美实践，那是我们完成残缺不全的文化积累过程，波洛探长传感过来的，不仅仅是睿智幽默，还有丰富的人生哲理文化峰峦，“他是被钱币砸死的，”“一个小地方的教师怎么能教学生罕见的古老的外语呢？”“女人最大的愿望，是被人爱她。” 那时我数学很差，突发奇想要是由波洛探长来解析难题演绎公式，我们一定能追上陈景润。他的盛气凌人因为正义而合法，他的老眼昏花因为专业精神而警策；微不足道的电影楷模比著名的大师给我们更多，随机相遇的经验与目睹比传世经典的熏陶更深切；因为那时我们耳聪目明勤劳敏捷近朱者赤，记忆力等于草原上的欢马驹。 怀念波洛探长，有百分之四十是怀念毕克的声音，那是何等辉煌的鼎盛时代。当时没有参照物，他们真比外国人还外国人，矫揉造作、煞有介事、鼻音很重的话剧腔，好象专靠语言就包打天下了——问题是他们真把多姿多彩的外面的世界手捧给我们。永远的肥胖身材，永远的讲吃讲穿，永远的贼眉鼠眼，永远的权威推断，肥胖的老年人，语言和思维却毫不迟钝，波洛探长是维护法制的咄咄逼人者，是事后的正义化身，总是循循善诱一针见血，叫人又怕又爱又没辙儿。电影结尾时，从豪华游船上抬下一具具尸体，他凝神悲悯喃喃自语。 更难忘那个目光炯炯的英国人，充当他搭挡的大卫·尼文，扮演绿叶真是超凡的一级棒！以他的严肃映照了探长的幽默，以他的弱智突显了探长的神妙，以他的“起而行”帮衬了探长的“坐而言”；真是相得益彰珠连璧合。这尼文也够背运的，在奥斯卡上正颁奖，一个裸奔的男人由身后闪过，大大抢了他的镜。那时候电视还没成为司空见惯、视若无睹的家庭财产，那时候《上海滩》里的烧鹅、《生死恋》中的网球场、《流浪者》里的海船都是谗死人的；那时候我还熟练地使用算盘，一组数字“16875”从东头到西头加了又加，是反复的下意识练习，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那时候每一番去电影院的“跋涉”都是朝圣；那时候一种果汁哺育了千千万万的人。 梁冬的一次节目谈脸皮话题，说到了对某人的形容，脸上的皮肤包不住五官来回抢资源：睁眼的时候必须闭紧了嘴——天啊，到处都是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有这么脸皮薄的人？我隐隐约约觉得它是秦牧文章写过的，好冷门的知识呢，梁冬怎么会用到？就立马想到了他背后“长胡子的人”，来源可能是那策划者沈宏非；上次什么闲话也叫我朦胧地、松松散散、老狱断案似地猜测了他。香港记者采访陶杰，自暴家底说“说到唐三藏的一切，我只知道罗家英”；梁冬黄口小儿，哪里读得到秦牧、契诃夫？忍不住发挥我追根溯源的本领，就踱进孩子的房间取到那本《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1978年第二版，1984年第二次印刷，印数：458;001—546;000册。定价：平装0.70元，精装1.30元。 书很平整，没有什么折角，20年了我只读过一两回，书皮有被煤球炉子熏过的颜色；当年我像是响应党的号召买的。我把它从家乡带来教孩子练作文儿，也不知她看没看。果然在第154页找到了，是引《契诃夫手记》谈“譬喻之花”：“她脸上的皮肤不够用，睁眼的时候必须把嘴闭上，张嘴的时候必须把眼闭上。”这必须是年青时的记忆，这是沈宏非的指纹，我认出来了，心里很暖和。 丁林专栏，谈到当年在我国流行的一部美国片讲古宅子闹鬼的，跟现代生活发生许多绝妙的冲突，我马上想起，它可能是《古堡幽灵》！鲜明记得里面一句最泼最宜小米式的台词是，“我强奸了一个小伙子！”这于当年真真是石破天惊之语，是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放纵渴望的烈酒和春药。过上等生活享下等情欲，只有外国人可以肆姿，只有坏人占尽人世的便宜。 年拍完的《尼罗河惨案》，波洛探长开始走红，实际他早就在舞台上征服观众了；就连当时流亡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都专门去看他的节目，他的从艺心得是“突出自我笨拙的体能和搞笑的本性”，而最近的发言是：“你不能以暴反恐而自己不变成恐怖分子。” 今天看，他倒是好莱坞体系之外的尊神，藏起纸牌专与精英心态的人类搞智力游戏的。我们没记住他的名字，压根就不去打听，因为他就是波洛探长！就像嘉宝就是女王；光头明星就是双重间谍；赵薇就是小燕子；葛优就是李冬宝！很多看似不相干的事物，其实是有勾结的；恐怕任何艺术史书中将找不到波洛探长的芳名，这却叫我暗自欢欣，陌生感便是奇货可居；那时有众多的电影人物，涌进中国人贫瘠的眼帘，波洛探长大放异彩，也许他自己都没料到、没理会，等于局部的接触，也许不过是人家生涯里冰山一角，那是多么难忘的“局部”！ 老“波洛”是今年3月28日在瑞士去世的，终年82岁，也算人瑞了。我期望明年的奥斯卡盛会中能再望他几眼，作一番更温情回顾。同时我又明白，今后这段岁月内肯定还会发生更多的牵动我们注意力的事情。 第76节 长沙忆吃 《万科》周刊 杨早 说到湘菜，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辣！香港的蔡澜有一次在央视谈吃，说到了湘菜给他的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在湖南长沙吃湖南菜的时候，用一种感觉来形容就是说，把你的舌头抓住跳迪斯科，那是很辣。”当时蔡某人的那个表情，仿佛嘴里正含着一只朝天椒。还有一次，陪一个号称能吃辣的东北朋友去红辣仔，点了看上去比较正常的手撕鸡，并且再三嘱咐少放辣椒。没想到端上来一看，还是大半盆红艳艳的，让那位老兄当即傻眼。因为夸下了海口，只得硬着头皮上，其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第二天他的尊容上就开始了豆豆的快乐游行，连绵不绝，数月方止。自此以后，见湘菜馆即退避三舍，并且逢人便慨叹：“湖南菜啊，士可忍孰不可忍！” 论起能吃辣，其实未见得湖南一支独秀。川菜虽然是花椒当家，但那个辣劲一不留神也顶人一跟头。看看水煮鱼甚嚣尘上的时候，在“辣婆婆”里“跳迪斯科”的也不在少数。还有次去人大附近的秦鸿食府吃臊子面，满屋子都是地道的油泼辣子的香味。还没开吃呢，好些人已经呛得涕泪横流了。说到为湖南人争取到怕不辣的名声，我看还是得归功于那个老人家。对于他“不辣不革命”的论调，我无从置喙；但他那种将整根辣椒放在火上烘烤的奇怪嗜好，实在令我叹为观止，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我看来，湘菜以辣闻名，关键在于辣椒与菜肴相得益彰，水火相济。而将辣椒当作水果吃，除了维生素的摄取更直截了当，我还真看不出有啥好来。 说起来着实有点冤枉，一个“辣”字障目，湘菜的“森林”反而看不清楚了。其实，“酸”也是正宗湖南菜肴中的点睛一笔。这个酸可不像晋菜，要老陈醋来帮忙。湘菜的酸，来自于无所不包的腌菜坛子。秋天的红辣椒买回来，用专门的铁轧剁碎了，拌上精盐和蒜茸，再点上一些料酒，放进或大或小的坛子里。密密地将坛口封好，置于阴凉处，每天给坛沿的凹槽里加点清水。过了十天半个月，打开坛子，酸辣的味道保管扑鼻而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湖南剁辣椒。而今在北京大小餐馆里常见的剁椒鱼头，大多用的是瓶装的罐头货，虽然也是来自湖南，但比起那新鲜的酸香味，还是逊色了不少。这些坛子除了可以腌制辣椒，还可以腌不少蔬菜：刀豆、春笋、豆角、藠头、白菜、萝卜、黄瓜。即使只是普普通通的姜和蒜，坛子里放上几天，酸酸辣辣的味道，都是下饭的好东西。湘菜名品东安仔鸡，如果少了腌笋做佐料，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说到腌菜，就不能不提湖南的一道名小吃——酸辣米粉。在长沙，这是最普通不过的早餐。每天清晨，大街小巷的早点摊位上，坐着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一碗酸辣粉，一笼小汤包，色香味都全乎了。但是，要品最地道的酸辣粉，还是要去湘春街的和记老店。这个店的装潢很有特色，正对店门的墙壁正中央，贴了一副干净清楚的毛主席照片。而毛主席照片的左侧，才屈居着财神小小的神龛。店堂里座位是深红色的大木桌，深红色的高背木椅，看上去一派土气。店里经营的米粉品种很多，酸辣粉是最便宜的一种。长沙本地米粉是扁平的那种，形状跟广州的沙河粉有点像。但是沙河粉有点透明，而本地米粉是不透明的那种洁净的米白色。以前都是手工制作的米粉，现在也有了机制米粉，不过手工米粉味道和看相明显都更好一些。和记的米粉从来都是自己制作出来的，以前有“色白如玉，细软如绸”的美誉。除了粉皮韧点好点，我也说不出什么特别来，但是吃着就是好，不会滋溜一吸就断掉，而且附着汤汁也不会甩得太离谱。 酸辣粉上桌后，不妨先打量一番。白色的米粉匀净的躺在高边的白色汤碗里，微带红色的汤水上有翠绿的葱花，粉最上面盖了酸辣的码子。酸辣码子就是酸菜笋子，酸菜是黑色一根根的，煮得有点发，笋子也是熬制出来的，带着原汤的颜色，不复洁白，都是有种微红的色调。用筷子把米粉拌动拌动，可以开吃了。正宗的吃法，是先夹起一筷子酸菜笋子试试味道，又香又辣，微带酸味，口水一下被勾引了出来，胃口顿时被打开了。如果觉得味道还不够浓郁，还可以加些酱油和醋，还有剁辣椒。有些人习惯吃完米粉以后，往汤里倒多多的醋，把汤汁调味得特别酸，然后喝几口，大概是起个助消化的效果。如果那一大碗米粉让你吃得有点感觉撑到了，不妨也这么试试看。 长沙知名的小吃还真有不少，有的让人难以忘怀，有的还真是浪得虚名。不是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吗，“杨裕兴的面，徐长兴的鸭，德园的包子真好呷（jiá）”。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口味不对，这几个名点我都没兴趣尝试第二回。鸭子我一向不太喜欢，说不出道道。杨裕兴的面条尽管品种不少，可味道实在一般，不过是欺负南方人不会品尝面食罢了。而德园著名的香菇鲜肉大包，我是在一次逛街路过时，看见人头攒动，凑热闹抢了两个。除了油大皮厚，个头吓人，实在没什么特色。而且大冬天的沾了我一手油，腻腻地恶心了一路。同样名不符实的还有南门口的双燕绉纱馄饨。号称皮薄似轻纱，可我每次去吃，都皮是皮，馅是馅，难得找出个囫囵的。新华楼以前在五一广场附近，因为离购物场所近，所以有段时间是那里的常客。可是自从在北京吃过地道的刀削面后，才知道那种机器削出来的厚片实在是滥竽充数，从此对他家在火车站旁漂亮的新店失去了兴趣。 最声名显赫的长沙小吃，可能非火宫殿的臭豆腐莫属了。有人说到长沙不吃火宫殿臭豆腐，就像到西安没去孙家吃泡馍、到北京不去全聚德凑热闹一样，都是白来了。市井传言中曾经这么说过，文革期间流行到处刷上毛主席语录——就是俗称的“最高指示”。火宫殿的墙壁上也不例外，刷了一行很大很大的字，竟然是“火宫殿的臭豆腐就是好吃”。我很愿意相信这个传言是真的，因为湖南人霸蛮较真的个性，在这句话上展露无遗。 不过就我吃过的臭豆腐而言，最好吃的不在火宫殿，而是当年师大夜市上一个无名的小摊位。主人是夫妇俩，男的清瘦，女的丰满，长沙市井百姓的典型组合。摊位也很简单，两张桌子，八条长凳，干干净净。炸豆腐的是男主人，女主人负责调味和收钱。在一字排开的数十个夜市摊位上，就属他家的生意最好。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们自制的卤水与众不同。据女主人介绍，她在里面加了一些特殊的调料，是祖传秘方。用这个方子做出的臭豆腐，色泽鲜亮，味道醇厚，而且臭得地道。不习惯的人忍受不了，习惯的人甘之如饴。我们曾经多次想从老板娘的嘴里探出秘方，可她都是笑而不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宿舍的女生几乎每晚都要去那里。每次大叫一声“老板，来碗臭干子”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很美好。甚至有时候上着自习，突然馋了，还要从教室里溜出去，大吃一顿再心满意足地回来。可惜啊，因为道路扩张，这些大排挡都被清除了，老板夫妇不知去向，从此这个臭干子的香味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除了“辣”和“酸”，湘菜还有一大特点，便是色泽艳丽，这显然与湖南人爱热闹、讲排场的性格一脉相承。湖南的厨师配菜的功夫都堪称一流，讲究的是浓墨重彩，让人见之便口舌生津。玉楼东的麻辣仔鸡可以算是代表，名头响亮的毛氏红烧肉也以颜色见长。即便简简单单的一个韭菜炒河虾，用浅浅的蓝花平碟盛着，碧绿的韭菜切成整齐的一段一段，不大的河虾让大火炒成了红通通的模样，点缀在这绿色中，娇艳的色泽看起来更像是一幅画而不是一道菜。还有橘子洲食肆的看家菜“红烧黄鸭叫”，也是湘菜一绝。黄鸭叫是一种小鱼，一般都是巴掌长，外形与泥鳅略有些相似。红烧黄鸭叫一般用比较深的敞口白色瓷盘装着，表面好像被一层红红的辣椒糊住了的黄鸭叫有点凌乱的堆在碟子里，高高、满满的一盘。红色的辣椒丝，绿色的青葱丝，黄色的姜丝随意的散落在上面，粗犷的热情扑面而来。另一种做法是水煮，黄鸭叫被盛在大汤碗里，一根白色的大瓷勺子从碗边斜斜地伸出来。汤是乳白色的那种，却又带着一些微微的红黄。细碎的葱姜蒜末那是断断少不得的，还有紫苏绿色的叶子也沉浮在汤中间，散发出特别的清香来。 说到色泽之美，就不得不提及一道不怎么出名的百姓菜——红烧猪脚。我对猪皮一贯是敬而远之的，但是这道菜我很是喜欢。要将猪脚炖得酥软又有弹性，按长沙人的说法是“咬得烂又有嚼头”，着实不易。煨的时间过短，猪脚咬不烂；时间过长，又蹄肉是蹄肉，蹄骨是蹄骨，像吃一碗碎骨烂肉，韵味荡然无存。猪脚烧得好不好，只要啃蹄尖（长沙人叫猪脚趾甲）便知。夹起来一块，不松不散，而啃起来肉是肉、筋是筋、趾骨是趾骨，该进去的味道都进去了，就可称是红烧猪脚之上品。据说长沙最出名的红烧猪脚是一个叫闵娭毑的老人做的，有“霞堂客的泡菜闵娭毑的脚”之美誉。闵老太太的“脚”我无缘品尝，吃过的最难忘的猪脚，是一次回长沙看导师，被拉到了银洲一个没名号的小店。店外停满了各种牌号的小轿车，店里人声鼎沸，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好容易在厨房旁边混了个座位。不过那里的红烧猪脚果真名不虚传，鲜汤浓汁，异香扑鼻，猪脚块块金黄。用一只粗糙的砂瓷海碗盛一碗，再舀上一勺浓汁，撒上葱花慢慢享用，用“猪脚香，神仙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我一直觉得，在长沙做餐饮，是非常困难的。长沙人不但爱玩爱吃，而且赶时髦，爱扎堆。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倒数，消费生活却敢和深圳上海叫板。在长沙开饭店，单有一两样招牌菜是不够的，还要能够不断推陈出新，紧跟潮流。流行啤酒鸭的时候，天心阁的贵州彭氏啤酒鸭赚了个盆满钵满。没火几天，吃团鱼又变成了时尚，井湾子的良友一夜之间火爆了起来。口味虾一流行，满大街都是花椒和孜然的味道。“回归自然”的口号一叫，全城人都跑到四方坪吃土鸡去了。记得我在师大的时候，有段时间突然时兴起了“水煮活鱼”。欢奔乱跳的草鱼现场宰杀，满满地煮上一大锅，用脸盆那么大的铜碗盛了。端上桌后也没有其他菜，大家也能吃得热火朝天。当时做这道菜最出名的店在易家湾，从长沙开车东去，至少也得四十来分钟。但长沙人还是欣欣然地赶了过去，等上几个小时，然后美美地大快朵颐一番，再施施然地赶回城来。据说长沙而今最流行的是到郊区吃柴火菜。那些没名号的农家小店十分偏僻，没人带路根本找不到地方，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第77节 将“惟漂亮主义”推向世界 《万科》周刊 郝建 黄土地上盖起了新龙门客栈 从个性勃发的乡土英豪的泼墨书写（《红高粱》），张艺谋走到了对中国社会普通人、小人物在历史狂潮中惨烈遭遇和无力的命运的深沉思考（《活着》）。他的影片以自己形式创造的天才表现了中国社会个人的复活和张扬。即使是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我们也看到他造型天才的发扬和表达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的激情冲动。张艺谋的《红高粱》中表现了个体在发散自己能量、实现自己欲望时的力量和非常本能的冲动，也显露出个体所崇尚的那种无规则竞争、暴力夺取的可怕心态，但那也正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德行。“我爷爷”身上有我们内心的巨大残缺的透视照片和心理疾病的典型摸样。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群体心理，这些作品深刻、准确地揭示了我们各色人等的集体无意识。 早先的张艺谋功莫大矣。中国大陆电影中第一次有个人这个东西是《红高粱》，中国大陆电影中的人第一次有性欲是在《红高粱》中，在《红高粱》以前，大陆电影中女人要想性感必须得当国民党特务。也许就是因为张艺谋早先曾经说过“人活得要有精气神”，后来他拍出《英雄》这样的片子我这样的人才有点吃惊、有点跟他着急上火。他要是一天到晚就拍片子教育我们雍正王朝如何伟大、康熙帝国的主子是如何为国为民把心都操碎了，大家跟他不也没脾气，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张艺谋早先影响过武打片。我看到他在《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片中营造的西部造型在美国西部片之后影响了香港的武打片导演。香港导演后来拍摄《新龙门客栈》等影片时用了大量的西部场景造型和那种很“狠”的构图和大、小景别两级镜头跳跃的剪接，我琢磨这就是受到张艺谋、陈凯歌影片西部造型的影响。从张艺谋、陈凯歌以后，中国的大西部才成为拍摄武打片的选景时的最爱场地之一。 十面埋伏兵何在？ 这次看《十面埋伏》之前，我就到处跟朋友担保，以张导演的聪明和目前的生活水准，不会再去给那些皇帝拍马屁，为他们杀人找说头。果然，张艺谋拍摄了一部规矩的商业片。《十面埋伏》拍得那叫一个漂亮，场景几乎处处都绚丽。武打设计有几个地方十分好看，刘德华撒豆子让章子怡听声击鼓那一段有创意，画面煞是美丽，节奏感好。这一段设计化武打动作为舞蹈，得了武打片的真魂灵。有人跟我说这片子是讲爱情的，我看了只长了一个历史知识：唐朝时候，人们热恋的时候亲热就是搂抱加亲脖子，不带吻嘴唇的。影片的故事不算严密精巧，但总还能说得过去，虽然有几个地方让我不是很跟得上。 结尾处有点让我害怕，张艺谋对人性认识还是落在了这理念上：你不爱我，就得死！刘德华飞刀扎在了章子怡的胸口。所以后来大结局想朝爱情上转就硬得慌：刘德华最后假装朝金城武飞出刀那个动作什么意思？他知道章子怡对他这一下的反应是要从自己胸口拔出刀来，金城武前面也喊叫过，说章子怡如果把刘德华飞刺在她胸口的那把刀拔出来就是一个死，那刘德华这个做动作而不出刀的举动有什么大情意可言？也是结尾这一段，插了一个官府的大队人马举着刀在竹林中向飞刀党围将过去的镜头，可后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导演剪着那边的三个情侣的雪地生死大决战来劲，把自己都感动了，把这边的一笔就此忘记了。 有记者问我张艺谋的武打片是否好跟胡金铨、张彻、徐克、李安这几个人的武打片作品有一比，我估计张艺谋自己也不见得这么说。不过我们也得改脑子，不能要求每部商业片都拍成艺术精品、思想宝库。 绝对保险的“惟漂亮主义” 仅就《十面埋伏》来说，这部影片很漂亮，看的时候比较养眼。这片有一种“惟漂亮主义”的美学趣味。我这里说的不是惟美主义，惟美主义包括让人难受的反应，经常触及艺术探索的前沿和社会观念中的冲突性边界。许多惟美主义的作品我们这里的人消受不了的。而《英雄》、《十面埋伏》这类影片中的这么明亮、绚丽的视觉风格我在香港、台湾的武打片中从没看到过。 “惟漂亮主义”的美学品味在目前中国是很有主旋律性的，它的视觉和听觉呈现方法是逐步规范化、定型化、程式化的，它的一些固定意象就是在各种申请片（申奥片、申博片）和中央电视台的重大节日宣传片和主旋律电影、MTV、春节联欢晚会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武打片，《十面埋伏》的看头就是漂亮。但我个人不满足的感觉是：它在形式上太紧，太着劲，让你看得到它处处都很用力。武打场面设计、打、拍摄得都很卖力气。但是以我个人的趣味来看就少一点高档武打片的那种神韵。有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留点气口，可以荡出去一两笔，也应该有休止符。国画和印章艺术都讲究个留白、气口。黑泽明后期拍摄武打片有时就讲究两人决斗前那种对峙的张力，讲究让这种有张力的静态场面与后面一刀决胜负的段落形成一个节奏对比。 何平的《双旗镇刀客》就是这样表现决斗的。日本的《座头市》处理武打和复仇场面几乎都是这样。说到北野武2003年拍的这部武打片，《十面埋伏》中的盲人武术高手和把女主角用男人衣服装点都跟《座头市》有一种承接的意思，是跟那作品的对话。本片最后那一段三个人的决斗非要从秋天打成大雪天，我本来就觉得这个片子有点过于满，过于工巧，看到那一段更觉得影片的场景设计有点刻意追求丰富。后来听说张导演是在乌克兰外景地撞上了大风雪才把那半场戏拍成雪景。也许张艺谋觉得给这片子下出雪景来是天助他也，我却认为是造化弄人：这使这部片子更落入一种用劲设计的刻意和繁琐。 拍摄出这样漂亮的电影，张导演再不会被人指责为“展示中国人的落后和丑陋”了。这不，新闻联播都表扬了。 第78节 冬日拜罗伊特 《万科》周刊 刘雪枫 在莱比锡决定往西南方向走的时候，却怎样也遏止不住重返拜罗伊特的念头。曾经读过美国人写的《拜罗伊特：冬天的静谧》和《漫游拜罗伊特》，说的都是冬天去拜罗伊特的感受。除了瓦格纳，这个城市还有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诱惑，对于一个有幸见识过夏季拜罗伊特盛况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也许真的是命运的安排，或者说是瓦格纳冥冥之中诱导了我，当我在夜间睡眼朦胧地转了两次车到达我曾经住过的小旅店时，老板娘吃惊地问我是来参加活动的吗，我倒有些糊涂了。她拿出当天的报纸让我看，让我顿时目瞪口呆：原来第二天便是瓦格纳逝世120周年纪念日！老板娘介绍说今天来了许多电视台，明天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比如在旺弗利德瓦格纳博物馆以及城市演出大厅有钢琴与声乐的室内音乐会等。我是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听音乐会或者歌剧了，我到这里是为了享受这宁静小城的日常生活，或者干脆说是没有瓦格纳的生活。老板娘似乎有一肚子话要和我说，也许她是太寂寞了。不是吗？还不到夜里10点钟，那曾经充满着欢声笑语、高谈阔论的拥挤的小酒馆居然一个客人都没有。老人家赶紧吩咐她的女儿上楼为我把洗浴的热水烧上，并把我住的房间收拾出来。她竟然还记得我去年住的是哪一间！ 我又回到我的房间，一切依然如故，我甚至想在墙角和壁橱里找到我去年遗留下来的零星杂物，当然一切都是徒劳，但是那种像回到自己离开多日的家的感觉真好。推开窗户，空气有点凉，微风吹来吸进鼻子竟感觉是甜的。外面的积雪很厚，沿街店铺的灯光便显得昏黄。此时我倒睡意全无了，于是拿出相机下楼跑了出去。还没到深夜，却是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还有脚下踩雪的咯吱声，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轮胎在石板路上的咕噜声听起来也是那么悦耳。我心中充满享受宁静的幸福，我一再提醒自己，这是在拜罗伊特，一个名声响亮的德国小城，一个万众瞩目的世外桃源，一个突然热闹非凡突然又无比寂寞的世界舞台。走过了圣乔治教区的奥尔顿教堂，再往前就是上山的路了，那里是一片漆黑，我想起去年夏天我迷路的故事，便不敢再往前走。 第二天我醒得非常早，没有任何声响来惊动我，但是我醒的时候天刚刚亮，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推开窗户，先用力吸了一口气，比昨天夜里的空气凉多了。街道上空无一人，似乎整个城市都在沉睡。我猛然发现所有窗台上用来盛鲜花的木栅栏里都是空的，这让我有点神情萧索，这曾经是每座楼房多么美丽迷人的布景啊。 我沿着我曾经走过的路前往节日剧院，每条大街的名字都是那么亲切：哈根、工匠歌手、特里斯坦、西格弗里德、布伦希尔德……但是周围的景色却让我觉得陌生，因为没有了绿色和繁花似锦，田野一片银白，偶尔露出的部分也是土色的，曾经的绿树浓荫现在只剩下待发春芽的枯枝。站在那座熟悉的铁路桥上，节日剧院无遮无盖地凸现在眼前，在蓝天下显出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只有草地依然存在，没被白雪覆盖的地方颜色是枯黄的，踩在脚下软软的非常舒服。这里显然已经不太有人来了，所以大片的雪地没有多少脚印。我真不忍心脚踏这种洁净，就像我不忍心在此时惊扰我心中的神殿一样。我离开节日剧院，在很远的地方走着，从远处凝视着那尊瓦格纳的头像，他的脸被冻得铁青，也没有夏天时目光炯炯。他的孤独感似乎也更强烈了。为什么呢？我转过头看去，发现他对面的科西玛头像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底座。 沃尔夫冈·瓦格纳的家就在科西玛像的后面，难道他们怕把她冻坏而拿回家了？或者她有损坏的地方需要修复，还是干脆被盗？总之这个场景很有点戏剧化，不能不令人产生种种联想。（后来我看了当天的报纸，果然这件事情被放到头版，其实并没什么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她真的是因为有些损坏而被拿走修复了。这样一件小事不仅被我注意到，而且在当地成为新闻，正说明在拜罗伊特想忘记或者绕开瓦格纳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一片小树林的边缘，一位老人牵着两条狗悠闲地走来，这么早看到一个人很不容易，我站在原地等他过来。老人似乎觉察出我的期待，于是加快了脚步，在离我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便热情地打起招呼。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回答说是中国人。他的表情马上告诉我他很开心，他说夏天来了太多的日本人，而现在一个也见不到了，但是却见到中国人。他指指我手中的相机，然后再指指不远处的节日剧院，告诉我应该到那里拍照，所有带相机来的人都要拍那里。我说我已经拍很多了，去年夏天在这里呆了10天，每部戏都看了。说话的时候，我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他的狗，老人赶紧认真地将狗链整理好，并和声细语地吩咐狗摆好姿势，当然他自己的派头也很足，拿出一个十足巴伐利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弗兰肯人的样子来。真是一个愉快的清晨，老人像呵斥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斥着自己的狗，让它们把头转向我，做出自足幸福的表情。 我顺着节日剧院前的大路一直走下“山”，没有目标，信马由缰，整个小城照例一片寂静。到火车站前大街的时候，开始有零星车辆行驶，路边的商店有的也开始营业了，但是我根本看不到有顾客的身影。上午的天很晴，太阳升起以后，满目的白雪有些刺眼，使我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光灿灿的。我绕了一个大圈子竟也走到了市政厅，走到马克西米连大街，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分。原本热闹的街道竟也看不到几个人，店铺生意冷落。巴伐利亚地区因为植被太好的原因，很少有从早到晚都一直好的天气。午后天上的云彩眼见越聚越多，气温又降了几度，心里和身上不由添了些许冷意。那几家我乐于光顾的唱片店此时也勾不起我的兴致，因为货品已远不如夏天丰富，看来拜罗伊特的生意真是季节性太强了。 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约的力量，把我的脚步引向旺弗利德。虽然晚上这里还有音乐会，但白天竟看不到一个参观者。我走进大门，向瓦格纳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询问李斯特故居在什么地方，便径直朝那里走去，遗憾的是从去年十一月起它也不再对外开放，如想参观只能等到四月。上锁的院门挡住了我的脚步，院中暗铜色的李斯特雕像寂寞独立，神色冷峻肃然。台阶上的雪被扫掉了，说明里面并非无人上班。重新踱回旺弗利德的后院，喷泉水池已经干枯，瓦格纳的墓碑上第一次没有了鲜花，上面的雪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使我第一次看清楚全部的铭文。墓碑四周曾经怒放的鲜花被白雪覆盖，而它两侧的树木却仍保持着翠绿。从已被踩黑的路看得出来，这两天有很多人来过这里，毕竟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这个城市到底离不开作为城市象征的重要人物。 夏天我在拜罗伊特的日子，曾多次来到瓦格纳的墓前，但从未在此处度过黄昏的时光。冬天日照时间短，太阳落到树梢的时候已经变成暖黄色，它的光芒穿过稀疏的树林直接照射到瓦格纳光洁的墓碑上，映照出斑驳的树影，四周一片寂静。这时，旺弗利德别墅里的灯光亮了起来，可以想像当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我站在瓦格纳的墓前，听着从有灯光的房子里飘出的“爱之死”，我该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每每一回忆起我在拜罗伊特的所见所闻所感，我的心就会变得无比脆弱，瓦格纳其实根本无法给你力量，因为他不仅超现实，而且虚假空洞。他只会使你做梦，梦想着从现实生活中挣脱，不屑种种人间丑恶与艰辛，徒增感伤怀旧的情怀而进行自我心灵的煎熬。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有意克制自己对拜罗伊特的思念，这里是我真正的乡愁，我在这里体验到平生惟一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夹杂着至高无上的艺术冲击，顿时让我感觉到世俗生活对人性的戕害已经到了必须自救的地步。我的日常生活因为离不开瓦格纳的音乐而使我看起来像一个病人，但是拜罗伊特的朝圣让我感觉很受伤。我在冬季来到这宁静质朴的小城疗伤，却陷入更深的伤感。没有瓦格纳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无法想像。但有瓦格纳的生活难道就是我的选择吗？ 我在德国的一位朋友求学期间读的是拜罗伊特大学，他在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很多演员和观众，也因此看过几场瓦格纳的歌剧。他后来去柏林与汉堡工作，但每年必返回拜罗伊特多次，即使不为了进节日剧院看戏，也要在这里住上几天。他说，只有踏上拜罗伊特的土地，才有落地生根的感觉。如果有一天要在德国置业，他希望能在拜罗伊特郊外买一块地自己盖房子。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当他的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是在拜罗伊特度过的，从此，他对世界的看法再也不曾动摇。 第79节 天下文章一大抄 《万科》周刊 缥缈 前些时候，某网站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大革命”，要“向网络剽窃宣战”，据说还搞了相当盛大的网下活动，“网络革命”的发起者说：“当我们为之苦恼为之流泪为之呐喊的文字，某一天出现在另一人的笔下时；当我们呕心沥血的作品，被鼠标轻轻一点，改头换面为别人的作品时；当我们的努力和心血顷刻间化为流水时；我们震惊！我们愤怒！我们激动！ “我们反对这样的行为，鄙视这样的行为，我们谴责这样的行为：文字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文字背后的灵魂，却有高贵和卑下！ “真诚的创作，能唤起心灵的美好感应和共鸣。丑恶的剽窃，是对文字的亵渎和人格的自我沦丧。让我们摒弃一切不道德行为，纯洁网络文学天空，创造自由宽敞真诚的精神家园。” 之后，就有网友发起了网上著名的热贴：《剽客列传》。可见保护原创，反对抄袭，既便在网上也已受到公众关注。 人生忧患识字始 说来也巧，由于我的贴常在网站上发表，所以有网站的老朋友约我说几句。说什么呢？想来想去，我也找不到“闪点”——首先，我对于什么是“原创”这个概念，从来没有想明白过；其次，瞎说一通，本来也可以，不过这要得罪多少人啊？所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选择了沉默，此亦藏拙之道。 如今此事早已经过去了，我反而突然想说几句。 这是由于读到苏轼的一句话：“人生忧患识字始”，所以突然有些感想：大家都说“原创”，那么，谁是原创？恐怕只有苍颉才是原创——世间没有字，哪来的文章？ 我们的汉字是方块字，乱七八糟的全加起来，其总数大概有4万个，《词海》收了38600多个，《康熙字典》收了47035个，《中华大字典》收了48800多个，但是其常用字只不过4千有余，高频字更少，只有550个。 只要写文章的人都知道，一篇千把字的文章，50多个“超高频字”要占到40%以上，个别字“出镜率”可达数十次！ 一篇文章，说到底无非是把这么几个字“码来码去”——一个好句子，只要你想到，别人也一定想得到，这有个概率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们早就发现了。所以王国维说：“读杜诗韩文，总感觉无一字无来历。”这个“来历”，既“必有所本”，杜甫最爱古人成句，而韩愈呢，也离不开《经》、《史》、《子》、《集》，所以：来历者，继承也！ 到了现代，一篇文章，更没说的，万万千千的“古人章句”在前，浩如烟海。我敢说，无论你怎么写，写得“天花乱坠”，也跳不出“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为两句”，要想一点都不动前人的思想，恐怕很难。 抄得你没脾气 其实，抄袭与剽窃是不一样的。高者窃其神——也就是观点，是为抄；低者窃文字，也就是皮毛，是为窃。 常言说得好，“天下文章一大抄”，“你也抄，我也抄，只看谁会抄！”所以抄书不为窃，从古至今，约定俗成。天下文章，自抄开始；一部《文学史》、一部《修辞学》，读过来，读回去，无非一个字：抄，一点脾气也没有 在前人，“晋文”是抄“汉赋”，“宋词”全抄“唐诗”，其中的区别只在“会抄”。“会”这个字，其实也不难，重在“会心”，有了这个会心，说法就有了：“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至于“剽窃”就更有意思，“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书读多了，你就懂了，既便“诸子百家”、《汉书》、《史记》，无非“剽”与“窃”。《汉书》浩浩，慷慨激昂，但你可知道，此书也是“攒”的。 “思无邪”与“影疏香暗” 其实不但《书》、《史》如此，诗歌如何？同样也有“窃句”。此为“意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比如王勃“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全抄《庄子·天地》篇的意境。《滕王阁序》的“秋水共长天一色”，也全抄《汉赋》中的“草旗共春风一色”，这个官司，不知几人知道？ 五代诗家江为，有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到了宋代，大诗人林和靖取来自用，林讨便宜，只换两个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名高千古，尽人皆知。谁优谁劣？在诗的“十大意境”上，是不用说的，林高于江，还不是一点半点，此既文学史上有名的“影疏香暗”之争。但是说到底，无江为之诗在前，会有林逮之诗吗？我有存疑。 不过，以前人所认同的主流观点，在诗，只要一字不同，也不为窃，“江林名句，可以两存”！这叫“无窃无诗”。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此外，李蓊佑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拿来后改为七言：“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汉唐以下，风气确实如此。 再如，杜甫人称“诗圣”，但杜诗中亦多前人之句，这也是“在论”的。比如薛振有诗“省署开文宛，沧浪学钓翁”。杜甫也有诗“独当省署开文宛，兼泛沧浪学钓翁”。 杜甫“抄”别人，别人也“抄”杜甫。杜诗有好句比如“夜足砧沙雨，春多逆水风”，便有好几个人“抄袭”。此句到白居易的手里，变成“巫山夜足砧沙雨，泷下春多逆水风”。 白居易甚为得意！ 文章天下之公 不过，对于“改（前人诗）句”，古代有个行规，改得好，就是高手，称“袭句”，是“文仙”；改得不好，就是低手，称“活剥”，便是“文屠”！ 《大唐新语》中介绍了一个张怀庆，此人酷爱杜甫，写诗也有些名气。他擅改诗句，以为平常，其中最著名的是“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张改为“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所以有人说张是“生吞王昌龄，活剥郭正一”，成语“生吞活剥”，就是来自这里。 这些现象，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卷十二）》有过详细的考据，俞评述说：“文章天下之公，此（指“袭句”）皆当两存之！” 这也就是说，文章是说事的，只要“事有所本”，“时有所移”，可以“两存”，这也算比较现实，也比较有趣的一种主张！ 后来的学者想要避免抄袭，其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提倡“著作者不读书”——这个办法是王船山发现的。不过王夫之这个人，生平恨的是“诗词歌赋”，所著《姜斋诗话》对曹植、陶渊明、陈子昂、王昌龄、李白、孟郊、韩愈、曹邺、陆游等数十位诗人文人大加指谪，王船山认为杜少陵“愁贫怯死”，白香山“旋踵而涸”。 雷同与撞车 此外，古代开科取士，写八股文章，一场同题，有些试题、破题也是非常相近的。但是由于闭卷考试，所以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雷同”。这个词很巧妙，天上打雷，地上回响，不管打多少遍“雷”，音近是个自然现象。 第80节 天下文章一大抄 《万科》周刊 事实上，一个破题，只要一人想到，别人也就会想到，理应有相近的构思，否则必然“离题万里”。这种现象，现在也很多，只不过我们现代人就不叫“抄袭”、“同题”、“雷同”，现代人要说“撞车”。 文章高手并不怕“撞”，只要“撞”得巧妙，“撞”得好，就是点铁成金；“撞”得不好，就是点金成铁。 毛主席学贯古今，诗词文章称得上一世之雄，他就喜“撞”。《泌园春》词里他用了“搅得周天寒彻”，《浣溪纱》词用了“一唱雄鸡天下白”，这些都是古人成句的原意。但与原作相比，毛主席“撞”得有功夫，是“撞上了”，“点金”意味浓！ “雷同”与“撞车”之外，还有“改句”、“用典”、“比稿”，这种事大多是超级高手所为，低手为之，容易画虎。特别是名句，更是如此。 写《湘军志》的王闿运，那也是近代的大文人了，他最爱此类文字游戏，如“纤指破新橙”改为“纤手破新橙”，“春江水暖鸭先知”改为“春江水暖鹅先知”，别人以为扫兴，作者反而自得其乐。 对此，郑逸梅曾在《笔记·杂扎》中写有一个专篇《王闿运大胆改宋词》，举了不少例句，说的就是这些内容。郑先生虽然在文中全力挖苦了王，无奈“王东坡”不放心里！反正苏东坡看不见了——嘲笑由你，改动由我，王还赋诗回郑：“生平不喜东坡句，水暖春江要换鹅！” 理有十八道，看你怎么说。呵呵。 读不尽者，天下之书 当然，过去的传播没有当代快捷，所以，很多文章，大家不知道有重复。王安石说：“知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不过有人不这么认为，“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读书越少的人越以为自已有学问。 旧上海的文人中就有“国魂九才子（谢企石、吴眉孙、奚燕子、陈蝶仙等）”，这是一个文学人的会社，在文坛上“自我吹嘘，相互捧场”，但多是“半瓶醋”，所以文章传世的很少，反闹下许多笑话。 当时，陈蝶仙在《申报》主持《自由谈》，笔名“天虚我生”。其实他狂本不要紧，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爱议论，妄自品评天下文章，诸如“谁写得好，谁写不好”，把其他人都不放在眼睛中。 为此他订了一个稿费标准，把《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志于篇尾，区别付酬。事实上，想他一介书生，写过几篇文字，你就算有天大本领，也难以品评天下文章。对此，有人就不服，所以做了一个局，搞出一件“抄袭案”，史称《妙抄案》。经过是这样的： 有人先抄了柳宗元的名作，化名投寄给《申报》。“天虚我生”果然没看出来，刊载后，列为丙等。那人马上声明：“不读‘八大家’文字，你有什么资格‘品评天下文章’？柳河东也敢列丙等？难道非左丘明和司马迁，才能列你《申报》的甲等、乙等吗？”当年在上海，此事也算轰动一时。搞得“天虚我生”下不了台，后来只好登报引咎辞职！从此《申报》的文字和稿酬，再也不敢“列为四等计酬”了。 《申报》当年的笑料不少，但说到“抄袭”，这个《妙抄案》不能不提。 高歌送日，嘘气为云 最大气的，还是古人。 三国时期，周瑜的琴曲《长河吟》，生前从不说是自已所作，因为他有这种自信：高歌送日，嘘气为云——谁爱抄谁抄，谁想唱谁唱。此曲此作，上不愧于天，中不愧于心，下不愧于民，千秋正气，至于是谁所作的并不重要！ 周瑜之后，魏晋的名士风气大多如此。对此，《文心雕龙》说：“修辞立诚，在于无愧。” 现在的人读书不多，胆子不小，所以“文抄公”便大行其道，而且有泛滥的嫌疑。最典型的是张爱玲也有人抄，这也算是另类的“嘘气为云”。 上海有个作家，当年出道时“大把抄”《沉香屑》，当时《沉》是禁书，很多人没有读过，让此人占了便宜。不过，你总不能永远蒙天下人的眼睛吧？当然这是陈年旧案了。还有一个新进的作家，把他自认为写得最漂亮的、最代表其风格的一段文字挂在自已的主页。有位网友留言说，“读了一遍，果然不错。再读一遍，犯了疑心：有点不对头。再读第三遍，明白了，一翻书，果然写得如天人一般的那几段，是抄张爱玲的《流言·爱》——此文不长，你怎敢全抄？ “古代中国文人中，谁有如此大的胆子整篇抄袭李白、杜甫？当代中国，谁有胆子整篇抄袭鲁迅？整篇抄袭张爱玲？莫非你的文学知识告诉你，张爱玲只是个小作家，整篇地抄，也不会有人知道？ “说实话，我最生气的是这一点：你也未免把人全看扁了。我是个在国外读书的中学生，但是我不仅一眼看出你是抄袭，而且看出，用你这样的识见，你这样的文字，抄袭张爱玲，不仅侮辱大师，也欺世上读者无眼！” 此事最后搞得乌烟瘴气，在网上也是小小地火了一把。 吃“河水”长大的人 在别人看起来，“著作等身”当然是重要的，可以借此成名，而有些人名气虽高，著作虽厚，也并不能改变他们庸庸碌碌的本性。因为他们的文章并无观点，且无价值，属“电脑化”的文字：“Ctrl-CandCtrl-V”——是吃河水长大的，“攒”的味道很浓。当然了，《史记》有《河渠书》，《汉书》存《沟洫志》，所以，以“攒”为文的人，也是有所继承的。 不过有个例外。一般人公认，有两类人具备“攒”的权力。其一，新手上路。这类人写东西没有“准头”，难免抄抄别人，“攒”点文章，有助于其“找正”感觉，需要我们给予谅解；其二，地下书商。商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赚钱，这个众所周知，偶尔“攒”两本书，属于生存之道，“长篇小论”有助于其在赚钱吃饭之外提高性情，所以无妨。 总之，写作的乐趣在过程之中，此外也要一点悟性，心高手才高，所以不必斤斤计较。经济学家写杂感，大学教授写政论，官员们写学说，与其直抒已见而至惨不忍睹，还不如直接“攒”，多引用一些别人的高见，岂非善莫大焉？ 金圣叹先生学贯古今，还是他说得有趣之极，他说：“抄书也可！令世间多个‘文人’，少个‘强盗’，不亦乐乎！” 笑熬糨糊 在《万科周刊》发表过的文字中，我见过简直的文字《创业板祭》一字不改地署上了别人的名字。有次对简直说起这事，简直自己并不在意，还很得意：“别人抄你抄得多，正好说明你水平高。”这个观点，zhaoxiao也很同意。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秋水在《笑熬糨糊》中也说到过：“论坛引用观点及文字且不注明出处者众，是否有必要来一个周刊版权联合声明？赵晓则认为，‘我们的观点，不论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传播出去，都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不过，秋水写的《笑熬糨糊》同样也没逃过被抄袭的命运，同样也有无数个版本。仅我见过的，就不少于三种。不过，文中的人名小有差异，真李逵遇上了假李逵，呵呵。 说起万科坛子上的贴子，最近还有个比较可乐的，某位ID大抄《兵器谱》，贴到《万科》的坛子上来了。要说《古金兵器谱》，也是名扬四海，其首发就在《万科》，前言中也说得非常清楚的，抄袭竟然贴到怜花门口，搞得王怜花啼笑皆非，怜花对简直说：“这厮，胆子也太大了吧？” 简直：“呵呵。” 怜花：“咱告他吧？” 简直：“我这儿正想让丫赔多少钱呢？” 哥俩正说着呢，再看那贴子，已经没了。 第81节 爱、谎言与《手机》 《万科》周刊 不争论 许多男人对《手机》这部电影表露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仇视，称这部电影不能带老婆去看。这也许迷惑了女人们，使她们忘记了自己的应有立场。本来，我以为女人们对这部电影会更加不满。这部电影，既然是一堆男人所造，对女性自然不怀好意——哪怕是潜意识的。 男主角袁守一曾说，“有病”是指人心里有病。多数人可能认为，这部片子里有病的就是袁守一、费墨等欺骗老婆的坏男人们。我的观后感却是，无论男女，《手机》里的角色全都有病，而女人们病得更不轻。在电影中，女人们似乎只做两件事，勾引男人和监视男人。与男人打交道的时候，女人们最有快感的不是床第之欢，而是用缜密逻辑将男人在精神上彻底剥光。女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得到了男人，而是终于揭穿了男人。这种彻头彻尾的病态在刘燕去电信局窃取费墨的手机通话记录时达到了顶峰。到这一步，女人作为人，已经被编剧侮蔑到不复存在。漫天盖地只有一种盲目扩散的瘟疫，一种传染入骨髓的毒病。 男人或女人，在这部电影的世界里，只是一帮生殖器官有所差异的怪物，其中一类是另一类的镜像。相比之下，《手机》里的男人形象还算稍微多一点人情味，至少他们还懂得撒谎，流露了人类的一种天性。和多数人（也许包括作者自己）的理解不同，我以为《手机》最愚蠢之处就在于攻击谎言。其实，谎言从来不会毁灭爱情，二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真正的爱情，在我看来，对谎言是彻底免疫的，因为真正的爱情首先必是一种信仰。 什么是谎言，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一般人以为，和事实不符的即为谎言。但事实无非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作为生物，我们的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都有严重缺陷，经常搞不清楚自己家门的钥匙放在了哪里，自己爱人今天穿的又是什么颜色的袜子。我们很少知道客观事实，偶尔知道也是碰巧。在科学上，我们把科学家共同相信的东西称为事实；在法律上，我们把法庭采信的东西称为事实。因此，事实首先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态度。持不同的态度，就会看到不同的事实。 在信仰中，一切都会被看成事实。爱人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会相信。爱情的态度就是如此。爱或者不爱，就是有或无，零或者全部，不可能首鼠两端，犹疑不决。有怀疑存在的时刻，就没有爱情，正如有动摇存在的时刻就没有上帝。爱情中的事实是极端的态度，是黑或者白，海枯石烂，山崩地裂。没有爱过的人不会明白，爱情怎么可能让山崩地裂？其实，这和相信神在七天里创造了世界，相信轮回转世，相信祖先的鬼魂会在夜晚来拜访我们，完全同理。在爱里面，山崩地裂就是事实。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我就是骗子，我就在说谎。 在《手机》的世界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对任何一个女人或男人表达过爱。没有说过，也没有这样的眼神，连一丝爱意的动作也没有。追溯到许多年以前，严守一对美丽嫂子朦胧的好感，顶多只是含苞的性欲表露。在这部电影的世界里，爱情从未降临过，也就谈不上被扼杀。如果《手机》反映了某种现实，那便是一个爱情荒漠里的现实。谎言只是这个荒漠里必然的荆棘之果，甚至可以说点缀了这个荒漠，使它多少有了一点生机。的确，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地方，如果男人不骗女人，女人不骗男人，生活将会变得更加死气沉沉，了无意趣。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爱情这种信仰，滥交就是人类惟一的出路，是获取幸福的必然做法。滥交是世界上所有动物的性本能，我不认为人可以例外。在动物社会里，不滥交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比如说一只公鸡打跑了所有公鸡，母鸡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为该公鸡保持贞洁。为爱情守贞，则是人类才会有的理性的、自愿的选择。人不一定要选择爱情，正如人不一定要富裕、要成名，不一定要有信仰。惟一不变的真理是：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割舍。选择爱情，就须割舍纵欲。 滥交不可能产生爱情，因为是爱情不是有形的产品，不会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中途而废者没有前途。爱情类似于一场两个人的艺术，磨练越久，爱也将日益博大精深。可以说，为爱情守贞，也就是为这场艺术的自愿献身。对爱人的忠贞并不是爱情的责任，而是内容；并不是游戏的规则，而是游戏行为。反过来说，失贞也就并非罪过，至多是艺术的败笔。没有失贞行为的爱情，也许就像没有穿帮情节的电影，反而失去了真实性。 在电影《手机》里，女人对失贞歇斯底里地过敏，男人则对守贞歇斯底里地恐惧。既然如此，双方还不如用谎言各自粉饰太平，相安无事，也算是一种生活。有趣地是，双方对谎言又如此不满，女人痛恨，男人也因撒谎而日夜心神不宁。《手机》的世界于是就可笑地非驴非马，既不理想主义，也不功利主义，而是二者拼凑的一个怪胎。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男男女女们既不敢直面人类滥交的天性，又无能力追求理想的爱情。为了掩盖自己在性和爱情方面的双重无能，他们把“谎言”作为替罪羊，推出来大加挞伐。我觉得，这类作义愤填膺状的谴责本身才是很大的谎言。《手机》所创造的电影世界，彻头彻尾，正是这样一个很大、很无聊的谎言。 第82节 以未来的名义，用现实诠释过去 《万科》周刊 钟伟 对我而言，有相当多的词汇我始终是不知所云，例如“历史”，对于历史的定义，让我这个彻底的外行非常困惑。比历史学家的数目还要多的相关的大词汇，诸如历史的车轮、历史的智慧、历史的创造者之类，更让我如坠云里。在我看来，所谓历史，就是活着的人，以未来的名义，对过去的再现和诠释。但是以我们的“现代性”所展示的历史，往往并不是历史本身。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许用现代语言和文字所再现的历史是最远离历史的，所以在我看到《法兰西千年史》和《美国千年史》，发现这是两本比连环画有趣得多的图片集时，恍然有了一种以“无名”抚摸历史的感觉。 骑士、游吟诗人和哥特式教堂的粗陋法国 随着年岁的渐增，我从不掩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像《道德经》这样的名篇，迄今至少有2500多年，而中国人仍然可以从中吸收不尽的精华。法国和美国有“千年史”吗？这是我看到这两本书的第一个疑惑。对于法国，我知之甚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这个遥远国度的事情，对其印象，不过是芭蕾、香水、艺术和精巧的病态而已。在法国经历了1789-1815年这个暴乱时期，经历了上断头台的贵族、教士、革命者之前，在《马赛曲》和拿破仑出现之前，我真不知道此前的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从1789年算起，可以被16世纪法国诗人贝莱引以为骄傲的“法国，艺术、军事和法律之母”的定义，不过区区200多年而已，何谓千年？ 所谓历史，不过是现代人以其方式所选择的历史。在《法兰西千年史》中，将法国的历史划分为1000—1515年的第一历史时期，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界定了法兰西的边界，法兰西王朝才有些微的影子。在这个时期，除了苛严的教会，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这三样东西又可以隐约地用圣女贞德、百年战争和黑死病来概括。除了骑士、游吟诗人和哥特式大教堂之外，法国历史还遗留下什么？ 有几桩事情值得看一看，一个就是阿贝拉尔的故事，他是12世纪初期法国最著名的学者（当然是经院讲师类的学者），不幸的是他和自己的学生哀洛伊斯成了一对恋人，他们很快受到了教会的惩罚，阿贝拉尔最终被阉割了。幸运的是，两人死后，终于被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另一个是，在这个伴随着多次十字军东征的漫长岁月里，法国农民逐渐学会了酿造葡萄酒、用牛车和犁耕田，也形成了纺毛呢的技艺。1266年，法国的铸币终于被统一起来，但法律还是相当粗疏的，教会刑讯逼供司空见惯，处死人之后提着人头游行也不少见。1429年，一个17岁的奥尔良少女宣布她将拯救法国，经过一系列的战斗，这位少女在19岁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的名字叫贞德。对于她是个圣女、傻子还是巫婆的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年龄、智力和阅历。但至少当时的法国离一个文明的国度还相距遥远。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尽管当代法国往往被冠以艺术和浪漫之名，但在当时，巴黎绝对是肮脏的地方，13-14世纪，法国出现了许多公共浴池，这些浴池逐渐成为传播流言和朋友聚会的地点，也成为妓女和通奸者出没的场所。而另外一本十分有趣的书显示，从1200年开始，巴黎市中心的无辜者公墓始终是其最大的墓地，在公墓周围渐渐形成了市中心集市，直到18世纪末市内公墓被取缔和迁移之前，巴黎在几个世纪里笼罩在腐臭之中，当时的梅希埃激愤地在《巴黎的地下世界——革命者、走私犯和洞穴爱好者出没的地方》写道：“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接近这座世界第一大都市，你不必看到它高耸的建筑物，你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事先知道了，啊！这座高傲的都市，在你高墙背后隐藏着什么令人作呕的秘密呢？”。因此1348年开始，法国反复发生黑死病之类的瘟疫并不令人特别惊讶。 同时期的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对1515年处于明朝中叶的中国来说，有15万人口的巴黎至多就是个小集镇，毕竟中国的繁华已经在《清明上河图》中表露无疑了，但令人沮丧的是，那种摩肩接踵、挥汗成雨、嘘气成云的繁华正渐渐离中国远去，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过是在炫耀帝国的繁荣，而不是进一步扩张帝国。当时中国在出现大的纺织作坊，中国在忙于修长城、防倭寇，庞大的帝国已经在衰落中了。 断头台、雅各宾派、拿破仑的骄傲法国 年被划分为法兰西的第二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国内在不停地作战，一个线条是几乎无休无止的极端宗教主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教派之间毫无人性的大屠杀不断发生。另一个线条是流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狄德罗、卢梭等伟大的思想家，也出现了凡尔塞宫这样的建筑，凯旋门在1815年还是个在建工程。但原谅我再亵渎一下法国，对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真不懂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血与火之间，资产阶级开始不妥协、不退让地出现了，也许西哀士教士所发问的话，能概括这个阶段：“所有一切，在它目前为止的政治秩序中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在要求成为什么？有所作为。” 在1515-1648年期间，法国因宗教而分崩离析，红衣主教和国王的关系日益密切。当时法语版的圣经出版了，在原来天主教之外，出现了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1541年，加尔文的法文版《基督教原理》出版，教派之间的纷争导致由天主教或国王发动的各种大屠杀不断出现。关于世俗政权和宗教，我们常常说，让恺撒的归恺撒，让国王的归国王。而在这一段极端宗教的氛围下，红衣主教和国王日益勾结。尽管当时法国出现了像笛卡尔这样的科学家，但总体上而言，我觉得《法兰西千年史》中最不值得阅读的就是这一段，我不是无神论者，但却对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学说深怀惧意，而一旦政教合一，无论这种宗教或类宗教以何种神圣和终极关怀的形式出现，我总怀疑这种神圣就是邪教。糟糕的是，这本小书这一部分选择的几乎全部都是黑白素描，也许是作者有意要突出这一历史的窒息感吧！在此后的60年间，法国忙于建造凡尔赛宫，这个工程花了21年的时间方才建成，当然，秉承法国人一向的酸涩心态，这本书还特地强调，诸如蒸汽机、有轨机车之类的东西，向来是法国人发明的，只是法国人依据其谦逊的传统才使得这些发明成为英国人的传奇。这令人想起差不多就是同时期或稍晚，中国的圆明园也开始初具规模，到法英联军火烧此园之前，圆明园已是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的洋洋大观了，园内珍藏了不少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我想说一下的是，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人，据说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当然也还需要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圆明园坚持不懈的“石劫”、“木劫”、“土劫”，才能造就今日面目全非的圆明园。就法国人对其卢浮和凡尔赛宫历史的骄傲，以及中国人对从阿房宫直到圆明园的戏虐性的虚无来看，实在是我们更胜一筹，至少在南京，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汽笛是鸣响了，钟声也敲起来了，但南京城中依然是车水马龙，喧哗升平，绝大多数人喜气洋洋，历史在嘻笑中幻化为一缕随风而去的轻烟。 然后国王、流民和第三等级的较量开始了，各种伴随流血和屠杀的较量都被冠名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先是巴黎市民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的路易十六问：“这是造反吗？”回答是：“不，陛下，这是革命。” 然后是激进的雅格宾派革命和他们的断头台，无数皇室成员和贵族、温和派、罪犯、革命者、最后是罗伯斯庇尔本人，被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马拉被人杀死在他的浴盆里，在中学接受美术史教育时，马拉之死的油画简直有墓志铭一样的肃穆效果。马拉被通缉后在巴黎的地下洞穴中生活了好几年，崇敬他的人写道：“经过了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之后，这个面色棕黄的怪人，看上去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而诅咒他的人则说：“马拉是个彻头彻尾的仇视人类的人”，“人民之友”。马拉是被一个温和的吉伦特派女子科尔黛所暗杀的，在恐怖的雅各宾派垮台后，法国各地的马拉胸像被扔进了臭水沟。火的时代，在这个血与火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拿破仑的小个子让法国人至今引为骄傲，我的无知让我始终不能了解为此人骄傲的理由。 接下来是暴民杀贵族，革命党杀贵族，然后是市民杀保皇派，然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革命和屠杀。《马赛曲》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这首歌的原名叫做《献给吕内克元帅的军歌》，这个元帅是什么人我毫不知晓，然后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当然应该看到，那个袒露胸部的年轻妇人手中拿着的是黑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象征，而红色才是工人运动的象征，白色在当时属于波旁王朝。 从二月革命、巴黎公社到美好时代 雅普将1815-2000年划分为第三历史时期。1848年，二月革命延续着血的悲剧，书中的第506页终于出现了有关这次革命的照片，历史不再纯粹是画家们以想像进行的重构，而多少有了一些“历史”的味道，从金石到甲骨，再到典籍，尽管中国历史屡次遭受劫难乃至断裂，在我看来，中国历史明显还是比法国厚重得多。据说这次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躲进了巴黎地下错综复杂的洞穴，或悲惨地死去，或被无情捕杀。当时法国出现了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文豪，巴黎的洞穴世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有所涉及。 巴黎公社的疯狂丝毫不逊色于1789年法国所经历的，在此前是普鲁士人伤害了法国人高傲的灵魂，19世纪中期，一个文化的、工商业的、时尚的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展现魅力，就被粗俗的普鲁士人击败，但恶梦还没有结束，1871年的巴黎公社紧接着就来了，这场革命毫不留情地毁灭一切，包括传统的和新生的，革命者肆无忌惮地杀戮和被杀戮，在战士的排枪前，教士们似乎还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枪口说些什么。不过梯也尔带领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杀戮同样毫不留情，巴黎的地下洞穴为社员提供了庇护，但仍有高达一万人被杀死，当时的漫画说：“公社社员又回来了！他们随时都会从地下冒出来。”从一个石膏矿矿井中就有被捕的一位有名的公社女领导人，《巴黎的地下世界》中介绍说她叫杜邦，是公社最为放荡的女人，而《法兰西千年史》中也恰好有一个公社女领导人的照片，不过译名叫达维德，我怀疑她们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两本书比照阅读倒也颇为有趣。 随后的40年，被称为美好时代，法国似乎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浴血后重生了，艺术、教育和工业蓬勃发展，埃菲尔铁塔矗立起来了，并延续了40年的世界第一的美名；印象派画家开始孕育，在水气中的色彩如此强烈而鲜艳；罗丹的雕塑、巴斯德和他的灭菌法、居里夫妇和他们的放射性元素、左拉和他身后的社会主义幽灵，都在恍忽中构造着最令人神往的巴黎。除了霍乱之外，这个时期的巴黎，有莫奈笔下的芭蕾舞女，有健康而放荡的年轻女子所钟爱的自行车和红磨坊夜总会，一切令人着迷。只有在这一刹那，我对法国，因巴黎而有了些许好感。 此后呢？我的文字已经过于冗长，法国终于将自由女神像拆散运到了纽约，而小一些的原样则留在了塞纳河上的格勒内勒桥，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今的法国，其戏剧性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有趣的事情了。当然，巴黎的地下世界仍然令人好奇，那是截然不同于巴黎地面的另一个洞穴爱好者的世界。 最后我以抱怨结尾，作为一本好书。《法兰西千年史》的118元定价实在是高了些，而24开本使这本书小而厚，不适宜旅行中的随身携带。而《巴黎的地下世界》虽然精彩，但由名声不响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所用纸张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许只有我这样无知的人才喋喋不休，智者如冯友兰，对于这一切，用了一句话：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第83节 引文 《万科》周刊 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乏片面之处，正如爱尔兰学者小托马斯所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使其中一面粘在地上，无法撬开”。 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论述现代性的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中国的纸媒更是反复引用马、恩、列、斯、毛尤其是毛的无所不包的语录。被引用的语录无一例外，统统采用黑体字排出，醒目，神圣，傲立于其他字群。广播无法使用黑体字，但广播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播音员每每读到经典引文，便格外加重语气，以使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用中国成语说，就是‘余音绕梁’。不知何种缘故，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不设天花板，承重的房梁一般都裸露在室内上方，抬首可见。” 西安学者卢蘅：“《典坟杂俎》说，‘不知有秦，何论汉唐’。艾维斯先生应该多看看经史子集，从董仲书入手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不济也应该读读王阳明。”（原载《中国文体学学会简报》第143页）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南方师范大学教授吴了凡晚年回忆说：“我看论文跟别人不同，我先看后面的索引页，博士论文的引文如果达不到二百条，硕士的达不到一百条，则论文本身的学术性就值得怀疑，它表明作者并未下苦功读书。”（引自《了凡斋闲笔》一书《譬如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一文） 河北农民杜玉振在评论腐败现象时说：“毛主席最反对包二奶，毛主席说，谁搞破鞋谁就是卖国贼。”（原载《新象月刊》2003年第5期《满腹心事说与谁》） 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在与同事交流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您怎么还在不断引用汤因比、德里达等人的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西雪丽亚的合作者多莱女士补充说，“中国的小资虽然没少看好莱坞大片，但在泡吧时却喜欢拿伊朗电影说事。”（以上两条均引自荀由先《拉美文化的流变》一书第324页） 法国信息学博士让·皮埃尔写道：“评定职称和业绩时，中国有一个看似科学而公允的标准——受评者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显而易见，当然是多多益善。因此，某些机智的学者便频频引用熟识者的言论，你引我三条，我引你五条，人称‘友情引用’。另有些孤独的学者怀才不遇，或充满自信，于是经常引用自己在其它文章中说过的话，人称‘自慰引用’。” 华西人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庞归中写道：“古希腊学者克里亚巴汉拔说，‘子女应牢记，父母永远在我们之上’。类似的观念在中国古书《格室经》里也有所体现：‘九龄童，能温席，孝于父，忠于君。’而《非洲大陆考》认为，‘原住民的亲情来源于动物基因’。《幼发拉底古器皿探源》则说，‘人类不可能偏离熟识方向’。《斯堪的纳维亚现象学》充满诗意地说，‘腾飞吧，你这孩童般的壮汉’。” 沈阳小学生陆羊羊（中队文艺委员、钢琴六级）表示：“我烦了就说我要玩，困了就说我要睡。可是你们大人，你们自己到底要说什么？”（原载《内部情况汇编》第18期总第472期，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核对） 本文作者：“奥斯陆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拉弟指出，‘公民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有鉴于此，我谨声明：本文一切引文均系作者杜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好事、坏事与他人无关。正如古埃及金字塔监工奥图对役工所说——‘椰枣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 第84节 无字碑与小心眼 《万科》周刊 黄铁鹰 早就对西安这个城市有些神往，原因有二，一是它出了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导演和作家，张艺谋和贾平凹；二是它曾是最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朝代——唐朝的首都。以前一直没有机会去，直到今年3月份才得以成行。 临去前，一个知我的朋友说：“你去之前应好好复习一下历史，否则，你那点历史知识加上好问的本性非让导游笑掉大牙不可。”于是，去前还真想找书看看，可是还没等去书店就烦了，因为我实在讨厌中国历史。考大学时我历史得了93分，那纯粹是记忆力好，现在连中国朝代的顺序都记不清了。 我讨厌中国历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现存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因为我曾听一个历史学家说：“中国各朝代都有修史的习惯，现存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历代官方整理和保存下来并希望后人看到的历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就永远不能被记录了。因为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也要加入他们新的视角，更不要说为了吃饭的历代官方史学家了。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当时的证据、纪录、新闻报道、档案、日记和当事人证词不能保留下来，日后将永远无法还原这个事件的真相。 其实，即使记录能保存下来，后人在叙述这个事件时，仍免不了加入自己的看法，更何况这些记录已残缺不全？因此，我认为重新修正的中国历史就如同儿子讲父亲的故事——永远是雾里看花，水中看月。不考虑中国频繁的战乱对文史纪录的破坏，中国特有的文字狱就足以使人不敢相信历史。从2000多年前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不要说民间记录，就是官方记录，又有多少能保存下来？现在中国人有几家能有家谱？家的历史都搞不清了，国的历史就更不清楚了。因此，每当听人说“读史明志”，我就冷笑：如果读这样的历史能明志，还不如说看动画片也能明志。有人可能说：“你这是愤世嫉俗，你怎么能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假的？”我没有说历史书上的中国历史都是假的，我只是认为其中有假的。然而要命的是：对我而言，它真假难辨。 读史于我毕竟不像吃饭，不吃不行，因此，没必要浪费精力非要识别真假。上大学后我再也没看过历史书。不仅不看历史书，也不看历史故事书，历史电视剧也不看。什么《环珠格格》、《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宰相刘罗锅》和《武则天》等等统统一集不看。不仅不看，每当我爸爸和我女儿津津乐道的时候，我就禁不住地想：再过100年，小燕子演的故事就变成中国历史的正史了，这些电视剧就会变成当时中国历史博士的必修课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准备下，我来看古都西安了。说实话，让人交口赞叹的西安老城围棋盘的街道布局，和绕城一周的城墙给我的印象不深，因为现代的痕迹太多。像中国历史一样，谁知道以前是不是这个样子？反倒是乾陵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问题也最多。到乾陵看到武则天的墓碑，才知道武则天的伟大。因为她不仅把碑修得同她先死去的皇帝丈夫的一样大，而且——丈夫的墓碑是用3块石头相叠组成，她的碑却是一块完整的大石头，更令人叫绝的是，她的墓碑竟是个无字碑。 前面说了，我的中国历史知识几乎是零，本不应对这样专业的历史问题发言。可我总是改不了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习惯，哪怕这个君子是个女君王。第一，我想武则天不是很敬仰那个传给她江山的皇帝丈夫，不仅不敬仰，甚至还有些瞧不起，否则她的碑凭什么比他的大而且质量更好？我猜想她一定知道，她的天下不是他给的，而是她自己打出来的。因此，尽管名不正言不顺，老娘偏要比你高一筹。第二，她知道中国人对历史是轻浮的，今天把你当祖宗，明天就能把你当孙子，没有人能永垂千古；不仅如此，她还知道中国人是憎恨文字的，因此，躺在地下不能说话了，最好别吱声，否则，墓碑都可能保不住。第三，作为女强人，武则天的感情生活一定不幸福。女人即使得了天下，还是女人，临死找不到一个真爱，当然是无言了。 绝！这种坦荡，只有第一代君王之气的人才能表现出来。正当我正沉浸在对武则天的敬仰中，不到20岁的导游小姑娘把我这个俗人的神游打断，她说：“武则天晚年信佛了，认为四大皆空，所以她的碑也就一个字不留。” 紧挨着武则天墓，是一个公主的坟，这里埋的是武则天的一个孙女。另一位导游告诉我：武则天晚年身边有很多男宠，这个孙女不仅不体谅奶奶，还经常同别人在背后笑话她奶奶，于是被武则天下令乱棍打死。武则天死后，她当皇帝的父亲才敢把她的尸体运回，按公主的规格下葬。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正符合了我的判断：这个使天下所有男人称臣的女人，因为没有得到的女人的爱，心理变态了——恨那些被男人爱着的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包括自己的孙女。还说什么皈依佛教？信奉不杀生的奶奶竟能处死孙女？中国历史呀？真是像魔术一样神奇，但没逻辑。 第85节 罪与美 《万科》周刊 叶天蔚 中国有两种毛尖比较不错，一种是信阳毛尖，可以喝，特点是形状细、圆、光、直并多白毫，茸毛显露、紧直峰尖，茶质清香、味浓、汤色绿；一种是上海毛尖，可以看，上海影评家毛尖小姐写的影评，特点是文字奇、艳、润、浓并带刺痛，文锋显露、紧直意尖，文质渲烈、味辣、色调介于红与黑。她最近出的集子叫《非常罪，非常美》，名字起得好，和《杀死比尔》一样痛快。 两个脱离了语句而独处的词，和两个脱离了人群而独处的人一样，肯定有某种联系存在。罪和美两个字是押韵的，联在一起的音韵近乎于最美，是一种极致，必须赋之以非常。有人把罪与美视作一对仇恨的情人，有人把它们视作是两个依恋的对手，在我的解读中，我倾向把不美视作一种原罪，但正因为原罪的存在，赎罪的过程就成为了美生长和涌现而出的过程。一如数学家欧拉在阐述减去负数的意义时所言：减去－B等于加B，减免债务等于奉送礼物。减去罪等于增加美。非常之罪才能诞生非常之美。 艺术家是美的原罪的赎罪人。JeanCocteau曾经给出证明：艺术品和时尚物的区别是：前者最初是丑的，但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美；后者现在是美的，但总是随时间而迅速变得丑陋。 我大学时，某校园诗人也以另一种方式阐明真理。那时，我们白天在食堂吃饭，晚上在食堂举行诗歌朗诵会，当时有许多诗句感动得自己直痒痒。现在我奔35了，老了，几乎都忘记了，但是那一句却是完全清晰地记得，包括当时现场朗诵者激动的结结巴巴：“下、下个世纪/所、所有难看的女孩子/应该全、全部死掉。”欢呼声四起。 这是一种信念，道出了人民——当然暂时主要是全体男人民的共同心声，也道出了历史上全体女人民所有的前赴后继的悲壮努力。这一理念在美学历史上的价值，相当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相当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让我们面向西方，向英国诗人叶芝描绘的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之美致意： 她的腰肢一阵战栗，那里便产生了 残垣颓壁，燃烧的屋顶和塔楼 英雄阿迦门农死去 让我们面向东方，向南京诗人朱朱描绘的引发男人之间杀戮的潘金莲之美致意：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旋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永远不要对至美的存在表示不敬，这是一个具有哲学感和历史感的人应恪守的基本的准则之一。前期有不少巴勒斯坦人做人体炸弹，情节很悲剧，但似乎也有一抹喜剧的明亮结尾：据说这样死后，会有72个年轻美丽的处女在天堂迎接他。有不少人批评说这种想法有些蠢，有些滑稽，但不妨设想这种想法的一种对立面：当你上天堂时，会有整整72个具有丰富性生活经验的不同程度地丑陋臃肿的中老年妇女向你蜂拥而来，总的来说，这个场景可能比人体炸弹更具震撼力。 对于极美的东西，我们常常怀有一种紧张甚至不安。叶芝形容：她的美有如强弓拉得绷紧。更敏感的里尔克说：极端的美总是带有死亡的气息。如果界定了不美是一种原罪，我们就可以推断，这种不安感源于我们将重坠罪恶深渊的恐惧，凡是把我们领到更高处的山巅的美，都增加着让我们坠下更深的山崖的可能。美丽的背影总是比美丽的面容更加容易刺痛人心，因为美丽的面容只是美的，美丽的背景不但是美的，而且已经开始了美走向消亡的过程。欧阳江河感慨：“然而我们的心/太容易破碎，难以承受尽善尽美的事物。”“两者之中谁更短暂/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 白居易在悼念夭折的小女孩苏简简的《简简吟》中写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诗人李亚伟说得最为简洁：“美人太美/使我伤悲。”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说得最为绝望：“美啊，请你停一停。” 如果说这是从南往北的车道，在隔离栏的对面，另一条车道上，一切在反向而行。诗、画、戏剧、电影，这些美的创造者，丑陋这一原罪的赎救者，正在用紧张与令人不安的暴力，启动刺痛的虐待或自虐的赎罪过程，并因此像刺穿油田一样喷泉般涌出全新的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斥着刺杀、毒杀、扼杀，各种的暴力、背叛、通奸、阴谋，如同有评论者所言：如果莎士比亚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干了其中任何一件事，肯定声誉全毁，难免牢狱之灾。但是在戏剧中，他干得越多，他就越接近伟人乃至圣人。毕加索的惊世巨作当然不仅仅是扭曲的妓女《亚维农少女》和撕裂的战争《格尔尼卡》，他的经验是：每幅画都是一连串暴力的总和。依照内模仿心理学的理论，艺术，这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了外在的暴力，以想象力抵制了现实的压力。在这些内外与外在的暴力象狂暴的正负电子一样撞击湮没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的宁静和安慰。 王尔德说：“犯罪是现代生活的惟一亮点。”他只说对了一半。罪是一个亮点，美是另一个亮点。凶杀恐怖片在这一边，爱情肥皂剧在那一边；拳头在这一头，枕头在那一头；血案连续报道和时装模特表演、犯罪高手和性感偶像——美和罪都分别在镜面的这一端和那一端。美是真的？还是罪是真的？美是幻觉？还是罪是幻觉？这并不重要。当这一端亮起时，那一端总会也亮起来了。 波德莱尔写道：美啊（他省略了“罪啊”两字），你来自天空还是深渊？你的凝视残酷而神圣。 附：一种比较简明的测试模型，将女性的美丽度指标定为四个层次： 、你真美——应该无须解释。 、你真好——无法用真美来描述，退而求其次，可以用真好来描述（古代纳瓦尔王后命令，女人到了三十岁，一律把“美人”的称号改为“善人”）。 、你妈妈真好——即：能把你这样比较丑的女儿养大，很不容易，令人肃然起敬，可谓真好。 、你妈妈真坏——即：居然生出这样丑陋无比的女儿，实在是对这个世界的犯罪，令人不齿，可谓真坏。 第86节 统计学 《万科》周刊 叶天蔚 第一次接触统计学，还是在小学时。虽然那时我们还很小，但当时接触的数学模型却非常先进，跳过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平方根自然对数，直接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微积分的运算：众多的微小量累积成一个巨大量，其模型主体为：“如果每个人节约一度电，那么……”；“只要每个人节约一分钱，那么……”。这是一种所向披靡勇不可挡的数学工具。简而言之，如果遇到一个像锅盖那么大的麻烦，我们马上就能拿出两个锅盖那么大的解决办法；如果遇到一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困难，我们马上就能变出三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应对方案，而且操作过程是如此地简洁明快与清晰有力：只要大致测算一下面对的问题，反过来除以几亿人民，摊到每个人身上，“如果”一下，问题立即就冰融雪解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几乎达到了杜甫笔下大宛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境界。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指点江山、举重若轻、谈笑间决胜千里之外的乐观主义，依然沁人心脾。 工作以后，接触统计学最多的机会，是在每次的工作总结之时。众所周知，工作总结是一种以乐观精神为主流思想的肯定性文体，统计数据则是支撑这种乐观精神屹立不倒的支柱。这一阶段的统计模型更加进步到非线性数学与混沌理论的层面。比如：第一年有不良资产100亿，减少30亿，成效喜人，还剩下120亿；第二年减少了40亿，成绩显著，还剩下170亿；第三年减少50亿，成果辉煌，还剩下190亿；第四年减少了整整70亿，成就惊人，还仅仅剩下220亿。整个系统看似不可预测的混沌，其实存在着系统的奇异吸引力，确定了系统重复的某种模式、一种滚滚向前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总的来说，自然世界是遵循会计原则的：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无论白云在天还是青水在瓶，一切都会归到会计报表的两端，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而人类社会则偏好统计原理，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奖给两位喜欢统计的家伙，计量经济学创始人RagnarFrisch（挪威）和宏观计量模型创始人JanTinbergen（荷兰）。英国政治家迪斯雷里说：“世上有三种哄人的东西：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换一种角度来说，世上有三样激动人心的东西：“宣传、要命的宣传、统计数据”。 当然，人类社会也是局部地遵循会计原则。比如，世有十毒：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显而易见，前五个项目属于资金运用，后五个项目属于资金来源。经常吃喝嫖赌的肯定坑蒙拐骗，经常坑蒙拐骗的难免吃喝嫖赌，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必有来源，两者必匹配。学问就是学问，道理早就被说透，在路的尽头等候。 对于一般人而言，和其它专业学科一样，全副武装时的统计学满身上下佩带着专业术语与复杂方程，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涉及的变量动辄数万个之多，标准差、中位数、常态曲线、离散分配、差异系数、临界区域等等概念、公式、图表像梦呓一样混乱。但当它卸下装备，赤裸入浴时，它总是单纯的。对于拥有话语权的权威者而言，统计只是他们得到支持其论点的一些最终的单纯数字的简单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适用广泛的定理：任何事情越到核心，就越简单。“一般的信徒总是要比红衣主教更加虔诚，这就是一切宗教能够存在的秘密。”《安德罗波夫传》一书的扉页上如是说。 统计有三大特性，可以用三句话予以简单的概括： 实用性：除了实情，数据能证明一切。 丰富性：统计就像比基尼，露出来的部位固然诱人，没有露出来的部分才是真正要命的。 公平性：我们相信上帝，其它人请用数据说话。 对于任何一个事件来说，实情只有一条，不实之情却有千条万条，可见统计的用武之地是如此地广阔。王尔德对女性曾经有过类似的赞美：女人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精明，除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其它的什么都瞒不了他们（这种夸奖，仅次于邱吉尔先生关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保守秘密的赞誉：她们忠心耿耿，担心一个人无法守住这个秘密，所以她们找了许多同伴来一起保护这个秘密）。可见统计学和女性的特点非常相符，加之统计学所拥有的比基尼特征，统计的女人味更加浓郁。 民主政治的运作立足于数人头，是统计问题。游戏规则很简单，人头有多少，权利有多少，只要脑袋都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手，二个手还是三个手的朋友，权利是相同的。专制政治的运作立足于砍人头，也是统计问题。商鞅变法的中心策略之一就是砍人头统计学，其《军爵律》曰“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拿一个敌人的人头来换爵位一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砍了一颗人头就能升为副处级干部，外加100亩地和1713平方米的住宅，简直像海洛因一样刺激，于是广大人民群众都亢奋得两眼冒火操起家伙就往前线奔，后来就六王毕、四海一了。有人比较节俭，觉得这种奖励力度好像大了一些，认为可以调整一下汇率，几个人头兑一个爵位比较妥当，这种为饿们秦王勤俭持家的精神是好的，但是统计学告诉我们，人头是有限的，砍得太少不好，砍得太多也不好。如果砍人头的速度大大超过长人头的速度，容易发生社会危机。南美阿兹特克人性格比较纯真，他们不恋权不贪财不好色，生活的惟一爱好就是去砍别人的人头向神献祭，他们的逻辑是完美循环的：只有进行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的人，只有用人献祭才能成功地进行战争。当时不少阿兹特克城镇几乎都有堆积如山数以十万计的人头，可见他们都工作得非常勤勉，所以后来大家都累垮了，几百个西班牙人一来，就把他们整个民族摆平了，这就是砍头砍太多的教训。鲁迅先生诗曰：“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忽而砍砍头，忽而念念佛，革命生产两不误，这样才是上好之选。就像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虽然他上任时砍了九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头，最后一仗砍了十几万羯陵伽人的人头，但后来忽而去念念佛了，于是国家安定富足，个人声名也流芳百世，是学习的好榜样。 统计工作中常常还存在一个问题，有时候需要矫正系统性的偏差，有时这种偏差会很大。电影《美国派》中就论述了三分之一与三倍偏差规律，即：如果一个男生说他和三个女朋友有过亲密接触，别相信，实际数字只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即一个；如果一个女生说她只和两个男朋友有过亲密接触，也别相信，实际应该是该数字的三倍，即六个。如果忽视了这种系统偏差，统计结果将会南辕北辙。我曾经看到一份号称非常权威并登载在国家级正规刊物上的统计报告，声称根据调查，男性的性伙伴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女性的性伙伴数量，说明男性更怎么怎么云云。这就是忽略了上述规律而导致的荒诞结果。在只有男女两性、且同性恋因素对男女的影响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谁能告诉我男性多出来的那些性伙伴是什么东西？ 伏尔泰说：常识是一种介于聪明和愚蠢之间的东西。日常生活时刻需要的统计，自然也是介于聪明和愚蠢之间的东西，并不時让我们迷乱于不知道世界和我们，到底哪个是蠢的。 统计有利于培育我们的悲观主义气质，增加我们的危机意识：比如，一个细菌的重量是万分之一克，假如其繁殖分裂完全按照理想情况进行，即15分钟分裂一次，每天分裂96次。一天半以后，其后代的重量将和地球一样；两天以后，其后代的重量将和太阳一样。想到实际情况是我们身边的细菌远远不止一个，到处都有数以百万千万亿万计的细菌在飘荡，就会知道小学时代的类微积分模型其实保守得像一个太谨慎守旧的老者。 统计也有利于培育我们的乐观主义气质，增强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你有父母两人，祖父母4人，太祖父母8人，假设你的列祖列宗都做到25年一代地结婚生子，倒推到1600年前（相当于东晋时期）的话，就有64代，那时你共有1850亿个祖先，很显然，那时根本没有那么多人，所以你的祖先肯定有重复，即大家远亲结婚混在一起了，也就是说，那时的每一个人，以及折算回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有极高的概率，高到几乎可以断定都是你的亲戚。地球一家，世界大同。 附带说明，如果有人骂你说要干你的十八代祖宗，不要生气、不要忧伤、不要着急，要相信统计、相信科学。根据统计，仅仅以第十八代这一代来算，你的祖宗就共有262144人，而1至18代祖宗则共计有524286人。即使对方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天干三个，也需要近480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要在40年内干完，那么平均一天要干36个，而这样他是无论如何连30岁也活不到的。总之，理论上对方是无法做到，可以放心，可以乐观。 统计可以增强我们对历史的接受能力：劳伦斯·克劳斯在《一颗原子的时空之旅》中有过非常有趣的统计：恺撒遇刺，临死前他深深地呼吸了最后一口气息。平时我们呼吸的每口气中大约包含6×1022个氧原子，假设恺撒用尽全力呼吸的最后一口气比平时大上四倍，那口气中包含了大约24×1022个氧原子。而在整个地球的大气中，氧原子的总数是约4×1043个，也就是说，按平均计算，在大气中，每1022个氧原子中，包括了恺撒最后一口气吸过的5个氧原子。如果我们肺活量不变，此刻还是每口气呼吸6×1022个氧原子的话，那么，此刻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次呼吸中，平均都有3个恺撒最后一口气中的氧原子。可以证明：我们都是曾经间接地参与了伟大历史的一份子。 统计同样可以增强我们对现实的选择能力：前苏联的拉里科夫跟踪研究15000名调查对象，初步统计表明，其中70%—80%是因为爱情而结婚的，15%—20%是因为人人结婚才结婚的，3%—10%是因为个人利益而结婚的。进一步统计显示：因为爱情而结婚的人，百分之一百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利益而结婚的人70%感到不幸福；因为别人结婚所以自己也随大流随便结婚的人55%不幸福。可以证明：如果你希望婚姻幸福，只要这个婚姻不是基于爱情，那你还是有指望的。如果你还是堕落到非爱不嫁非爱不娶的顽冥程度，那就属于自作孽了。善哉，善哉。 第87节 向谎言的遗体沉痛道别 《万科》周刊 叶天蔚 ，这个激发世界人民内心深不可测好奇欲的媒体大师，这个被世界传媒人所冷淡漠视鄙夷嘲笑的小报新闻先锋逝世了，那一天是2004年1月26日，他享年56岁。我很惆怅，持续一个月。 从雅虎的接受邮件组浏览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死亡将作为一个笑话的破灭而流传。他的确是笑话和谎言的综合体，他的死仅仅能引起我这样热衷“有趣味的胡说八道”的人的惆怅，我的惆怅是对谎言的遗体道别。 我必须在EddieClontz死后苦恼地指出这点，惆怅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传媒人实在太闷了，尽管制造了不比EddieClontz少的胡说八道，但都不如EddieClontz那样精致、有品味和有趣。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真相与报道之间的关系。一些刻板的老者说，报道必须反映真相，但是老者们没有进一步解释，报道的背后都有一双眼睛，每件事经过观察者的眼睛都会带上主观色彩，没人可以准确无误看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许多新闻从业人员都要与一种远离事实的诱惑抗争。 这种诱惑也曾经在我身上多次发作，诱惑的驱动力是我们都想报道一种不同寻常的事实，正所谓不是“狗咬人”而是“人咬狗”。是那种叫人惊得掉下巴的事。我们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那么多惊异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陷于生活平庸的细节中，任凭这平庸的细节之海溺死我们体内的欲望和热情？ 说，真相我不关心，或者它就是狗屁，我只是屈从于诱惑，我是诱惑的奴隶。呵，EddieClontz是个坦诚的人！ 领导的是《世界新闻周报》，他的乐趣是发表他能收集到的最疯狂的故事。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个主编而是个杂技团长”，他的任务是将读者带到他的帐蓬里，看他安排的无穷无尽的梦幻、怪诞的表演。别人咒骂他：“是以捏造稀奇古怪的假新闻博人一粲为业”。EddieClontz接受了这个咒骂，并表示他决不辜负这个咒骂。 我必须承认，我是EddieClontz迷，当然，我自己是个还算守规矩的写字匠，而我的知识取向又对明星八卦桃色绯闻不感兴趣。EddieClontz那些大量涉及政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充满想象力和变形力的假新闻对我构成了吸引，它是一种清凉的调节剂，而且EddieClontz并没有像中国的中年人所热衷做的那样，逼迫你相信它是真的。 比如，《世界新闻周报》的头条新闻经常是这样的：“考古学家在新泽西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中部地球”、“七个国会议员是巫师”、“少数恐怖分子伪装成土地神”。不得不承认，这些谎言报道非常有趣味和想象力，至少要那些力求圆满的新闻人才能制造出来。 《世界新闻周报》在1981年拒绝了可耻的娱乐界名人花边报道，把注意力放在报道外星人、恐龙、巨大的蔬菜，以及通过读者的车钥匙形状来进行精神分析的题材上。美国人的趣味的确不低，很多人竟然和我一样，于是，《世界新闻周报》在最红火的时候发行量达到了100万份。 透露，他最欣赏的报道是《猫王还活着》，这篇奇文在1988年问世。1991年，关于蝙蝠男孩的报道也让Clontz非常安慰，他认为这是对人类变形力至高无上的考验，蝙蝠男孩有着巨大的耳朵以及琥珀色的眼睛，以每天吃自己体内的昆虫为生，他在西弗吉尼亚被一些没有姓名的科学家发现。 最钟爱的两大报道都有漫长的马拉松接力。猫王时不时会出现，蝙蝠男孩逃了，之后又被FBI捉住了，陷入爱河，还投票支持戈尔当总统。读者们写信来讲述后续的新闻线索，无论真假他照单全收。1993年，Clontz先生以大标题“猫王死了，享年58岁”，终结了猫王的故事。 因为比较长时间关注Clontz，我大致知道了他的人生历程。他16岁辍学去做收贝壳的渔民，之后到《北加州地方报》当个小工友，接着去了《佛罗里达报》，最后在棕榈滩一个倒闭的渡假胜地里租用了一间破烂不堪的办公室，开始娱乐并恐吓美国的正人君子。 他一开始在自己的报纸里发表匿名文章，不过观点党派性不清楚，忽而左派忽而右倾。他清楚地表示自己仇恨外国移民、瑜珈、鲸、车速限制，还讨厌比萨饼上的菠萝。他喜爱鞭打、电刑和啤酒，他对女人的态度非常含糊摇摆，以至于我在这一点上对他特别不满意。 最欣赏的新闻发掘模式是：创意来自“自由撰稿人”，职员负责筛选。 这些自由撰稿人越来越懒，他们现在越来越不爱写字，而是打电话述说故事，职员负责筛选和整理。Clontz要求职员们常常阅读其它严肃报纸的严肃报道，“因为我认为，我的下属需要保持一种严肃的直觉，即使是在制造荒诞故事的时候，也要通过道貌岸然的文字和严肃认真的专业精神来完成。”当然，Clontz认为，“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必须保持对疯狂及怪异事物的敏感。”一旦发现了金子，他就命令职员快速跟进，催促他们用“巨大的水枪”把故事喷到一个更具诡秘性和想象力的高度。 如果一个报道再不能“后续玩”下去，他就用经典的“Clontz式脱身法”快速脱离出来。比如，一个怪人追踪报道不能再持续下去，那么他会把这个家伙放到玻利维亚去，这个地方适合“名人玩失踪”游戏。如果故事依赖科学研究证明，他会确保那些头衔模糊姓名不详的科学家是罗马尼亚人。他亲自捉笔那篇“佐治亚州的居民被巨大的鸡恐吓”的报道，他仔细地检查了佐治亚州的居民公用电话薄，必须确保这些居民的名字不在公用电话本上出现。 最后，交待一下，在准备写这篇纪念文章的那个夜晚，我抬头看了一下好长时间都没仰望的星空，城市光依然强，星星模糊不见。我突然悲伤地想，如果Clontz的讣告是放在《世界新闻周报》该多好啊！至少让我们丧失星光的世界变得不那么越来越乏味。 |
若某企業的長期資金對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為150%其所透露的資訊為: a長期資金足敷使用b短期資金有移作長期使用c每一元負債可創造1.5倍利潤d公司大量運用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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