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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语小知识

越南语是亚洲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国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越南的官方语言。从来源上划分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目前使用的文字书写系统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使用者现在分布于越南沿海平原越族（也称京族）聚居地区。目前全球总使用人口有9000多万。此外在中国广西防城县沿海京族聚居地区也大概有1万人在使用越南语。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的语言都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比较多，但越南语是个例外，跟朝鲜语、日语一样自古受到汉字文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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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漢字文化圈的重要传统節日，起源于中国，为每年的農曆八月十五，約在公曆的9月初至10月初（在約9月7日至10月7日之間）。在漢字文化圈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按照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在中国古代称为仲秋，因此民间称为中秋，又称八月節、八月半、月夕、月節、 十五夜，是漢族四大傳統節日之一。

中秋最早出現于《周禮》，《禮記·月令》上说“仲秋之月養衰老，行糜粥飲食”，也提到中秋有拜月的活動，但並無說明是八月的哪一天。明清時期，中秋節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大傳統節日。《正德江宁县志》载：“中秋夜，南京人必赏月，合家赏月称為‘庆团圆’，团坐聚饮稱為‘圆月’，出游待市称為‘走月’”。

中秋節也是農作物收穫的時節。有民俗學家認為，中秋祭月是源於慶祝秋季豐收，同時也會祭拜土地神，是一個感謝神恩的節日，因此屬於豐收節[2]。此外，關於中秋節由來的傳說還有東亞各地皆有的月兔傳說、中國地區的嫦娥奔月、越南的阿貴傳說等等。中国裴寂在八月十五日征討隋兵的傳說，皆是近代才盛行者。

中秋习俗[编辑]

中秋節在各地雖然發展出不同習俗，但有些習俗是各地皆有的。赏月是各地中秋节的传统活動之一，《礼记》早有记载“秋暮夕月”，意为拜祭月神，逢此时则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香案。至唐宋时期，赏月之风更盛。也有祭月的儀式。中秋節也是一家團圓的日子，人們都會回到家中一起吃飯、團聚，並且會祭祖，感謝祖先庇佑。也會吃特定的食品，不少都與月亮、團圓有關，這些食品同時也是祭月的祭品，如華人（漢族）都有吃月餅的習俗[3]，日本人（大和族）則會吃月見糰子，部份地區會煎太陽蛋，月餅、月光餅、月見糰子、太陽蛋都呈圓形，代表滿月，朝鮮族所吃的是半月形的松片，象徵月亮由虧轉盈。此外，時令的水果和其他農作物如楊桃、柚子、芋头、栗子、菱角、梨子、柿子等，在農耕社會中是農民秋季的收穫，也是中秋節的食品和祭品。

中國南方和越南還有提燈籠的習俗，有些地區還會舉辦大型的綵燈會。這個習俗也隨著早期移民南下而流傳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人地區。

中秋節也是桂花盛開的時節，賞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也是中秋節的常見習俗，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各地特有習俗[编辑]

中國大陸[编辑]

在中國大陸南方許多地區（如江西吉安、廣東潮州地區與四邑地區、福建晉江）保留着燒塔的習俗。一般於農曆八月十五日當天或此前的若干天晚上舉行，多為青少年參與。

在廈門，中秋節有中秋博餅之習俗。内容是投掷六粒骰子，利用结果的组合来决定参与者的奖品。始於清初，是鄭成功屯兵駐兵時為解士兵的中秋相思之情、激勵鼓舞士氣而發明的。

而在湖南与贵州，流传着“偷吃”的风俗习惯。每到中秋节之时，家家户户都会把前门、后门半开着，任由他人进户拿取食物，且食物被“偷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4]

四川民众在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还要“打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有的地方会点亮桔灯，悬挂在门口；也会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在街头挥舞，这种习俗被称为“舞流星香球”。[4]

在湖北等地过中秋节的习俗是人们要在中秋节前的约半个月开始送礼。按照中华传统习俗，晚辈必须要看望长辈，给长辈送礼，常见的礼物有月饼、红糖、肉等。中秋节当日的傍晚，是全家老少聚餐的时间，有的在家中准备盛宴，如果房屋带有庭院，则把餐桌搬到户外，吃完饭后吃月饼， 边吃边赏月。而现在更多人选择在酒店订座。湖北境内的土家族在中秋节有“杀鸭子”、“摸秋”、“拜月”等习俗，这些都是土家族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而吃月饼则是土家族与汉族共同的习俗。[5]

在山西太原、晋中地区过中秋节时会有吃「月明扁食」的習俗，其形似月亮，饺子数量等同于该年阴历月份个数，即今年不闰月则12个，每多闰一个阴历月则加一个。

在宁波，中秋节通常在农历八月十六度过，相传为纪念南宋丞相史浩母亲的寿诞，或另有说法为史浩骑马回家乡过中秋节的途中，因所骑之马受伤留宿绍兴，赶回家乡已是八月十六，而百姓皆等史浩归来才过节。[6]

在嘉義民雄的鳳梨田旁的土地公拐，中秋節後民間感謝土地神，而將金紙和線香包在竹杖上的祈福儀式。

在臺灣，認為土地公（河洛裔台灣人稱呼）、伯公（客裔台灣人稱呼）是八月十六日成道，但順應中秋，一般以八月十五日祭拜土地神。扶鸞的信眾以孔先師在八月被曹操所害而兵解，併於中秋佳節祭祀之。

除了吃月餅、柚子和賞月，高雄美濃的客家人於中秋節宰食水鴨公，宜蘭還吃一種以麵粉製成，中間抹上黑糖烘焙而成的「菜餅」；南部地區也有在中秋節吃麻糬及火鍋的習俗。[7]

臺灣從1980年代起因為萬家香醬園的廣告台詞口號「一家烤肉萬家香」而開始盛行中秋節烤肉，中秋節前後家家戶戶晚間在戶外或住家門口烤肉，親友團聚並施放煙火慶中秋。[8][9][10]

馬祖[编辑]

在馬祖，南竿鄉仁愛村（鐵板村）在中秋時堆磚成塔，各家戶準備可燃之廢棄物於塔中（寓為除舊迎新），塔上留孔以便投入火種，能投中者視為吉祥好運，又稱「燒塔節」，此傳統在中國閩東一帶已傳承百年，古屬福州地區的馬祖便有此中秋禮俗。[11]

韩語稱“秋夕（朝鮮語：추석／秋夕）”、“仲秋節（朝鮮語：중추절／仲秋節）”或“嘉俳日（朝鮮語：가배일／嘉俳日）”，是韩国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傳統節日。人們會去掃墓，並用新收穫的穀物和果實祭祀先祖；他們也會回鄉探親還有向親朋戚友送禮，所以英文亦把韩国的中秋節叫做“韩国感恩節”（Korean Thanksgiving Day）。

日本的传统的中秋节被稱爲十五夜，与中国人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不同，日本人在赏月的时候吃江米团子，称为“月见团子”。由于这个时期正值各种作物的收获季节，为了对自然的恩惠表示感谢，日本人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日本人也會賞月，稱之為「月見」（月見）（日语：月見／つきみ Tsukimi ?），屋內會陳列賞月團子（日语：月見団子／つきみだんご Tsukimi dango ?）、芒草（日语：すすき Susuki ?）、芋（日语：里芋／さといも Satoimo ?）等。

自1991年來則流行在中秋節前後吃麥當勞的月見漢堡[12]。

琉球[编辑]

越南人农历八月十五过中秋节（越南语：Tết Trung Thu／節中秋*/?，此处“節”使用的是喃音，“中秋”為漢越音），也有人称其为「望月节」（越南语：Tết Trông trăng／節𥉩𣎞*/?）。中秋节也是越南儿童的一个节日。当晚，孩子们聆听关于阿貴傳說（越南语：Truyền thuyết chú cuội／傳說呪𥖩*/?）[14]的传说，去看舞狮，有的还得到父亲给他买一个用来舞狮的狮子跟朋友们一起玩耍。 越南孩子在中秋夜均要提鲤鱼灯出游玩耍，还预示长大“跳龙门”之意。

漢字文化圈，（舊字形：漢󠄁字文化圈、日语：漢字文化圏、韓語：한자 문화권、越南語：Vùng văn hóa Đông Á）又称漢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東亞文化圈，是指歷史上受中国文化中的漢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能使用漢字作為主要書面語之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的涵蓋範圍廣泛，以中國為絕對核心，包括歷史上曾向汉地朝貢過的國家、民族或部落，與現代劃分之東洋地區在很大程度上重合，包括中国大陆、澳門、香港、臺澎金馬、越南、朝鮮半島、琉球群島與日本列島等。這些地域在古代均以農耕社會為主，接受冊封體制型的外交模式，並且以漢字為最高級的外交用語。東亞各國從中國的歷代王朝中引進各種服裝、建築、音樂、宗教和節日習俗，經過長時間的本土化後，均發展出和中國類似之文化，但也能對中國保持著自己的獨立特色。

「那個老人七十二歲」在漢字文化圈內各主要語言中的表達

漢字誕生地漢地以及周邊的越南、朝鮮半島、日本等地，歷史上完全使用漢字或與固有文字混合使用，古代官方及知識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和朝鲜稱為“漢文”）作為言文不一致的冊面文體。於現代朝鲜語、越南語和日本語中，六成以上詞彙都是由古漢語派生出之漢字詞所組成。另外日本假名和越南喃字皆是從漢字衍生之文字，朝鮮半島諺文雖為固有文字但亦能跟日文假名一樣同漢字混合使用。

命名、詞源及別稱[编辑]

雖然漢字文化圈在東亞古代確實存在，但是在20世紀之前，“漢字文化圈”這個稱謂卻不存在，文化圈中的國家們也沒能發明出一個專用名詞來形容它。

日本歷史學者西嶋定生在1962年提出了“东亚世界论（冊封体制論）”[註 1]，讓東亞的歷史學第一次在學術層面上接觸到了「文化圈」的概念。然而，西嶋定生主要以冊封體制為論述主體，而非文化圈本身，故漢字文化圈的概念在此時依然也沒有得到確立。

漢字文化圈首先以“東亞文化圈”的名稱存在，目前找到的最早來源是德語的“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意為中國文化圈）”[2]，日本的語言學家龜井孝在1917年翻譯這個德語名詞時，將後半部的“Kulturkreis”譯為“文化圈”，而前半部述語則刪去“中國”一詞，改以“東亞”形容之，以避免日本在其中處於從屬地位。

但是，日语里的「東アジア」和歐美所定義的不同，在二戰前也可以指大東亞共榮圈，包括東南亞和印度。為了迴避帶有強烈法西斯色彩的 "東亜"，日本人在二战戰敗后创造出「汉字文化圈」來代替，龜井孝宣稱自己為創造者，但具體無法考證真偽[註 2]。再加上，如果按照歐美對東亞的定義，越南是屬於东南亚而非東亞的，這樣包括了越南的“東亞文化圈”就不符合地理現實。在此之下，“漢字文化圈”的使用頻率就得到了提高，“漢字”被认为是一個比“東亞”更加精確的用詞[註 3]。

不過，以“漢字文化圈”為正式名稱的說法也不是完全正確。“文化圈”也能翻譯為「文明圈」，綜合地名、文化因素、宗教、书面用语考量的話，“文明圈”一詞比“文化圈”有著更多的包容性。同時，因為圈內國家接受的並非是中國的所有文化，僅僅是中國漢族所創造的那一批漢文化，所以稱之為「漢文化圈」亦可[3]。最後，由於中日韩越四国的文字发展已經產生了巨大差異，现代的朝鲜半岛和越南使用汉字的频率極低，甚至在越南已經不需要讀寫漢字就能進行日常生活了，所以還用“汉字文化圈”為正式名稱的話会显得欠缺中立。

目前為了方便讀者查閱，本條目依然以“漢字文化圈”為主要標題。

在东亚的亞洲歷史風貌的分佈圖。紅：歷史上使用漢字，綠：歷史上使用的文字源自印度，藍：其他。

相關研究[编辑]

南北朝至宋代[编辑]

在考虑作为历史学概念的汉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时候，西島定生（日语：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假定的从南北朝时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为第一参照例。以西島的「東洋世界」的定義为指標，除了册封体制，还包括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这个指标的主要朝贡国有新羅（朝鲜半島南部）、渤海国（朝鲜半島北部及中国东北东部）、倭国（日本）。这个以外，没有引入律令制的国家如高句麗、百济也应纳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北宋以后，高丽国取代新罗，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国（越南）。

此外，关于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漢籍資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東洋世界」朝贡国[4]。另外，辽、金、西夏长期军事威胁北宋、南宋，多数场合不使用汉语文言文，而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註 7]。

明代以后[编辑]

自明朝恢复“册封體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鮮、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島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統。文言文（即漢文）的导入促進了用汉字來表記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鄉札、口訣[註 8]、谚文并非直接从汉字派生出的文字，但其音节文字的特点明显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發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由此各国逐漸确立了「本民族文書系統」。不过，直到近代以后，这些书面语言才获得了优于文言文的官方文字地位。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综摄（syncretism，“辑合”），在民间普及。儒教由於與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徵，以中國为中心分布开来。

形成要素[编辑]

根據日本學者西島定生的「東洋世界」的定義为指標，漢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以下幾點：

共同文化特徵[编辑]

漢字文化圈各民族在社會上，歷史上，或生活上曾經或現在依然擁有許多類同文化，大概可歸類如下：

曆法與歲時民俗[编辑]

漢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國的夏曆及其歲時祭享之俗。中国的曆法，是从夏朝開始的，所以又叫夏曆。[7]漢人周年作息，隨月令二十四節氣而為生活節奏。自《周書》「周月」、「時則訓」所見，有四季——春夏秋冬，再分十二個月及二十四節氣。古有"三正"之说，夏正建寅（孟春正月），殷正建丑（季冬十二月），周正建子（仲冬十一月）。中國以正月為歲首源自“行夏之時”是儒家的治國要義和神道設教的深意，可謂傳承先聖之天時要義。[8]歲時曆法見於《禮記·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紀》、《管子·幼宮》、《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既反映了其编定成书以前有关的岁时民俗，也是成书以后的岁时民俗的直接源头。岁时民俗就脱胎于月令文化以及与月令有关的文獻，与四时相对应，每时都有一班帝神，与时月、天氣的变化相对，每个月各有相应的祭祖规定和礼制。

中國的歲時、歲事、月令、時令在日本被稱為“年中行事”或者“名節”，在韓國稱為“歲時風俗”。[9]江戶時代齋藤月岑著有《東都歳事記》，朝鮮時代柳得恭著有《京都雜志（경도잡지）》（1800年前後）、金邁淳著《洌陽歳時記（열양세시기）》（1819年）、洪錫謨著《東国歳時記（동국세시기）》（1840年前後），其中多引用中國古典，仿宋朝故事，慕華思想深厚。

禮儀文化[编辑]

服飾[编辑]

東洋文化在儒教的影響下，以四書五經為基礎形成了相似的冠婚喪祭的習俗，以及衣冠制度。[10]

成人禮[编辑]

依儒家傳統，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取表字，[11]女子行笄禮，[12]為成人之道。[13]

君主、王公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周文王十二岁而冠，周成王十五岁而冠。後世民間流行早婚，婚前也經常行成年禮。華人某些族群當中有十六歲舉行民俗成人禮的習俗，如潮汕地區的出花園、臺灣閩南人的做十六歲、馬祖地區做出幼等。亦有些地區把成人禮和婚禮合流，新人在婚禮前夕上頭，蜑家人則有脫褐。這些皆是傳統冠禮和笄禮的簡化和變異。日本近代以來稱之為成人式。朝鲜的規定亦相似。[14]

婚禮[编辑]

東洋各國皆以婚禮六禮為基礎，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15]現時東亞文化圈的傳統婚禮多以《朱子家禮》為藍本再本土化，如把納吉、納徵合為一禮，傳統婚書中的「三書」亦得到保留，其中主要保留禮書，有些會省去聘書或迎書。婚後禮的婦見舅姑禮至今仍然十分受重視，即使一些新人改用西式婚禮或其他非傳統形式的婚禮，甚至裸婚，結婚後新人仍然會依照傳統拜見新郎的父母，代表婚姻得到男方家族承認，女方正式成為男方家族成員。

喪禮[编辑]

東洋各國都遵循喪服、喪制的禮儀，以五服界定喪服及喪期，主要表現為守孝、招魂等等禮節。參與喪禮的賓客會給予喪家賻儀，喪家亦會回禮。

祭禮[编辑]

根據儒教經典，漢字文化圈都祭祖，祭祀日月、星辰、社稷、山川、大儺。還有祭孔和朝鲜釋奠祭（석전제）。

政治意識[编辑]

文字與文學[编辑]

工艺技术[编辑]

中国的工艺技术可追溯到《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六门工艺里的三十个工种，包括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等，包括木工、金工、皮革、染色、琢磨器物及制陶等内容。韩国与日本，在传统工艺的很多方面，是直接学习或者继承了中国的技艺与造物精神的。古代日韩工艺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即包括工艺技巧、工艺形式等的传授和模仿，也包括深层次文化观念的借鉴和学习。比如漆器工艺是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在南线，中国漆器流通主要在与百越、安南、身毒、暹罗等国之间，并通达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区。[17]螺钿技艺的传入对於朝鲜半岛漆艺的影响意义重大。[18]

生活文化[编辑]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更充滿信心與優越感，認為落後的地區會被中國吸引，前來朝貢。中國文化可以不斷的擴大，達到「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秦始皇設象郡，將越南北部首次納入版圖。

漢初，趙佗滅安陽王，設交趾、九真等郡，將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

魏晉南北朝[编辑]

高句麗、百濟、新羅鼎足而立。 半島北部：永嘉之亂後，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南下佔領了樂浪、帶方兩郡，將疆域拓展到朝鮮半島，同時與分裂的北方中原諸政權維持友好關係。 西元五世紀初，全盛時期的高句麗與東晉結盟，形成與中原王朝南、北兩面外交關係。429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成為地道的半島國家。 半島南部：百濟位於半島西南部，臨黄海，曾長期與高句麗為敵，與東晉、南朝較為密切。新羅位於半島東南，臨日本海，初期透過高句麗吸取中華文化，與北中國的關係較為密切。六世紀以後新羅興起，朝鮮半島上形势產生變化。高句麗聯合百濟，以壓制新羅，新羅轉而與中原國家較為密切。 372年高句麗設太學、傳入佛教、頒律令（初期以高句麗為最盛）。384年百濟設太學、頒律令。

與南朝建立朝貢關係。根據南朝史書的記載，倭五王的倭國繼百濟、高句麗之後，在五世紀中與南朝建立朝貢關係的第三個。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濟傳入日本。同時期，中國的儒教、易學、曆算、醫學，亦先後由百濟傳入日本。

隋唐、五代十國、宋遼金夏[编辑]

朝鲜

朝鮮半島初次出現統一王國。隋唐帝國一再對高句麗用兵，在新羅的幫助下，唐于660年滅百濟，668年滅高句麗。朝鮮半島首次出現統一王國統一新羅。西元583年，新羅始頒佈律令及允許傳佈佛教。政治、經濟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羅創出用漢字來標音的「吏讀文」。科舉考試指定書籍是儒家經典。大量派遣留學生至長安的太學，如崔致遠高中唐科舉進士，且嫺熟漢文，歸國後，備受國人推崇。

西元7至9世紀，中國進入隋唐時代，日本逐漸進入主動、直接吸收中華文化的時期，是歷史上吸收中華文化最多、最快的時期。 從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國，往後二百五十年間，遣使不斷。透過使節來華的留學生、學問僧，唐代文化大量傳入日本。 天皇名稱、“日本”國號的確立、中央體制、地方制度、考試制度、土地田賦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為藍本。

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響深遠，此兩京的建築系仿自唐長安城。 日本人借用漢字偏旁發明「片假名」、根據漢字草書發明「平假名」。奈良時期，中國的成實、三論、法相、俱舍、華嚴及律宗傳入日本。至京都時期，在傳入天台與真言宗後，完成了大乘佛教的東傳。

藝術、娛樂方面，唐朝各項藝術娛樂傳入日本，如圍棋、書法、音樂、舞蹈等經過消化改造，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唐設安南都護府，為中國唐朝統治時期。

唐昭宗天佑三年（906年），加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成为越南实际自治的开始。晋出帝天福四年（939年），吳權建政稱王。

968年（北宋时），丁部領統一國境，立国号为大瞿越，建立丁朝（當時國境相當於現時越南的北部）。丁朝與宋朝的使節來往頻繁，建立宗藩關係[註 9]。

元明清[编辑]

文化交流紀實[编辑]

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常和朝鮮的儒學者用漢字筆談的方式來爭論儒學問題；明清时代前來中國大陸朝贡的使节团當中，安南（越南）使節與朝鮮使節曾經互贈漢詩。而古代琉球國亦曾發生朝鮮國漁船迷航，而由琉球王國協助後送返朝鮮的事件，當中琉球國王致朝鮮國王的文書[註 10]自然也用漢文寫成。袁世凯、马相伯可以与朝鲜国王、官员笔谈。黄遵宪等可以与琉球人、日本人笔谈。[31]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黎庶昌、王照不懂日语也可以直接与日本人笔谈。[32][33][34]

即使在現代社會，利用漢字的筆談也為東亞人民之間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韩国首爾市立大學教授金榮旭指出，越戰期間，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南韓國軍排長在與越南當地村長以漢字筆談後，讓這個小村落的無辜村民逃過了美軍的猛烈轟炸[35]；一些韩国游客在前往中國旅行時，因水土不服而瀉吐時，向中國藥劑師遞上寫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條後，即迅速獲得處方[36]；也有台灣遊客在日本旅行迷路時以漢字向當地的日本人問路而得以到達目的地。

《印度支那物語》（日语：インドシナ物語）的作者日本人丸山靜雄在越南采訪時的曾與當地越南人進行過筆談（1981年前）。以下摘錄自原書章節：

わたしは終戦前、ベトナムがまだフランスの植民地であったころ、朝日新聞の特派員としてベトナムに滞在した。わたしはシクロ（三輪自転車）を乗りついだり、路地から路地にわざと道を変えて、ベトナムの民族独立運動家たちと会った。大方、通訳の手をかり、通訳がいない場合は、漢文で筆談したが、結構、それで意が通じた。いまでも中年以上のものであれば、漢字を知っており、わたしどもとも漢字で大体の話はできる。漢字といっても、日本の漢字と、この地域のそれとはかなり違うが、漢字の基本に変りはないわけで、中国－ベトナム－朝鮮－日本とつながる漢字文化圏の中に、わたしどもは生きていることを痛感する。[37]

汉语譯文：

（二戰）終戰前越南還是法國殖民地的時候，我曾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員到過越南。我特意乘坐越式三輪車，行於胡同小巷之間，與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家們見面。大多時候，靠翻譯员的幫助，翻譯员不在的時候則用文言文筆談，效果很好，因此可以互通意義。現在中年以上的人大都識漢字，我也大體能用漢字交流。就漢字而言，與日本的漢字相比，雖然兩個地域（日本和越南）完全不同但漢字基本沒有變化，我深深的感覺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中国－越南－朝鮮－日本共同組成的漢字文化圈中。

18世纪之后，中國在多场对外战争中战败，朝贡体系下的各屬國對中国的国力产生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擺脫落後文化的象徵，部分地區開始實行漢字廢止政策。

17世紀由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茲（Alexandre de Rhodes）为越南语設計的國語字（越南语：Chữ Quốc Ngữ／𡦂國語）被后来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广泛推广，虽然当时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纪中后期，其逐渐取代了傳統的儒字（漢字）和喃字，成为越南国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纪後半叶以後，理解漢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專家以外，變得很少。

韩国使用的漢字，只用作併記，注解和消歧義。二戰后，朝鮮王朝的第4代國王世宗所創造的朝鮮文字——諺文（언문、한글）被普遍使用，報紙上漢字的使用頻率也不高，一般只會用於迴避歧義的詞語時使用（参看朝鲜漢字#文字戰爭）。朝鲜甚至已經完全廢除漢字，除了日常語言外，法律也不採用漢字書寫。

日本雖然繼續延用漢字，但近年來年輕人的漢字水準較老一輩低落，部份漢字詞彙只能用假名（仮名、かな）的書寫方式來代替。

目前除了中華民國、香港、澳門一直沿用傳統漢字（在臺灣稱國字或正體字、在港澳稱繁體字）外，部分使用漢字国家的政府确定了汉字的简化方案，如日本汉字採用新字体（舊字體在现代日语仍可交互使用）、中國大陸採用简化字為主。漢字在新加坡以及其他除馬來西亞之外的东南亚華人地區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頻度很少，不过也有自己的简化方案（或比照简化字，但中文傳統漢字在民間仍少量通用）。而馬來西亞華人地區的漢字使用頻率極高，且隨著華人受教育程度逐漸提高的影響，早期民間自創的簡化字早已逐漸被遺忘，改為採用中國的簡化字，而大部分中文報章的標題都會使用傳統漢字。另外現在的越南及朝鲜，漢字的使用頻度已比以前少很多。在美国和加拿大等海外华人的地方也有以汉字为主的报纸。

漢字是東亞國際文字的觀點到近年逐漸受到關注。隨著韩国、台灣、中国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啓示，東亞共同體建立的呼聲也逐漸提高。特别是以中国复兴为重要因素，使得作為東亞國際文字的漢字的重要性將被重新評估。另外，近年来，在原汉字文化圈各国各地区亦出现呼吁东亚国家统一使用《康熙字典》标准汉字的建议。那些過去屬於漢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丟掉了漢字的國家，也逐步意識到漢字的重要性，他們發現漢字能使不同語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溝通，與表音文字相容並存，不但能保存獨特民族語言，又能使不同民族藉漢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溝通，使「漢字復活」的呼聲也開始被倡導。